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原載於2006/05當代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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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市場與社會改革
建立於自願交易之上的競爭市場是否站在社會進步的對立面？我們或許可以從三個面向來看這個問題。第一個面向是價值觀層次的。自由交易是個人在追求自我實現時的重要憑藉，也是不應否定的權利。舉例而言，儘管自由買賣勞動力的市場經常受到批評，但是在歷史上，它對於封建制度與父權秩序下難以翻身的被壓迫者的確提供了巨大的解放力量。即使到了現在，我們還可以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看到統治階級想要藉著否定就業自由，來維持階級與性別上的優勢地位。自由交易也是其他自由的重要基礎。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沒有自由交易與私有財產，我們要如何讓公民擁有健康的獨立性與自主性。（註八）
另一個面向是可行性的考量。今天，除了競爭市場以外，我們並沒有看到另外一種能夠產生高度繁榮與持續成長的替代社會制度—或者至少沒有看過成功的歷史前例或當代實驗。這並不是說競爭市場沒有成本—競爭帶來高度壓力、分工使得人們的工作失去整體性、專業化造成許多人的生活與自然隔絕、個人自由仍須受到市場供需力量的約束—但是至少就目前絕大部分人的共識而言，以傳統社會或計畫經濟取代市場社會的機會成本—不管是生活上的不便利、營養、衛生及教育的缺乏、對於個人自由與創意的剝奪、或者是沒有能力運作協調一個高度分工的社會—絕對太高而難以接受。（註九）
第三個面向是工具性的。善用市場機制，其實有助於達成許多社會改革的目標。舉例而言，要促成多元、平等、尊重的社會，市場競爭—讓生產者或消費者的歧視都必須付出代價—是消弭歧視的有效工具；比起道德勸說或不斷進行環評與開發的拔河，直接開徵碳稅更能「說服」廠商與消費者採用比較節能的技術與產品；阻擋怪手與裸體抗議水庫開發極具戲劇性，相較之下，提高水價比較沒有戲劇性，但是可能也比較能有效促使廠商與消費者以實際節水的作為來「支持」少興建水庫的政策；以呼籲、監督、請願、立法的方式來試圖達成教育改革的目標很好，但是何不試試讓不同學區間的學校可以競爭、吸引彼此的學生，讓持有教育券的家長能夠透過選擇，獎勵成功的教育者，然後讓獲得家長肯定的學校整併或淘汰家長所不認同的學校？
這一篇文章試圖闡述：市場能做什麼、會做什麼，是由社會建構的。殖民政府、黨國威權、或是有厚實公民社會基礎的現代國家會塑造出不同的市場型態與市場運作結果。台灣由「殖民現代性」、「黨國現代性」往「主體現代性」的轉型改革議程之中，應該也要包括市場現代性的重塑在內。當然，這個過程中要克服不少重大挑戰。舉例而言，要對公共政策的「效益」與「機會成本」做主體性的思考與選擇，個體不只需要充足資訊，需要評估資訊的能力及意願，更需要認識有所謂「我的價值觀是什麼」（而不是「大家都這麼認為」或「別人都這麼說」）這一回事，並且把選擇價值與維護價值視為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只想藉著「站在大多數人支持的那一邊」來輕鬆搭便車。但是，這種對價值觀的主體性思考與行動倫理，恰好是殖民教育與黨國教育中最缺乏的，而政黨惡鬥造成的公共冷漠，更加深了從「殖民現代性」過渡到「主體現代性」的困難。
除此以外，個體需要與他人對話、互動，以從中探索及建構偏好、需求，並藉此認識及評估機會成本。媒體做為公共對話的指引與中介，在需求與機會成本的建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我們的媒體隨著對於不同政黨或政治人物的偏好，會對於同一個公共政策的成本效益與好壞做出前後矛盾的極端判斷，違反「一致性」的基本現代理性標準，而這與同一份媒體在飲食與影劇版的表現往往大不相同。（可能受此影響，目前我們一般公民做為「飲食與韓劇消費者」的成熟程度也似乎遠高於「公共政策消費者」的成熟程度。）
無論如何，不管從交易自由的價值、從務實面、或從工具面來看，我認為市場現代性應該被放入台灣目前社會改革的重要議程中，而許多社會運動也應當嚴肅考量，可以如何藉由市場機制達成社會改革的目標。做為一個市場現代性的支持者，我想再度強調的是：否定市場能夠扮演的積極角色，不只可能使改革議程失去重要實現方法，陷入「又要罵政府無能又要依賴政府萬能」的窘境，而且還可能造成嚴重反挫，甚至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否定市場競爭，最可能的結果不是壯大公民社會，而是強化壟斷性、競租性的政經結構。而在另一方面，做為公民社會的信仰者，我也想在最後指出：追求市場現代性，並不意味著弱化民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角色，而是相反的，會因為現代經濟治理的需要，更為強化這兩者的重要性—這是受到理論與歷史經驗支持的客觀規律，不用擔心會因為「經濟自由主義者」的主觀願望而轉移。
（註八）：基本上，這是Amartya Sen (1999) 為市場交易自由所做的辯護。
（註九）：雖然單面向強調「平均每人GDP」或「經濟成長率」可能會誤導我們過度簡化對於「經濟現代性」以及「社會發展目標」的思考，但是，這兩項仍然是可以間接衡量經濟現代性或社會發展程度的有用指標。其原因在於，第一，不管在理論與實證上，「平均每人GDP」以及「經濟成長率」的高低與「經濟現代性」的程度以及各種社會發展指標（例如平均壽命、受教育程度、公共衛生等等）有很強的關連。第二，雖然「高平均每人GDP」及「高經濟成長率」本身不是「經濟現代性」或「社會發展」，但是它們可以是「經濟現代性」能力的彰顯，也代表一個社會有能力追求更好的發展。當然，我們在使用這兩項指標的時候應當注意，是不是可以從更寬廣的面向（或更多元的指標）來探討一個社會的現代性與發展程度。我們也應當注意在GDP的觀念中不包括什麼—例如休閒的價值、環境外部成本、志願服務、公共參與、所得分配—而這些可能對於我們判斷與追求一個「好的社會」是相當重要的。最後，單單有能力並不代表真正能實現「好的生活」。當一個社會擁有相當水準的平均每人GDP時，要用這樣的能力去實現怎樣的生活，這仍然必須視社會建構與個人選擇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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