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近史所「冷戰時期兩岸發展比較研究群」的討論會
主題：1950年代冷戰下台灣傳播體制
林麗雲2006年3月31日
壹，問題意識：
1950年代對台灣傳播體制的建立有重要的影響。主要的傳播思想、報業、廣電是在當時建立，或重新建立起來，並且沿續到今日。因此，在探討台灣的傳播體制的建立，勢必會到1950年代傳播體制如何建立。
1950年代所建立的體制又充滿著矛盾、不解的地方。一方面，在傳播思想上，主要自美國引進新聞自由的理念。國府也宣稱，台灣的傳播體制是自由、民主，因為與中共相比，傳播體制不是完全在國家與政黨所有，而有私人的部份。甚至於同為「反共」陣營的日本、韓國的廣播電視均為國有（公共）性質，而台灣的廣電卻為「民營」，應更符合所謂「自由」（市場）的精神。
但另一方面，官方仍介入體制，如在人事、所有權上。而且，國府對傳播體制的介入與控制，又時鬆時緊。再之，台視的股權中又有日資（而不是美資）。我們應如何理解這個體制，特別是解釋其中是似而非的部份呢？
以下就個人已完成的部份研究成果，提出初步的分析。本次討論的對象是中研院冷戰研究小組；他們正著手分析冷戰下的文化。
壹，問題意識：
1950年代對台灣傳播體制的建立有重要的影響。主要的傳播思想、報業、廣電是在當時建立，或重新建立起來，並且沿續到今日。因此，在探討台灣的傳播體制的建立，勢必會到1950年代傳播體制如何建立。
1950年代所建立的體制又充滿著矛盾、不解的地方。一方面，在傳播思想上，主要自美國引進新聞自由的理念。國府也宣稱，台灣的傳播體制是自由、民主，因為與中共相比，傳播體制不是完全在國家與政黨所有，而有私人的部份。甚至於同為「反共」陣營的日本、韓國的廣播電視均為國有（公共）性質，而台灣的廣電卻為「民營」，應更符合所謂「自由」（市場）的精神。
但另一方面，官方仍介入體制，如在人事、所有權上。而且，國府對傳播體制的介入與控制，又時鬆時緊。再之，台視的股權中又有日資（而不是美資）。我們應如何理解這個體制，特別是解釋其中是似而非的部份呢？
以下就個人已完成的部份研究成果，提出初步的分析。
貳，分析架構：冷戰下外部環境與內部權力的動態過程
冷戰（特別是韓戰）是國府暫時的保命丸，但卻不是永久長生不老之藥。韓戰後，美國為了避免捲入中國內戰，並沒有給予國府長期而穩固的承諾，更限制國府的軍事行動。因此，美國的支持可能只是暫時性的，待戰事平息後，國民黨政權可能再度陷入岌岌不保的狀態。
在內外情勢不穩定的情況下，國府必須藉由傳播媒體對外與對內建立一套文化道德論述，以穩定統治的基礎。這套論述隱含著特定的世界觀與邏輯。那便是，邪惡的共產主義威脅與破壞自由世界。蘇聯所扶植的中國共產黨代表邪惡，破壞中華民族與文化；國府則代表自由與正義，繼承中華文化的道統，正與世界上自由民主的國家共同合作，對抗邪惡的勢力，致力於反共戰爭。因此，當前全人類（包括全台灣民眾）的普遍目標是反共；台灣社會最重要的目標是反攻復國，應投入反攻大戰，消滅共產主義，發揚中華文化並拯救全世界。有了以上這套道德論述，國府的威權統治才有正當性的基礎，即統治權力的法理基礎；也就是在適當理由基礎上，統治的權力是正當的與合理的。
在1950年代初期，國府有必要進行國際及國內宣傳以強化這套論述的正當性。在當時黨國的機器中，「宣傳是革命的重要武器，具有傳播主義思想，發揚文化，貫徹國策，打擊敵人的重大功能」。在國際宣傳方面，國府必須爭取美國的信任。有了這個國際強權的支持與背書，國府才能宣稱自己代表中國，並能「消滅共產」，打贏反共的戰爭。在國內宣傳方面，國府也必須把上述的文化道德論述灌輸在民眾腦海中，以說服他們相信國府的統治。自1950年代初期以來，國府即致力於推動對外與對內的反共宣傳。
