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兆宏的部落格──用喜樂的心寫見證

安全衛生又可口的冷凍水餃煮法

◎劉兆宏
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顧問
前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食品安全科科長
前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簡任技正
美國 Rutgers 大學食品科學博士
 
大家都知道，豬肉不可生食，因為裡頭常會有「豬肉絛蟲（Taenia solium）」（絛，音掏）寄生，攝食後，會轉而寄生在人體的腸道裡。產卵後，孵化的幼蟲會穿過腸壁進入腹腔亂竄，最後寄生在腹腔、橫紋肌、腎、脾、肺、心肌、舌肌、淋巴組織、眼或腦部等，引發「囊蟲病（cysticercosis）」。發生在眼部的，會造成視網膜病變，嚴重的可能瞎眼；在腦部的，則可能引發水腦，甚至死亡。更可怕的是，成蟲在人體的生存期竟可長達 25 年以上。
 
傳統的水餃煮法是，先把水煮滾，然後放入水餃，蓋上鍋蓋，繼續煮滾後，再加入一大碗冷水，蓋上鍋蓋，再煮滾，如是重複三次。老祖宗發明這樣的煮法時，世上還沒有冰箱或冷凍庫，針對現包的水餃，這樣的程序確實足可將水餃裡的肉餡煮熟，殺死可能寄生在豬肉裡的絛蟲。
 
然而，現在時代不一樣了，我們很難有老祖宗那樣的閒情逸致，在家裡勞師動眾的捍水餃皮，調餡，現包現煮。對從超市買回來，或偶爾利用假期，全家樂融融的包好後，貯放在冰箱裡的冷凍水餃而言，按照上述的傳統煮法，常會發現裡頭的豬絞肉還半生不熟，略帶紅色（煮熟的豬絞肉會呈白色），吃得讓人膽戰心驚，於是只好再多加一、兩次冷水煮滾。結果常是水餃皮都煮爛、煮破了，餡裡的豬絞肉仍舊沒有完全煮熟。
 
在還不知道豬肉「囊蟲病」的可怕之前，或許會自我安慰說，都煮成這樣子了，不吃難道要倒掉嗎？知道了豬肉「囊蟲病」之後，我想，恐怕也只好倒掉，或是從此再也不買冷凍水餃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項突破性的煮法，保證可在水餃皮仍保有良好的彈性之下，將冷凍水餃的肉餡完全煮熟。──仔細聽嘍：將冷水放入鍋內，瓦斯爐點火後，立即加入冷凍水餃，蓋上鍋蓋，待煮滾後，再重複一、兩次加冷水，蓋上鍋蓋煮滾即可。技術上和傳統煮法同樣要注意的是，在水餃第一次煮滾之前，要偶爾用鍋鏟（或大湯勺）的背面，輕輕推動（不可用正面挖，因為鏟邊會將餃子皮切破），並使鍋內的水轉動，用以縮短餃子與鍋底接觸的時間，以免黏在鍋底（實際照片請參見http://tw.myblog.yahoo.com/willy-winnie/article?mid=7387）。

或許你會懷疑，冷水煮水餃，水餃皮不會糊掉嗎？答案是，冷水煮現包的水餃，水餃皮當然會糊掉，但煮冷凍水餃，則不會。
 
水滾後才下冷凍水餃，水餃處在內凍外滾的環境，麵皮很快就被燙熟了，然而，穿過麵皮的熱量，進入仍處於結凍狀態的菜肉餡時，一方面要將它解凍，一方面又要煮熟它，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因此常在內餡還沒煮熟之前，麵皮就已經煮爛、煮破了。這樣煮出來的水餃，不但難看、難吃，而且衛生堪虞。

冷凍水餃和冷水一起加熱，當水溫慢慢上升的同時，麵皮和內餡的溫度也跟著慢慢上升，到水滾時，水餃內、外和滾水的溫度已非常均一，因此煮出來水餃，彈性好，肉餡熟，安全衛生又可口。
 
