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圖凹凸鏡

文/ 彥生

“Everyone talks about the future weather, but so far nobody has done much about it”

~New York Times 03/25/2008

 做為西雅圖凹凸鏡的「義務性」讀者，我耳濡目染地從這裏吸收到不少生態知識和環保議題的討論 。作為一個行為科學研究者，我不禁思考，既然環保這麼重要，為什到仍然是舉步維艱？從行為科學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一個重要的關鍵是：因為人類原則上是短視近利的動物，因此在地球生的長期利益和攸關生計的短期利益之間掙扎時，人類的生物性驅使我們選了後者而非前者。經濟學家凱因斯不也說道：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那麼，環境到底要破壞到什麼程度，人類才會見棺材而掉淚?

前幾天，我讀到一篇美國國家科學論叢（PNAS）的論文， 文章是關於幾位生態學家和行為科學家所設計了的一個行為實驗，試圖模擬地球環境變遷所可能帶來的災害和人類為了要防災和復育所需要付出的代價（例如，因為要節約能源而在經濟成長上所要面對的衰退等）， 實驗中操弄了環境災害（例如氣候暖化）的或然率。這個實驗簡潔地掌握了社群彼此或是國家之間推動和處理環保議題所面臨的困境，也就是典型的「搭便車」的問題：何不讓別人去傷這個腦筋和付這個代價？反正到時若是環境保護和復育有成效，大家都可以一起受益！研究者想要了解，究竟環境災害的發生率要高到何種程度，才會讓受試者願意偋棄私利、共同合作來防止環境災害的發生？

 不意外的，但也很不幸的，實驗結果顯現， 只有在環境災害發生率超高的情況下（近乎90%）人們才願意攜手合作；在其他發生率比較低的情境下， 受試者都傾向賭一把，寧可追逐短期的私利，而自己不願做一些犧牲去追求長期的利益。

 還好，這只是一篇學術上探究性的實驗，一個研究的結果無須讓我們感到悲觀。上禮拜紐約時報的另一篇文章也提及一個在環保議題上的行為科學實驗，該研究探討在行政上的一些小細節「做一些手腳」，是如何改變人們的環保行為，值得政府單位推廣環保的參考，例如，若是電價的帳單上有附上同一區其他家戶的平均用電量，對於那些用電較為奢侈的家戶，可以形成社會規範的同儕壓力，進而讓他們在未來減少用電量；不過另一方面的，對於那些用電量低於平均水準的用戶， 可能會產生增加用電的負面效應。像電費單要怎麼設計、呈現什麼樣的資訊這樣的小事情看似支微，但，基於對人類行為本性了解而設計的小動作，可能會有出人意料的效果。

 不論如何，做為一個在象牙塔裏鑽研行為科學的我， 很高興看到這些近似抽象的學問和實驗 能對實際的環保推動有一些啟發。

參考文章：

Milinski et al. (2008) “The Collective-Risk Social Dilemma and the Prevention of Dangerous Climate Chan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PNAS）, 105, 7, 2291-2294.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08/03/25/science/25tier.html?ex=1207195200&en=292ff2ee1c31c4f3&ei=5070&emc=et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