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SECRACK

台灣藝壇的怪現象之一，是與音樂相關的文章，字裡行間往往缺乏對聲音的評論，取而代之的是自己定義的「人文精神」，結果樂評的褒與貶就繞著這所謂「人文精神」的認同變來變去。　



胡德夫就是一個例子，九月中，他有好幾場演出，可是因為他倒扁，不少原來的支持者開始批評他，主辦單位和唱片公司嚇到連媒體對胡德夫倒扁的大幅報導都不敢轉述！唱片公司的擔憂並非沒道理，舉范逸臣為例，他去凱道反貪腐靜坐，隔天，他的部落格就出現謾罵，挺扁的本土派惡意洗版，留言版瞬間出現了幾十篇髒話，本土派甚至打電話到唱片公司威嚇。

說實在的，胡德夫倒扁前和倒扁後都一樣有唱歌音不準的毛病，可是當初捧他上天的那批人現在為什麼把他踩在腳下？！羅大佑就更不用說了，兩顆子彈事件後，他寫出「綠色恐怖份子」，立刻惹來泛綠打手的輪番砰擊，彷彿只有他們夠格把音樂作為其口中「改變世界的武器」！把音樂命定為政治工具已經嚴重侮蔑了藝術的獨立性，如今凱道上的民眾真正創下了歷史，那批後知後覺的泛綠文化打手除了像病貓一樣喵兩聲「民進黨怎會變成這樣」之外，矇著眼不想看、不想面對；突然間，不「反」、不「革命」，更不想談（別人的）憤怒！真令人啼笑皆非！

類似這種政治蒙蔽了藝術判斷力的情形，在電影界也不少。

大陸的《三峽好人(Still Life)》在威尼斯影展贏了最高榮譽金獅獎，不打緊，我們的金馬獎剛剛添了「福爾摩沙影片獎」、「福爾摩沙個人獎」兩個「大獎」，專門頒給在國外贏不了獎的台灣影片和台灣影人。 對於所謂本土認同者來說，自己獎賞自己是再簡單不過的「勝利」，但除了阿Ｑ自慰式的符號遊戲之外，更深層的問題是何以這六年來本土電影和本土影人在國際上節節敗退！政府 --- 特別是新聞局 --- 到底做了多少實事去幫助台灣的藝文界面對國際社會？（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