若不敢置信的話，可以先試煮 5 粒冷凍水餃看看，就算被騙了，也損失不到 20 塊錢。順帶告訴大家，我已用家裡的炒菜鍋，煮過一鍋 45 粒的冷凍水餃，效果非常良好。 
 
PS

一、創意來源：退休後，以前的同事，前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總務主任鄭文忠兄，有次到新店探望家母和我，看我下廚煮麵後，告訴我乾麵條可以用冷水直接煮，水滾了，麵也幾乎熟了。我試了幾次，效果非常好。今年快過農曆年前，有一天，我邀大姪兒儒霖來我家共進晚餐一起吃炸醬麵，我示範用冷水煮乾麵條給他看。儒霖詫異的說：「叔叔，我不知道乾麵條可以用冷水煮，不過我煮冷凍水餃都用冷水。」年假期間，我一人在家，就試驗用冷水煮冷凍水餃，果真效果超級好，特地分享大家。

二、用冷水煮冷凍水餃還有兩個大好處：第一是，不用害怕下水餃時不小心被滾水燙到手；第二是，可以達到節能減碳的環保效益。

PPS

提醒旅居美、加的朋友注意：住在加拿大的 Shirley 分享，使用火力不夠大，加熱速度太慢的電爐者，千萬不要用冷水煮冷凍水餃，水餃會糊成一團。

電腦手與上帝珠

自從辦公室電腦化之後，很多人得了一種俗稱“電腦手”的「腕部隧道症候群」的病症。這種病症起先是感覺右手無名指和小指之間疼痛，漸漸的擴及到手腕乃至整條手臂。很不幸的，大約十年前，我也得了這種病症，嚴重時甚至睡到半夜都會痛醒。由於年紀大了，身體突然出現前所未有的不明疼痛，心裡會很緊張，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骨癌。於是聽會友的介紹，到醫院看骨科門診。醫師安排照過 X 光後，說沒有異狀，開了止痛藥給我，囑附我痛的時候才吃。一個月後，疼痛依舊，於是改去聯合門診中心看神經內科。醫師說：「你得了“電腦手”，不要抓滑鼠或碰鍵盤，過一陣子就會好。」然後開了肌肉酸痛的外用藥膏給我。

我聽醫師的話，非必要時不碰電腦，連晚上睡覺時都戴上手護套，讓手腕保持在伸直的狀態。但因辦公室已全面電腦化，處理公文時難免還是要接觸電腦。漸漸的，右手竟痛到不能往後彎抓背洗澡。兩個禮拜後，醫師叫我改看復健科，做復健看看。從此每天下班回家吃過飯後，就到聯合門診中心做復健。先是用電療做了兩個禮拜，不見效，於是再加熱臘，這樣前後做了將近兩個月，右手手掌、手腕和手臂依舊疼痛難當。

在此同時，我太太的一名女同事，她的手部受傷，看過西醫和中醫都好不了，經人介紹，買了一串「黑曜岩」（一種黑色的礦石，磨成小圓珠，串成手鐲狀）戴著，手痛竟然就好了。賣的人說是因為這種礦石有磁場，戴在手上，疼痛就好了。我太太聽了，就買了一串回來，要我戴戴看。我說：「怎麼有這種可能？我不信。我戴了豈不被同事和朋友笑死？我不戴。」太太說：「我買都買回來了，你就戴戴看，沒效就不要戴嘛。」為了家庭的和諧，我只好戴上。

結果竟那麼神奇，不到一個禮拜，我的右手疼痛就完全消失，並且還可以抓自己的後背洗澡。接著，每天抓滑鼠，打鍵盤，手也不再痛。過了大約一個月，我想既已痊癒，就把那串「黑曜岩」脫下來，不再戴了，免得同事見到，好奇的問，解釋起來，老實說還蠻難為情的。不想，才兩天沒戴，抓滑鼠，打鍵盤時，右手又開始疼痛起來。從此，我只好每天 24 小時除了洗澡以外都戴著。

