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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1, 2009
《電影筆記》：要怎麼定義《和巴席爾跳華爾滋》這部片呢？
佛爾曼：不該是由我來定義它。在坎城的時候，大家說這部片是動畫式的紀錄片。在以色列，我將本片報名以色列電影學院影片競賽，報名的單元是「劇情片」。我希望這部片至少能夠為各個類型的定義增加更多的彈性，為擴張每一個類型的邊界作出一些貢獻。
（周星星說明：原先故意漏譯一段，至今才補譯完。請先閱讀上面的上篇，再閱讀本篇，全套就是完整版。別的地方，都還是漏譯一段的未完整版。）
《電影筆記》：從什麼角度看，這會是一部很自傳的影片？您個人的記憶以及以色列這個國家的集體記憶，彼此之間是什麼關係？
佛爾曼：整部片全部都是我的自傳。它的出發點是一件很特別的事件：當我四十歲的時候，我決定轉換人生跑道，因為不想再因為當備役軍人再執行我的兵役。所以，我跑去看軍醫的心理醫生，跟他談論我以前的軍事生活。很自然地，我首先會提到黎巴嫩戰爭，然後，這時我才瞭解到我是把這整個戰爭經驗全翻過來又再複習一遍，畢竟這二十二年來我從未跟人談過這些事。於是，我決定要找找我以前連上的伙伴，而且我在他們那兒也發現到一模一樣的事（譯註：指從不談論這場戰爭但又一下子把往事重新翻出來）。這並非真的是失憶症，其實比較像是跟我們的日常生活相當不同的一個主題；或許在經歷過這種創傷之後，這才是能夠讓我們回到正常生活的方法。這種重翻往事的現象，其實也就是以色列的集體歷史的一部分：在「大浩劫」(la Shoah) 之後，而且經過了這麼多年，我們一直避免再談論集中營的事，就好像這件事是個禁忌一樣。（譯註：『大浩劫』(Shoah) 是希伯來文，專門指德國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屠殺尤太人這場大浩劫。）
《電影筆記》：在一九八○年代跟一九九○年代拍攝的關於黎巴嫩戰爭的以色列影片，像是哈伊姆․布札格洛 (Haim Bouzaglo) 的《櫻桃的季節》(La Saison des cerises, 1991)、艾朗․黎克里斯 (Eran Riklis) 的《世界盃冠軍賽》(Cup Final, 1991)，跟你們的比較新的談同一場黎巴嫩戰爭的影片，像是您的這一部片以及約瑟夫․席達 (Joseph Cedar) 的《前陷風暴》(Beaufort, 2007)，兩代之間有些什麼差別？
佛爾曼：一九八○到一九九○年代拍的影片，是直接跟立即地針對那場戰爭以及介入的政治力加以控訴。當今的影片，觸及的比較是戰爭後的創傷這一面，以及戰爭帶給阿兵哥的心理衝擊。這主題是要讓時間層面成為必要，我們才能全套地衡量這個主題。
此外，黎巴嫩戰爭是以色列主導的第一場並非是防禦性的戰爭。這是我的國家第一次計畫好要突擊侵佔鄰國的戰爭。照這樣看，打從一開始，這場紛爭已經引起很多軍人抱持疑慮，質疑這戰爭的政治道義跟道德道義何在；尤其，在薩布拉 (Sabra) 跟夏提拉 (Chatila) 這兩地的屠殺之後，這樣的疑慮更加明顯。所以，這就是其中的一個理由視黎巴嫩戰爭是一件造成創傷的事件，不單獨指身為獨立個體的阿兵哥們，也是對以色列這一個國家造成集體的創傷。
《電影筆記》：有哪些戰爭片，讓您覺得印象很深刻？
佛爾曼：我最主要是被那些「真正」參加過戰爭的導演（例如山姆․富勒 (Samuel Fuller)）拍過的戰爭片影響很多，這些片被一種解除迷思的視見 (vision) 浸透，而非把戰爭英雄化起來。這些導演用日常生活來表現出戰爭：等待，無聊，體力上的支出，疲憊，汗水，混亂一片。我一直有個感覺，那些沒參加過戰爭的導演，柯波拉 (F.F. Coppola) 也是，都被戰爭的奇觀迷惑住了，他們真有點愛上他們自己拍出來的影像。我是盡可能要避開這種戰爭的「很光榮的」影像。此外，我也受一些我年輕的時候看過的影片（一九七○年代）啟發，這些影片有的時候是以一種很喜劇的方式來處理戰爭的荒謬性，以及戰爭比較超現實的面向，跟戰爭的瘋狂：這些影片大致是《外科醫生》(M.A.S.H.)、《二十二支隊》(Catch-22)、《第五號屠宰場》(Abattoir 5)。
《電影筆記》：您對二○○六年第二次發生的黎巴嫩戰爭，是持什麼態度？