在進行宣傳運動時，國府有必要動員媒體與學術。主要的原因乃是，傳播媒體、教育與學術是重要的論述工具，可生產文化道德論述。例如，在1952年中央改造委員會所通過的《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綱領》即計畫動員這兩個主要的論述工具。第一，動員傳播媒體，如「改革並充實文學、美術、音樂、戲劇、電影等之內容與型式，…俾符合革命建國之要求」。第二，動員教育與學術團體，如「創設或恢復重要學會及科學團體，成立全國學術團體聯合會，形成學術界之總結合。增強國際文化合作…藉為國民外交之助力」
為了爭取國際的支持，國府必須建立自由民主傳播體制的形象，因此，必須暫時容忍自由主義的聲音與私人的媒體。但是，如果國府放任，長此以往，則國民黨設立的「民主櫥窗」--本來只想藉此擺擺架子，裝裝門面而已--此時它們可能得到某種實質的自由，而逃出國民黨的手掌心。因此，到了在外部情勢較穩定時，則可加強對媒體的控制。因此，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定前後，國府對傳播思想與體制的控制程度有別。
參，個案分析：
一，傳播學術
在1950年代初期，在傳播研究建制之前，業界的新聞學理念是新聞自由理論。1950年「台北市編輯人協會」創辦《報學》，部份過去在大陸曾從事新聞教育與實務工作者會在此發表文章。在1950年代初期，《報學》的編輯方針之一是建立新聞自由的論述。《報學》的編輯部是由台北市的新聞從業人員所組成；他們站在報導者的立場，主張政府不宜限制新聞自由。他們所舉的理由是在反共的年代，自由中國宜有新聞自由，以對比共產極權的統治。例如，《報學》的創刊辭即肯定「…我們現在是全世界反共闘爭的前哨，我們為要堅強我們反共的陣容，…我們應該從各種角度來闡明新聞自由的真諦…所以我們歡迎關於新聞自由的理論的探討…」。在1954年之前，《報學》每一期均有數篇以「新聞自由」為題的論文。這些文章用國際上的標準來界定「新聞自由」，如根據聯合國人權憲章第十七條「人人不受政府干涉的思想自由與表達自由…」；而且自由民主國家在日內瓦會議中均簽署此憲章。1953年，協會也邀請胡適以「言論自由」為題對會員發表演講；之後《報學》也刊載胡適的演說內容，傳達給關心新聞學理的成員。胡適從自由主義的觀點主張政府應容忍批評；而報業也應爭取新聞自由，正如胡適在演講中所說的，
…我說言論自由必須培養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大家覺得發表言論，批評政府是當然的事，久而久之，政府當局也會養成習慣。言論自由是要爭取的，把自由看做空氣一樣的不可少，不但可以批評政治，不但有批評政策的自由，還可以批評人民的代表，批評國會，批評法院，甚至於批評總統小姐唱歌的好不好，這都是言論自由。人人去做，人人去行，這樣就把風氣養成了（胡適，1953：2）。
1953年「台北市編輯人協會」已經開始推動「新聞教育運動」，敦促政府同意由台灣大學成立新聞系。「台北市編輯人協會」是由台北市的新聞從業人員組成；他們大都是1949年由中國大陸來台的人士。協會成員（主要是代表業界）有鑑於本地的新聞人才不足，在1953年會員大會中決議，呼籲台灣大學成立新聞學系。