後來，和幾位同病相憐的同事分享，有幾位也去買了來戴，效果一樣，都跟我道謝。有一位同事因為比較晚知道這回事，她去看了神經外科，在醫師的建議下，做了將手腕的橫腕韌帶切開，解除腕隧道狹窄的手術。

有一次，我到世貿國際會議中心參加唐崇榮牧師的神學講座，中場休息時，右邊一位不認識的女信徒問我說：「你不是基督徒吧？」我笑著反問她說：「你為甚麼這樣問我？我剛才有打瞌睡嗎？」她說：「因為我看到你手上戴著佛珠。」我說：「原來你指的是這個。這不是佛珠，這是一種礦石，叫做黑曜岩。這是上帝所創造的，應該叫做『上帝珠』才對。戴著它，我的“電腦手”疼痛就好了。」她說：「你為甚麼這麼沒有信心？」我說：「請問你生病時看不看醫生？」她說：「看呀。」我說：「你為甚麼這麼沒有信心？」她才沒再說甚麼。

《使徒行傳》十章 15 節記載，天上有聲音對彼得說：「上帝所潔淨的，你不可當做俗物。」黑曜岩礦石本就是上帝所創造的，戴著它既能醫好“電腦手”，就大方的分享給患同樣病痛的人，並歸榮耀給上帝，不也是一種「醫療傳道」嗎？

哪來的聖火？

The Olympic Torch（奧運火炬）不過是一把運動會的火炬，何來聖與不聖？
 
其實，在國際間傳遞「奧運火炬」的儀式也不過是從 1936 年的柏林奧運會才開始，由當年的柏林奧運會組織委員會主席 Carl Diem 發起，目的是要誇耀「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正式國名為 Das Deutsche Reich〔德意志帝國〕，亦即納粹德國）的偉大，沒想到竟一直沿襲到今天。
 
這樣一把原始目的並不怎麼光明的運動會火炬，為甚麼到了中文，就變成「聖」火呢？這和十九世紀末中國的積弱有關。

中國自古以來一向都以天朝自居，外國的事物不是「番」，就是「胡」，因此外來的 tomato 叫「番茄」，sweet potato 叫「番薯」，match 叫「番子火」，pepper 叫「胡椒」，……，即使到了清朝初年，English 的中譯「英吉利」三字，左旁還都有犬部（現在只剩下「狤猁」兩個字還在，第一個「英」字左旁加「犬」部的字電腦已沒有了）。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從自大轉而自卑，再轉而崇洋媚外。尤其是清末民初那些從事西文中譯的人，更是把外國事物推崇得無以復加。於是外文譯成中文時，必定要找高雅神聖的中文字詞來翻譯。例如 America（阿眉里卡），要譯成「亞美利加」，Roosevelt（弱惹危特）要譯成「羅斯福」，White House（白屋）要譯成「白宮」，……。最荒謬的是，法國送給美國的一座雕像──Statue of Liberty（自由雕像），竟被譯成「自由女神」。法國和美國都是基督教國家，在基督教信仰裡，除了上帝之外別無他神，法國怎麼可能送美國一尊女神，美國又怎麼可能接受人家送他們一尊女神呢？真是狗屁不通到了極點。

奉勸大家以後看外來事物的中文譯名時，要記得先把它還原正名，免得受了崇洋媚外之毒而不自知。

奧運火炬就是奧運火炬，何聖之有？

我們的母親劉黃秀琴女士民國 17 年 2 月 1 日出生於基隆 八堵，上有兄長一人。母親三歲時，外祖父過世，外祖母再婚後，又生一女。舅母、母親和阿姨三人，情深勝過親姊妹。母親二十二歲時與世居瑞芳 侯硐的先父劉文宗先生結婚，同在基隆 大竿林的台肥一廠 木山煤礦工作，胼手胝足共組家庭，育有三子二女。