佛爾曼：我反對這次的戰爭，我認為這次的戰爭完完全全沒理由被證明是正當，根本就是荒謬的、不道德的。當時我真有「好像曾經見過」的感覺：那些城市、小村莊，全都是我曾經參加過的第一次黎巴嫩戰爭的發生地；當我發覺我們什麼教訓都沒有從中學到時，我整個人都軟了：我們正在重犯一九八二年一模一樣的過錯。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抗議，並且在巴黎正在舉辦阿拉伯電影雙年展的時候，跟著一些以色列導演簽署和黎巴嫩人民團結在一起的聲明；後來這件事在以色列引起規模非常大的公眾辯論。
《電影筆記》：您對目前以色列電影的當前處境有何看法？
佛爾曼：以色列電影從未像現在這麼好過。電視頻道給一些年輕導演一直都在工作的機會，為目前的繁榮貢獻非常非常大。我老師他們那一輩，曾經是以色列電影一九六○到一九八○年代的主力，但後來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些導演找不到足夠的資金來拍片，他們在十年內最多只能拍到一部或兩部劇情長片而已。近年來從以色列境內的電影學校畢業、新冒出來的新導演，能夠因為幫國立無線電視台或有線電視頻道拍攝一些戲劇作品──有的時候拍出來的品質還非常不錯──而獲取不少拍片經驗。然後，當他們開始拍起電影，他們就已經先具備了一些成熟度，這能夠從他們的場面調度的品質反映出來。以色列演員他們也是藉由電視才大量地學習到很多東西。我能夠向你們很肯定這些事，因為我自己就是來自電視圈，是電視造就了我。
《電影筆記》：您是否想要再繼續拍一些動畫影片？
佛爾曼：會，我非常想再拍動畫片。目前，我正在改編波蘭作家史坦尼斯拉夫․萊姆 (Stanislaw Lem) 的科幻小說《未來學全會》(Le Congré de Futurologie)，要將之拍成動畫。（原註：該作者寫過《索拉力星》(Solaris)，先是塔可夫斯基 (Tarkovski) 改編成電影，再來是索德柏 (S. Soderbergh) 再改編一次。）這是一九七一年的小說，描寫未來的世界將完全被精神化學藥物所控制的故事……這實在是不怎麼有預言性質的視見 (vision)。我的改編，是設定一位過時的電影女明星當作女主角。這部片將會是一個寓意，講第七藝術的前一個世界是怎麼樣下墜衰落的。
訪談於二○○八年五月二十號在坎城進行，由厄堅尼歐․亨吉 (Eugenio Renzi) 跟艾黎爾․史懷哲 (Ariel Schweitzer) 發問。
《電影筆記》第六三五期（二○○八年六月號）第 29-30 頁。
英翻法：艾黎爾․史懷哲 (Ariel Schweitzer)
法翻中：周星星
佛爾曼：不該是由我來定義它。在坎城的時候，大家說這部片是動畫式的紀錄片。在以色列，我將本片報名以色列電影學院影片競賽，報名的單元是「劇情片」。我希望這部片至少能夠為各個類型的定義增加更多的彈性，為擴張每一個類型的邊界作出一些貢獻。
（周星星說明：原先故意漏譯一段，至今才補譯完。請先閱讀上面的上篇，再閱讀本篇，全套就是完整版。別的地方，都還是漏譯一段的未完整版。）
《電影筆記》：從什麼角度看，這會是一部很自傳的影片？您個人的記憶以及以色列這個國家的集體記憶，彼此之間是什麼關係？
佛爾曼：整部片全部都是我的自傳。它的出發點是一件很特別的事件：當我四十歲的時候，我決定轉換人生跑道，因為不想再因為當備役軍人再執行我的兵役。所以，我跑去看軍醫的心理醫生，跟他談論我以前的軍事生活。很自然地，我首先會提到黎巴嫩戰爭，然後，這時我才瞭解到我是把這整個戰爭經驗全翻過來又再複習一遍，畢竟這二十二年來我從未跟人談過這些事。於是，我決定要找找我以前連上的伙伴，而且我在他們那兒也發現到一模一樣的事（譯註：指從不談論這場戰爭但又一下子把往事重新翻出來）。這並非真的是失憶症，其實比較像是跟我們的日常生活相當不同的一個主題；或許在經歷過這種創傷之後，這才是能夠讓我們回到正常生活的方法。這種重翻往事的現象，其實也就是以色列的集體歷史的一部分：在「大浩劫」(la Shoah) 之後，而且經過了這麼多年，我們一直避免再談論集中營的事，就好像這件事是個禁忌一樣。（譯註：『大浩劫』(Shoah) 是希伯來文，專門指德國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屠殺尤太人這場大浩劫。）
《電影筆記》：在一九八○年代跟一九九○年代拍攝的關於黎巴嫩戰爭的以色列影片，像是哈伊姆․布札格洛 (Haim Bouzaglo) 的《櫻桃的季節》(La Saison des cerises, 1991)、艾朗․黎克里斯 (Eran Riklis) 的《世界盃冠軍賽》(Cup Final, 1991)，跟你們的比較新的談同一場黎巴嫩戰爭的影片，像是您的這一部片以及約瑟夫․席達 (Joseph Cedar) 的《前陷風暴》(Beaufort, 2007)，兩代之間有些什麼差別？