在1954年底，傳播學術機構建立，在這個情境下，傳播媒體與學術被視為宣傳反攻復國的武器。在政治邏輯的主導下，如果行動者想要進入傳播學術場域，則需具備特定的政治資本（黨政關係）與文化資本（官方宣傳表現）而不是學術與教育資本。其中有的成員有較高的政治與文化資本，在場域中有較高的地位，將政治場域的邏輯直接轉譯到學術場域，也為當時的傳播研究定下基調。他們主要的世界觀是，在本體論上，社會有普遍目標—在國府領導下完成反攻復國的使命；媒體與學術應協助達成社會的普遍目標－鞏固國府的領導。基於這個目標，當國府壓制異議報刊（如雷震案）與收編媒體時，學術研究以「國家安全」與「社會責任」等理由來正當化國府的新聞控制。當國府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對抗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時，研究者則建構「國府為中心」的大敘事歷史以強化國府的文化道德論述。因此，在這個時期，傳播研究者根據普遍的社會目標，建構了規範性的新聞學理論與大敘事的新聞史。
個案二，報業
在1950年代初期，國民黨設立了官方論述中所說的「自由報業」。在1951年前，官方容許社會人士申請報證；然而，申請者必須是「立場明確之文教人士」。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必須要有某種「關係」，能夠「上達天聽」。到了1951年6月，官方宣稱為了「節約用紙」，必須限制了報證的申請，雖然在1960年前還「法外開恩」，逕自頒發7張報證。在這種情況下，報紙的發行人大多是大陸省籍、國民黨籍，與上層有深厚淵源（如曾是蔣介石的侍衛、英文秘書、學生、文宣人員等）。在「限證」的政策下，報證讓這些剛來台的人士在這個落腳處有一個好的起點，進可攻（指日後可從政或經商）、退可守（指留在報界發展）。因為報業發行人與國民黨的關係，國民黨可透過黨務系統要求它們配合黨的文宣工作，要求它們刊登一些「本黨黨報不便發表或評論之問題」。
為了爭取報業的合作，在1950年代初期，國民黨似乎是個較寬容的「保護主」。在言論控制方面，官方在1952年通過的<<出版法>>，明顯較之前的<<出版法>>尊重言論自由。第一，1952的<<出版法>>將處分的對象僅限於出版品，而不能對發行人施以處分。第二，此<<出版法>>對違法出版品的最高處罰是定期停止發行，並不會「撤銷登記」。同時，國民黨用直接及間接的方式來補助報業，「在可能範圍內均為之儘量解決（業務上的困難）」（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1952:1）。以上的優惠對當時「篳路藍縷」的報紙而言，無異是大旱之時的雲霓，讓民營報紙能撐過早期慘淡的日子，不致倒閉。
有了外力的支持，國民黨開始「清理門戶」，甚至拆除一些「民主櫥窗」，其中也包括加強對報業的控制。蔣介石在1955年指示手下的黨政人員，「對于刊載不正當文字的報刊，..予以定期停止發行的處分，這是合法、並且合理的措施。否則誨淫誨盜，甚至危害國家民族的文字，任其發表…其後果必致不堪設想。因此，在言論控制方面，1958年間，立法院以「秘密審查」的方式，迅速地通過<<出版法修正案>>，擴大了出版品登載事項之限制及加重行政處分，包括撤銷出版品的登記。對於民營報業的反彈，官方也不予理會。同時，對於異議性的報刊，國民黨也開始採取一連串的行動，例如以「匪諜」或流氓的名義逮捕<<公論報>>的記者及編輯，也不斷恐嚇其發行人李萬居。
另一方面，國民黨也減少了對民營報刊的補助。首先，它要求各公家機關及事業單位減少對民營報業的補助；尤其明定官方各級行政機關事業單位不准訂閱<<公論報>>及在上面登廣告。其次，在台灣紙業民營化之後，過去對報業的配紙政策也就取消了；因此，各報無法享受配報以及較低廉的紙價。再之，國民黨也將報紙張數的上限由過去的一張半增加到兩大張。結果有實力的官報將投資更多的資金，以容納更多的廣告。相對地，民營報業卻要為增資所苦，以致於官方有機會介入異議性報業（如<<公論報>>及<<自立晚報>>）的所有權，讓親國民黨的人士有機會進入董事會。
三，電視
