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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迫遷三鶯部落，在大眾看來，是河川管理和都市原住民生存空間的衝突，是不得不二擇一兩難。一邊是被視為是違建的三鶯部落，缺乏任何法理上可以保護他們的政府機關支持，一邊是掌管河川的台北縣水利局，以水利法來管理河川空間，擁有絕對的合法性；一邊代表少數利益又違法，一邊代表多數公共利益又合法，看起來，像是一場用「少數利益不該危害大眾利益」這個邏輯就可以分出勝負的辯論賽，因此，讓人即使同情都市弱勢族群，卻直觀地認為依法不得不然。以下，我試著分析河川管理和都市原住民的兩個層面，來探討可能的解決方法。
河川管理必須奠基在對河川的充分瞭解。河川是動態的，不斷改變樣貌，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在沒有人為干擾下，尤其在大洪水來臨時，河川很容易改道，改道頻率與幅度視氣候地理和其他相關條件而定，而且往往難以預測。這表示，一個地方即使過去不是河道、不會淹水，不代表將來就不可能淹水、甚至成為河道的一部份。另外，河川並非只是眼前看到有水的區域，河川兩旁平時看似沒有水的平原和高灘地，也是河川的一部份，是大自然儲存洪水的地方。因此，河川行水區的實際地理疆界是不斷變動的，河水不會乖乖地鎖在法律上定義的行水區內。
因為瞭解了環境本身的動態性，歐美漸漸採用「適應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來管理環境，也就是根據環境的變動，即時調整改變政策，隨時保持彈性，而死守一成不變的法規來管理環境。因此，我們對河川的管理也一樣，管理策略必須即使反映河川本身的變化。
以河川生態與及水患管理的角度而言，要保護河川、保護人民免於水患，行水區範圍的劃定當然是越廣越好，而且規劃的視野必須長遠，至少要有一、兩百年以上的遠見。雖然我們無法精準地預測未來河川變遷的狀況，但至少可以根據過去河川變遷的紀錄，加上對未來氣候的推估，劃定一個最保險行水區。此外，河川管理只針對河川的本身還是不夠，必須以全流域的尺度來做管理，要河川健康，流域的體質就要好；要下游不淹水，上游就要做好水土保持，這是越來越多人都知道的道理。
然而，以上的理論和實務，說和做都相對簡單。一個有效率的政府，真要執行一個完美的河川管理政策不是難事，真正難的是，都市事務永遠都不是如此的單純，至少在三鶯這件事情上，牽涉了河川管理和弱勢族群的社會福利問題，政府若一次只解決一個問題，則問題的解決可能是另一個棘手問題的開端。很不幸的，這一直是我們政府施政的模式。
埋頭於河川水利的官僚，看到了大的河川空間和時間向度，卻看不到細微的個人和社區向度。原住民到都市尋求經濟來源，卻仍無法在漢人的競爭遊戲規則之下找到穩定的收入來源，在經濟狀況不穩定的狀況下，族人聚集彼此照顧，是他們最大的社會資源和「福利」，而在都市中找不到任何容納整個部落的空間，他們當然往河川高灘地去，是不得已的選擇。
一個有人性、有智慧的政府，必須要有一雙能夠看到各個不同空間、時間向度的社會需求的眼睛，在各種不同層面的利益中權衡，取得平衡，找到最好的解決方法。學理和科學數據很重要，是施政的參考依據，卻不是決策的真理，因為，這世界有太多的事情，不是用滿足僵硬的法規和科學數字就可以解決。今天，台北縣河川管理的問題要解決，都市原住民的生存問題也是需要面對的真實課題。
站在聚落安全的角度上，行水區當然是盡量不要住人。即使過去不曾發生水患，不代表未來不會遭遇洪災，尤其是在流域上游地區的水土保持越來越糟、加上氣候變遷的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位於行水區的原住民聚落面臨洪災的機率也將越來越大。
但，這不代表非立即拆遷整個部落、非要將他們馬上逼到牆角不可。在我看來，流域上游的水土保持和土地利用管理（尤其是嚴格禁止財團在可能的行水區和水土保持區做開發）才是最根本、最緊迫的河川管理問題。如果河川上游的土地管理做的好，下游的問題會減輕許多，也可以騰出更多時間來解決下游的原住民聚落和河川行水空間的衝突問題。
讓原住民在都市安身立命，政府需要有完善的短、中、長期計畫。短中期內，與其花大錢蓋不符合原住民部落整體需求的國宅，不如先協助改造他們現有的住屋形式：協助就地興建可以防洪的住宅，例如將屋子以高腳架高。若政府更有遠見與魄力，不如將這個看起來是衝突的情況當作一個實驗創新的機會，學習荷蘭的兩棲屋經驗，設計不會影響水流又可以防洪的住宅，讓原住民聚落可以暫時與河川共存。
當然，以台灣的河川水文特性而言，住在行水區絕非長久之計，所以短期內政府除了一方面協助降低位於河岸的原住民部落的洪災危險，中期開始以參與式規劃的模式展開未來安遷計畫，針對部落將來的遷移做更周全、更能維繫族群文化和相互照顧的規劃。另一方面，也開始展開長期計畫，研擬制訂相關政策來改善原住民的社會福利，增加就業機會，
如果我們的府夠有創意、夠有智慧、夠有彈性，我相信河川管理和都市原住民的生存空間可以不用變成衝突，溪洲部落也不用成為下一個三鶯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