佛爾曼：一九八○到一九九○年代拍的影片，是直接跟立即地針對那場戰爭以及介入的政治力加以控訴。當今的影片，觸及的比較是戰爭後的創傷這一面，以及戰爭帶給阿兵哥的心理衝擊。這主題是要讓時間層面成為必要，我們才能全套地衡量這個主題。
此外，黎巴嫩戰爭是以色列主導的第一場並非是防禦性的戰爭。這是我的國家第一次計畫好要突擊侵佔鄰國的戰爭。照這樣看，打從一開始，這場紛爭已經引起很多軍人抱持疑慮，質疑這戰爭的政治道義跟道德道義何在；尤其，在薩布拉 (Sabra) 跟夏提拉 (Chatila) 這兩地的屠殺之後，這樣的疑慮更加明顯。所以，這就是其中的一個理由視黎巴嫩戰爭是一件造成創傷的事件，不單獨指身為獨立個體的阿兵哥們，也是對以色列這一個國家造成集體的創傷。
《電影筆記》：有哪些戰爭片，讓您覺得印象很深刻？
佛爾曼：我最主要是被那些「真正」參加過戰爭的導演（例如山姆․富勒 (Samuel Fuller)）拍過的戰爭片影響很多，這些片被一種解除迷思的視見 (vision) 浸透，而非把戰爭英雄化起來。這些導演用日常生活來表現出戰爭：等待，無聊，體力上的支出，疲憊，汗水，混亂一片。我一直有個感覺，那些沒參加過戰爭的導演，柯波拉 (F.F. Coppola) 也是，都被戰爭的奇觀迷惑住了，他們真有點愛上他們自己拍出來的影像。我是盡可能要避開這種戰爭的「很光榮的」影像。此外，我也受一些我年輕的時候看過的影片（一九七○年代）啟發，這些影片有的時候是以一種很喜劇的方式來處理戰爭的荒謬性，以及戰爭比較超現實的面向，跟戰爭的瘋狂：這些影片大致是《外科醫生》(M.A.S.H.)、《二十二支隊》(Catch-22)、《第五號屠宰場》(Abattoir 5)。
《電影筆記》：您對二○○六年第二次發生的黎巴嫩戰爭，是持什麼態度？
佛爾曼：我反對這次的戰爭，我認為這次的戰爭完完全全沒理由被證明是正當，根本就是荒謬的、不道德的。當時我真有「好像曾經見過」的感覺：那些城市、小村莊，全都是我曾經參加過的第一次黎巴嫩戰爭的發生地；當我發覺我們什麼教訓都沒有從中學到時，我整個人都軟了：我們正在重犯一九八二年一模一樣的過錯。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抗議，並且在巴黎正在舉辦阿拉伯電影雙年展的時候，跟著一些以色列導演簽署和黎巴嫩人民團結在一起的聲明；後來這件事在以色列引起規模非常大的公眾辯論。
《電影筆記》：您對目前以色列電影的當前處境有何看法？
佛爾曼：以色列電影從未像現在這麼好過。電視頻道給一些年輕導演一直都在工作的機會，為目前的繁榮貢獻非常非常大。我老師他們那一輩，曾經是以色列電影一九六○到一九八○年代的主力，但後來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些導演找不到足夠的資金來拍片，他們在十年內最多只能拍到一部或兩部劇情長片而已。近年來從以色列境內的電影學校畢業、新冒出來的新導演，能夠因為幫國立無線電視台或有線電視頻道拍攝一些戲劇作品──有的時候拍出來的品質還非常不錯──而獲取不少拍片經驗。然後，當他們開始拍起電影，他們就已經先具備了一些成熟度，這能夠從他們的場面調度的品質反映出來。以色列演員他們也是藉由電視才大量地學習到很多東西。我能夠向你們很肯定這些事，因為我自己就是來自電視圈，是電視造就了我。
《電影筆記》：您是否想要再繼續拍一些動畫影片？
佛爾曼：會，我非常想再拍動畫片。目前，我正在改編波蘭作家史坦尼斯拉夫․萊姆 (Stanislaw Lem) 的科幻小說《未來學全會》(Le Congré de Futurologie)，要將之拍成動畫。（原註：該作者寫過《索拉力星》(Solaris)，先是塔可夫斯基 (Tarkovski) 改編成電影，再來是索德柏 (S. Soderbergh) 再改編一次。）這是一九七一年的小說，描寫未來的世界將完全被精神化學藥物所控制的故事……這實在是不怎麼有預言性質的視見 (vision)。我的改編，是設定一位過時的電影女明星當作女主角。這部片將會是一個寓意，講第七藝術的前一個世界是怎麼樣下墜衰落的。
訪談於二○○八年五月二十號在坎城進行，由厄堅尼歐․亨吉 (Eugenio Renzi) 跟艾黎爾․史懷哲 (Ariel Schweitzer) 發問。
《電影筆記》第六三五期（二○○八年六月號）第 29-30 頁。
英翻法：艾黎爾․史懷哲 (Ariel Schweitzer)
法翻中：周星星
1.