在1950年代末，另一個重要的傳播機制建立，便是台視。而台視的建立
在1950年代有「國有」、「私有」與「官商合辦」三種方案。最終，國府選擇官商合資。國府為了政治（宣傳）與經濟（成本）的考量，仍決定採取此模式，並選擇官股的出資單位。國府指定由省政府所屬的銀行出資。在官商合資的經濟結構下，這些省屬銀行大多有四成左右的民股。例如，合作金庫、華南銀行與彰化銀行均有四成左右的民股；第一銀行也有兩成五左右的民股（劉進慶，1992：297）。因此，中央政府不必出資，而由省屬銀行出資即可；而後者又有一部份屬於民間資本，因此實際上中央政府出資有限。但是，中央政府可控制省屬銀行的官股；而省屬銀行正是台視的最大股東，可掌握台視的董事會。因此，透過層層的股權控制，中央政府可「便宜行事」，以低成本控制台視。
為了降低國庫的支出，國府邀請當時新興的工業資本家出資。台視的民間資本除了國民黨的黨股，也包括私人資本。國府即選擇較會配合的民間資本，當時黨中央指示，務必「力求單純，不使其頭緒太多」，以方便溝通與協調，並避免節外生枝（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1960年2月15日）。民間資本主要包括台泥（50股，佔3％）、新竹玻璃（50股，佔3％）、台灣工礦公司、士林電機與南港輪胎（70股，佔4.7％）。他們約占台視一成的股份。
除了本地的資本外，國府必須尋求外資合作。在1958年，國府不願在電視上投入國家資源，而且民間的投資也有限；因此國府只能尋找外資（《聯合報》，1959年1月23日：3）。這時，美國與日本的電器商希望能投資台灣電視，以便在台灣銷售電視台的設備以及電視接收機。美商與日商並分別透過國府官僚，表達意願，提出條件。例如，在美國無線電公司（RCA）與奇異公司（GE）的委託下，華僑蔣一成向教育部長（張其昀）提出條件 -- 美國公司願意提供200萬美金，作為資金。但附加條件則是：美國公司在我國的電視事業上將享有獨占權（《聯合報》，1958年6月3日：3）。同時，日本電器商透過台日間的半官方的組織，向國府提出投資台灣電視的計畫。早在1950年代，國府為了爭取日本政府的承認，推動與日本非官方的交流。1957年4月，雙方的政界（如卸任的官員）與商界人士即組成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藉由此半官方的交流，國府企圖穩住與日本的外交關係；而日本此時已恢復戰前經濟水準，正企圖打通關節，進軍亞洲（包括台灣）（《聯合報》，1959年1月12日：2）。該會成立的目標即是「增強兩國文化交流」，「排除侵略世界」，並「推進貿易」（《聯合報》，1957年4月6日：1）。例如該會在第三次會議（1958年6月）中即決議支持日本政府開發東南亞的計畫（《聯合報》，1958年6月7日：1）。台灣也給予日本商品（如圖書、漁船、電信器材、機械製品）優惠的進口待遇（《聯合報》，1959年11月2日：2）。1959年1月第四次會議中，日本代表（石坂泰三，東京芝浦電器株式會社董事長）提出投資台灣電視的計劃：日本四家電器商將以器材作為投資，取得台灣電視的股權（《聯合報》，1959年2月5日：3）。由此可知，1958年到1960年間，美日商人均意圖投資台灣電視，並透過本地官僚進行遊說。