民國 51 年起，木山煤礦因礦源枯竭，漸漸停採，父親不得已輾轉到五堵、南港及石碇鄉的小格頭等礦場工作，收入更加微薄。母親乃早出晚歸到市區的建築工地做粗工，與父親共同挑起家庭生活重擔。當時長子兆寬小學畢業，毛遂自薦到漫畫大師葉宏甲處當學徒，次子兆宏唸小學，課間趕去買菜回家做飯洗衣，照顧年幼的弟弟妹妹，傍晚並為弟弟妹妹洗浴，哄他們就寢。生活雖貧苦，而全家和樂融融。此時正值小兒麻痺大流行期，村裡屢聞有嬰兒罹病或夭折者，村民見我們家五個小孩個個健康活潑，於是子女出生後多有特來認我母親為義母者。

民國 56 年我們舉家遷至新店 安坑 舊長豐礦區，生活條件略有改善。民國 60 年後，台灣煤礦業急速沒落，父親經常大半年領不到薪水，母親乃在隔壁的小工廠工作，當時才唸小學的三子兆寶和長女雅嬪，放學後也一起加入做童工，每天加班到深夜。及至兆寬在電視台工作（藝名劉劍海），獨力扛起全家生計後，母親才得以歇下重擔。

回顧母親一生，前半生茹苦含辛，養兒育女，並先後親侍繼父、母親、公公和婆婆終老，克盡孝道，用身教為我們立下完美的典範。後半生仍為子女操心，未曾稍停。雅嬪開花店後，母親更是最得力的幫手。母親待人真誠，在新店 檳榔路市場廣受敬愛，民國 92 年更獲選為台北縣模範母親。

去年 3 月，母親不意在耕莘和台大醫院檢出罹患肺癌已至第四期，乃決定不做化療，要用喜樂的心，迎接挑戰。由我們子女週間每天陪伴散步，週末四處遊玩，尤其雅嬪和次女佳芳，不辭勞苦，日夜陪侍，讓母親渡過美好的一年。兩個月前，母親病情惡化，孫女詩音、長孫儒霖更全時加入照護。今年 7 月 4 日凌晨 3 點多，母親突然高燒不退，佳芳和詩音夤夜急送母親到耕莘醫院，退燒後原以為不日即可返家，詎料 7 日開始，意識逐漸模糊，8 日凌晨安詳辭世。

這一年多來，感謝各界好友的關心與代禱，更感謝上帝的恩典，讓母親用信心和行動寫下了美好的見證。誠如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四章 7–8 節所說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正是母親一生的寫照。

五月 7 日（禮拜一）媽媽做了第一次髖骨部位的放射治療後，第二天醫院打電話來，說機器壞掉了，大概要等一個禮拜才能修復。結果等了兩個禮拜，5 月 22 日起再接續做了九次照射，一直到 6 月 4 日才完成一個療程。做完整個療程後，媽媽右大腿的疼痛果真明顯的減輕了，然而，在此同時左腿卻漸漸的不聽使喚，而左肩也常會感到異常的疼痛。

六月 4 日做完放射治療那天，正好也是血液腫瘤科回診的日子。蔡醫師仔細的按壓媽媽的左肩，問媽媽會不會痛，媽媽說不會；蔡醫師又請媽媽將左手舉起，問痛不痛，媽媽仍說不會。蔡醫師說，這樣，肩膀的疼痛應該不是癌細胞轉移；至於左腿不聽使喚的問題，要做腦部斷層掃瞄才能判斷。六月 6 日做了掃瞄，11 日（禮拜一）下午回診看結果。候診時，媽媽就說她左肩痛得冷汗直流。進去看醫生時，醫生問媽媽止痛藥吃了沒，媽媽說剛吃時不痛，過幾小時後就開始痛了。醫生對我說，如果吃止痛藥無法止痛，就要考慮住院，用吊點滴的方式施打止痛藥。我說媽媽很不願意住院，可不可以先加重止痛藥的劑量試試看。於是醫生就把原先一天兩次，每次半粒的長效性止痛藥加重成每次一粒。