肥內
於 2008-08-25 18:56:03 留言 |
2.
在這裡，不是指紀錄片。在正常狀況下，講到 la Shoah（S 一定要大寫）只指「大浩劫」。
如果要談到 Lanzmann 的紀錄片，只會用 "Shoah" 並且用斜體字，而且總會在上下文提到跟影片相關的事。
說 la Shoah 是指那紀錄片，這說不通；哪有說在一部紀錄片之後，談 la Shoah 變成是禁忌。
我在翻譯這一篇文章的時候，想到不少跟今天這個問題相關的事。例如在 2005 年的時候，某女士用英文講到 André Malraux，翻譯者不知該如何翻這兩個字；後來還是由我來翻說 A. Malraux 是當時很重要的法國文化部長。因為我知道 A. Malraux 是誰，所以我才翻得出來；其他人可能只會聽到好幾個音節而已。就是因為我有長期閱讀法文文章的經驗，在這邊，我打百分之百的包票：加了定冠詞的 la Shoah 是「大浩劫」。
Jean Baudrillard 分析後現代消費社會時，曾經舉一些很法國的例子，例如舉法國大賣場 Auchan 為例；他的文章被翻譯成英文，台灣又有一些研究生要從英文翻成中文，結果就在 Auchan 這個字栽了。查字典也查不到這個字，當然。這就像，在美國學中文的美國人，如果要翻譯台灣的文章，萬一文章裡面有「燦坤」，他們可能還會把它翻成「燦爛的乾坤」。遇到「很有 fu」，他們也得 Orz 了。
所以，當我碰到這篇導演訪談提到「Intifada」跟「la Shoah」時，我就在想：總得要有人認得一點西方世界史跟政治地理，才能夠譯得達意吧。
如果要談到 Lanzmann 的紀錄片，只會用 "Shoah" 並且用斜體字，而且總會在上下文提到跟影片相關的事。
說 la Shoah 是指那紀錄片，這說不通；哪有說在一部紀錄片之後，談 la Shoah 變成是禁忌。
我在翻譯這一篇文章的時候，想到不少跟今天這個問題相關的事。例如在 2005 年的時候，某女士用英文講到 André Malraux，翻譯者不知該如何翻這兩個字；後來還是由我來翻說 A. Malraux 是當時很重要的法國文化部長。因為我知道 A. Malraux 是誰，所以我才翻得出來；其他人可能只會聽到好幾個音節而已。就是因為我有長期閱讀法文文章的經驗，在這邊，我打百分之百的包票：加了定冠詞的 la Shoah 是「大浩劫」。
Jean Baudrillard 分析後現代消費社會時，曾經舉一些很法國的例子，例如舉法國大賣場 Auchan 為例；他的文章被翻譯成英文，台灣又有一些研究生要從英文翻成中文，結果就在 Auchan 這個字栽了。查字典也查不到這個字，當然。這就像，在美國學中文的美國人，如果要翻譯台灣的文章，萬一文章裡面有「燦坤」，他們可能還會把它翻成「燦爛的乾坤」。遇到「很有 fu」，他們也得 Orz 了。
所以，當我碰到這篇導演訪談提到「Intifada」跟「la Shoah」時，我就在想：總得要有人認得一點西方世界史跟政治地理，才能夠譯得達意吧。
周星星
於 2008-08-25 19:17:07 留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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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裡頭說到「la shoah」會不會是指Claude Larzmann的那部有名紀錄片呢？因為看起來，好像是說那事件，但也好似說那部片，因為他說「我們一直避免再談論集中營的事」，彷彿是說，從那部『浩劫』影片之後，就不再談集中營了。
另，狄帕瑪的『redacted』原來台灣的翻譯名不同，大陸DVD翻成『節選修訂』好似是較早的譯名，不過我卻覺得這個譯名頗好，「紅色」什麼的..（記不起來了），感覺就遜掉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