1959年間，國府在美商與日商間作選擇。國府考量的，並不是何者較能促進本國電視事業的發展，而是何者較能強化國府的對外關係。在當時的情境下，國府評估與日方合作較有外交上的效益，主要考量有二。第一，日商較有助於建立外交關係。國府評估：這次美商只包括少數民間公司，對於強化與華府的關係而言，助益有限。相對地，日商則是經過中日策進會的管道；這個組織在日本政商界具影響力，較有助於強化對日關係。第二，這時對日關係較不穩定。在1960年，台北與華府的關係相對穩定；美國還給予國府外交上的承認與經濟上的援助。然而，自1950年代末期以來，有的日本企業開始與北京進行貿易。這時，國府若能爭取到日本民間人士的支持，可穩住當時搖搖欲墜的對日關係。在上述政治利益的考量下，國府決定與日商合作。因此，1960年6月國府通過由劉啟光、魏景蒙（兩人為中日策進會成員）與日商洽談，並於1961年4月14日訂立草約。草約明訂，日方以技術投資，占台視中四成的股份；未來電視台設備與電視接收機各項器材，均由日本進口。因此1961年，台灣與日本合作開辦電視。
肆，暫時結論：
1950年代，台灣傳播體制建立起來。但是，影響的主要因素卻不是整體社會溝通的需求或產業的建立，而是基於在冷戰情境下政治（宣傳）與控制的考量。例如，傳播學術與教育中，是用來從事國內外的宣傳，也只有轉譯過的「自由主義」，乃至在知識用來打壓自由的思想。在報業中，在1955年之前，民營報紙受到扶植，而有生存空間，但之後受到更機構化的控制。在電視也被視為宣傳工具，國家未投入資源，而由少數私人資本與外國資本結合，以維持對內與對外的統治。
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傳播體制一直影響到後來的發展。首先，在傳播學界與業界，傳播媒體作為由上而下宣傳（過去是為統治者，目前則為資本家）的概念，仍然存在。其次，在1960年後，傳播學術、報業、電視已成為體制的一環。然而，用傳播從事對外的宣傳，並無法正當化統治的權力。例如，台視就日資，捨美資，以維繫與日本搖搖欲墜的外交關係，但仍無法據此抵抗世局炎涼。官方與日資因利益而結合，卻也因利益而衝突。
台灣傳播長期以來受到結構性的扭曲，淪為宣傳與營私的工具。未來媒體應回歸公共溝通的本質，由公眾所有，利潤歸公，以厚植文化生產的基礎。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才能生產出根植於本地經驗的作品。這樣的作品，對內可以發人深省、可長可久，涵養公民文化。另一方面，過去傳播媒體也被視為對外宣傳的工具。未來我們應從事雙向交流，一方面將台灣的歷史文化經驗傳達到國外，另一方面，也應將鄰近國家的觀點帶回台灣。
參考書目
林麗雲（2000）。〈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1949-1999〉，《台灣產業研究》，3：89-148。
林麗雲（2002）。〈依附下的成長？台灣傳播研究典範的更迭興替〉，《中華傳播學刊》，1：103-137。
林麗雲（2004）。《台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林麗雲（2005）。〈1960年代台灣電視資本結構的形成〉，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八屆6討論會「台灣1950-1960年代的歷史省思學術討論會」，2005年11月24到26日。台北：國家圖書館。《中華傳播學刊》，編審中。
Q1張立教授：大陸來台的知識份子的報人傳統，如何影響報刊？
Q2張立教授：除了政大新聞的傳統外，另外其他新聞科系的傳統為何？
Q3楊翠華教授：除了國民黨之外，新聞局的角色為何？
Q4葉老師：國府所代表的是中國文化下的政權型態，以同心圓為主的權力關係，應拉高到文化實踐的層次。
Q5葉老師：另一個研究主題則是，在資源分配下，黨營媒體的主事者如何營利？營利的意識如何散布在這個政權內部？
Q6趙綺娜教授：冷戰如何影響日本影片配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