然後醫生從電腦裡調出媽媽的腦部斷層掃瞄結果，一邊仔細看著檢驗報告裡的顯影片子，一邊對我說，媽媽的大腦和小腦都已有癌細胞入侵了，最好能做腦部的放射治療，以免腦部的癌細胞擴展開來，頭部會非常疼痛。由於髖骨部位的放射治療效果還不錯，因此媽媽並不排斥做腦部放射治療。問診到這時已經 5 點多了，蔡醫師立刻打電話給放射腫瘤科的謝醫師，看他下班了沒，若還沒下班，可以讓媽媽立刻過去做定位，以便第二天做放射治療。結果謝醫師因看完病人，已經下班在回家的路上。於是蔡醫師在電話中對謝醫師略做說明後，便幫媽媽掛了第二天早上謝醫師的號，並預約禮拜六（六月 16 日）再回來看他的門診。

第二天到放射腫瘤科，謝醫師仔細看了掃瞄結果，然後告訴我說，上次髖骨部位是十次一個療程，這次做腦部放療則是二十次一個療程。媽媽對謝醫師說她的左肩很痛，謝醫師說由於蔡醫師昨天開的止痛藥是一個禮拜份的，電腦會自動鎖住，使他無法再開止痛藥，不過他可以開類固醇，一方面預防腦壓升高太快，一方面也會有止痛的作用。我馬上去藥局領藥，讓媽媽服下，我想至少可以發揮一些心理治療的作用。

然後工作人員替媽媽做定位。這次和做髖骨部位那次不一樣，髖骨部位那次是直接在身上做記號，這次則是給媽媽戴上一個熱塑型的網狀面罩，定位的記號就做面罩上。面罩的做法是先將一片乳黃色的塑膠網置於熱水中加熱，待軟化後，取出用紙巾擦乾，然後罩在媽媽的臉上，順著媽媽的五官冷卻成一張立體的面具。定位完的面罩就留在放射科，每次要做照射時再讓病人戴上，照著上面標記的定位照射。

做腦部放射治療須另花時間做鉛模，因此要到禮拜四才能開始做放療。禮拜四、禮拜五做了兩天，禮拜六回醫院看血液腫瘤科的門診。由於禮拜六早上 6 點，我要與南門教會聖歌隊友一起趕赴嘉義朴子的牛挑灣教會，參加一位前隊友的告別禮拜（上午 10 點舉行），因此請小妹佳芳陪同姪子儒霖帶媽媽去看門診（自從弟弟兆寶又被公同派去大陸後，便由姪子儒霖和我負責帶媽媽去醫院）。我提醒妹妹告訴蔡醫師，謝醫師有開類固醇給媽媽，還有上次蔡醫師說，若服藥無法止痛，可以考慮住院的事，如果媽媽願意的話，也請蔡醫師等有健保病房時再通知我們。

禮拜六晚上我如常的帶著一家大小回到新店。我問妹妹：「今天門診看得怎麼樣？」妹妹說：「媽媽上午左肩還是很痛，醫生問媽媽願不願意住院，媽媽不願意，於是我就拜託醫生開嗎啡給媽媽，要是連吃嗎啡也無法止痛，再讓媽媽住院。」醫生最後答應了妹妹的請求，開了兩個禮拜份的嗎啡給媽媽（因為醫生下禮個拜請假，預約下下個禮拜回診）。我說，初次服用嗎啡會噁心嘔吐，媽媽有沒有這樣？妹妹說，可能媽媽從去年三月以來一直喝的止咳藥水（Brown Mixture）裡頭就有鴨片的成分，所以吃嗎啡完全沒有不舒服的副作用。

媽媽服用嗎啡後，身上已不再疼痛，吃飯較有胃口，心情也好多了──對癌末病人而言，唯有不痛才能活得有尊嚴。自從上個月以來，每次我們要離開花店時，所有男生都會在媽媽的臉上親一下，然後才跟媽媽說再見。今晚媽媽在兒孫們這樣溫馨的道別聲中，笑得特別的甜，特別的開心。

今天中午回新店陪媽媽吃午飯，妹妹雅嬪煮的。吃過飯，一起看完電視新聞和氣象，大約一點多，弟弟兆寶也回來了，因要到新店與客戶開會，特地先回來看媽媽。兆寶離去後沒多久，我問媽媽要不要去睡午覺了，媽媽說：「好，我先吃一下藥。」媽媽吃藥時，不小心被開水嗆到，咳得好厲害，雅嬪趕緊過來幫媽媽拍背。等咳嗽完，恢復正常後一會兒，媽媽自己勉力的站了起來，扶著牆，步履維艱，顫巍巍的走向廁所。我看媽媽能自己走，就對她說：「好棒，慢慢的走。」

媽媽上完廁所，又自己小心翼翼的走回房間，雅嬪和我看著，心想媽媽的狀況還不錯。就在媽媽進入房間，剛消失在我們視線的那一剎那，突然「慌啷啷」的一聲巨響，像是櫃子倒下，緊接著「控」的一聲，是媽媽後腦著地的聲音，媽媽整個人向後倒下，頭撞在房間門口的地板上。媽媽痛得哭了出來。我和雅嬪急忙跑過去，先緩緩的幫媽媽扶坐起來。我摸著媽媽的後腦勺，問她這裏痛不痛？媽媽說，腰痛。雅嬪扶著媽媽的背，問腰哪裏痛？媽媽摸著自己的腰，讓我們知道哪個部位痛。我輕按媽媽指示的部位，問她會不會刺痛，媽媽說不會，我就安慰媽媽說，這樣還好，沒有跌斷骨頭。

雅嬪和我扶著媽媽，讓媽媽在地上坐著，請媽媽等比較不痛了，才再站起來。媽媽哭著說：「你們兩個沒辦法把我扶起來啦。」雅嬪和我對媽媽說：「我們扶得起來，你放心，等你想站起來時，再告訴我們。」我跟媽媽說：「對不起，以為你可以自己走，就讓你自己走，下次你不要再自己走了，要走時，一定叫我們扶著你走。我中午回來時，在捷運站撿了一份昨天的晚報，上面才說梅雨季節要小心老人家容易跌倒，跌斷髖骨，剛才還和雅嬪講。還好這次沒跌斷骨頭，下次不要再自己走了。」

媽媽說她剛才是要打開衣櫃，準備換衣服。我想是媽媽咳嗽時失禁了，上完廁所發現，所以想換乾淨的衣服好睡午覺，於是就和雅嬪扶媽媽坐上床沿，由雅嬪幫媽媽換衣服。等媽媽換好衣服，雅嬪服侍媽媽躺好後，我才再進房間去看媽媽。

我坐在床沿，輕握著媽媽的手，問她現在還痛不痛？媽媽說就是剛才指的腰部還在痛。我再度輕壓媽媽的後腰，確定媽媽沒有刺痛感，就摟著媽媽，跟她說：「你好好睡吧。」媽媽哭著對我說：「這麼歹命，怎麼不早早死了算了。」我聽了不禁眼眶含著淚。我對媽媽說：「不要這樣想，人都會老，都會生病，都會痛，最後都會死，我們這樣已經夠好命了。有好多人到老來全身痛，子女一個個都不在身邊。新聞不是報過，有老人家死在房間裏，兩三個月後才被發現。比起來，我們好命多了。同樣一件事情，要往好的一面想，心情就會好一點，往壞的一面想，心情就會更難過。不要往壞的一面想，好不好？」媽媽答應我說：「好。你也回去睡午覺，下午好上班。」我抱著媽媽，親她的臉，親她的手，對她說：「你好好的睡，不要難過，我明天再回來陪你。」媽媽說：「好，你回去吧」。

這幾個月來，媽媽的右腿漸漸痛到無法正常的走路。由於媽媽坐著和睡覺時並不會痛，唯有走路時才會痛，因此，之前我曾帶她去看北新路檳榔路口那家，媽媽以往腰痠背痛時常去看的外科診所。醫師和媽媽很熟，知道媽媽去年二月間在耕莘和台大的檢查結果，因此猜測很可能是癌細胞轉移，說也只能開止痛藥減輕媽媽的疼痛。

上個月底兩位妹妹帶媽媽到耕莘醫院胸腔科回診時，向醫師報告媽媽大腿疼痛的情形，吃止痛藥也不見效，醫師建議看血液腫瘤科做進一步的檢查。血液腫瘤科的醫師先讓媽媽照了 X 光，覺得單從 X 光片無法判斷是否為癌細胞轉移，只能確定髖骨的骨質很疏鬆脆弱，因此開了單子讓媽媽做詳細的骨質攝影。上禮拜接到核子醫學中心的通知，前去做骨質攝影，核醫中心主任建議我們掛骨科主任的號，請骨科主任看看能否注射骨泥。

前天（5 月 7 日）弟弟和我一起帶媽媽去看骨科主任，醫師說這種情況無法注射骨泥，馬上幫我們轉診到放射腫瘤科，看能否做放射治療。放射腫瘤科的醫師根據核醫中心的報告，認定是癌細胞轉移到髖骨，因此建議安排媽媽做為期兩週的放射治療。我們關心的是媽媽的生活品質，擔心放射治療會不會造成比現在更糟的狀況。醫師說不會，而且說這樣的治療應可減輕媽媽的疼痛。於是徵得媽媽的同意，前天下午便做了第一次的放療。

之前，4 月 7 日（禮拜六）那天，媽媽曾因一整天血壓都降不下來，頭暈噁心得很不舒服，兩位妹妹當晚就帶媽媽到耕莘掛急診，急診室的醫師立刻安排媽媽住進加護病房。禮拜天下午我去加護病房看媽媽，媽媽的血壓在加護病房醫護人員悉心的照護下，已恢復穩定，因此急著想要出院。護士小姐說，等明天（禮拜一）一早心臟科賴主任來巡房時，再看看能否出院。禮拜一上午我在加護病房開放探視的時段到加護病房看媽媽，護士小姐說賴主任早上已來看過，說媽媽今天可以移到普通病房，觀察一天，如果一切正常就可出院。然後去打電話向賴主任報告，說家屬來了。

媽媽跟我訴苦說，這兩天一直都必須躺在床上，連尿尿都躺著尿，很不習慣，尿不出來，好難受，要我等下賴主任來時，再問他看看可不可以出院。不一會兒賴主任來了，親切的向我說明媽媽的狀況。我就請問他說，媽媽一直吵著要出院，可以嗎？主任安慰媽媽說，等一下移到普通病房就比較舒服了，再觀察一天看看。媽媽說：「我原先就有預約今天下午看你的門診，讓我回家去，下午再來給你看好嗎？」賴主任聽了微笑說，好吧，那就下午門診見。媽媽如蒙特赦一般，叫我趕快回花店去向妹妹雅嬪取她的衣服來。

我回花店取了衣服來，交給護士小姐，請護士小姐幫媽媽換上衣服，同一時間我則下樓去結帳辦出院手續。辦完手續回到加護病房，帶媽媽下樓來。媽媽對我說：「剛才終於可以下床，頭一件就是問護士小姐廁所在哪裏，到裏頭尿了好久好久，感覺舒服多了。」連著兩天手上插著點滴，手指套著脈搏偵測器，連如廁的自由都沒有，的確很難受，我可以體會得到。雅嬪送花後到醫院來接我們，回到花店，已是下午一點多，三人早已飢腸轆轆。雅嬪去買了媽媽喜歡吃的魷魚羹麵，切了兩份嘴邊肉，三人一起吃午餐。看媽媽吃得津津有味，做子女的感覺好欣慰。

緊接著的那個禮拜天（4 月 15 日），上午做完禮拜後，聖歌隊林純純大隊長告訴我說，待會午餐後聖歌隊幾位隊友要到新店探視我媽媽。於是就在林純純大隊長的率領下，指揮何淑娟老師和她正在讀大學的漂亮女兒胡匡正、陳振宗和李菊子兩位長老夫婦、陳秀玲、呂錫懷、林明鋒等，加上我，一行人分搭兩輛車來到花店。隊長和何老師她們先到，就在騎樓的水果攤買水果做伴手。賣水果的聽說是要來看我媽媽的，因此特地挑了又大又甜的水梨和蘋果做成禮盒。

上樓後，我先向媽媽介紹隊長、指揮和隊員們。他們告訴媽媽說：「不單兆宏，庭碩也是聖歌隊的隊員，我們每個禮拜五在一起練唱，禮拜天一起上台獻唱。」還說，上禮拜我們獻唱時，庭碩還吹 oboe（雙簧管）伴奏，並問媽媽有沒有聽過庭碩吹 oboe（媽媽不知道甚麼是 oboe，我解釋了一下）？媽媽說沒聽過，隊員們問媽媽想不想聽，媽媽說：「想呀。」我趕緊說：「這個禮拜六晚上回花店來時，請庭碩帶回來吹給你聽。」媽媽高興的點頭說好。然後聖歌隊員和媽媽閒話家常，說她好福氣，子女孫子都這麼孝順。陳振宗長老是基隆人，算起來和媽媽是同鄉，就和媽媽一起回憶“古早時代”的基隆，並與媽媽分享基督教信仰的人生觀。接著我們一起合唱兩首歌為媽媽祝福，然後大家手牽著手，圍成一圈，由陳振宗長老帶領我們為媽媽和大家禱告。

那天回家後，我告訴庭碩說：「聖歌隊員向阿嬤提起你吹 oboe 伴奏的事，阿嬤也很想聽，我已替你答應這個禮拜六晚上吹 oboe 給阿嬤聽。」庭碩問要吹甚麼曲子，我說：「前陣子你參加台大醫學院杏林室內樂社團錄影，不是練了幾首台灣民謠嗎？我想台灣民謠旋律阿嬤比較熟，吹台灣民謠給阿嬤聽，阿嬤比較能產生共鳴。」

到了禮拜六白天，我特地通知姪女詩音記得一定要回花店吃晚飯，吃過飯後小碩要吹 oboe 給阿嬤聽。那晚庭碩吹了《望春風》、《雨夜花》、《六月茉莉》、《白牡丹》等曲子，還有幾首兆寶、雅嬪、佳芳、詩音臨時點播的片斷。媽媽每首都微笑著好投入好投入的聽，眼神中流露著以這樣的孫子為榮的滿足。

聽了第一首，媽媽就問說小瑋也會吹嗎？我說，小瑋學的是單簧管（clarinet），音調較小碩吹的這種低沉些，等 7 月小瑋考完聯考後，和哥哥合練幾首曲子，再一起合奏給阿嬤聽。庭瑋說：「我下個禮拜六就可以和哥哥一起合奏了。」既然庭瑋都這麼說了，我們就約好下禮拜六兩兄弟合奏。

第二個禮拜六晚上庭瑋先獨奏一曲《望春風》，媽媽說，聲音和小碩的不一樣，都很好聽。然後兩兄弟又合奏了好幾隻曲子，和上禮拜哥哥吹 oboe 時一樣，都是不看譜的即興演出，有些曲子是庭碩和庭瑋不曾聽過的，由阿嬤或叔叔、姑姑們哼出旋律，庭碩和庭瑋就當場吹奏。雖然不能每隻曲子都吹得很週全，但這樣大家七嘴八舌的提音，反而更加生動而饒富趣味。

感謝聖歌隊的來訪，不但陪媽媽聊天，給媽媽加油打氣，為媽媽禱告，讓媽媽度過一個豐富的下午，更引出兩場溫馨的小型家庭音樂會，這是原先所意想不到的。我跟媽媽說：「等小瑋考完聯考後，再請兩兄弟多練幾首，練熟一點，再吹給你聽。」媽媽笑得好開心的說好。

媽媽現在因腳痛，無法像去年那樣下樓自由行動，每天只能坐在客廳，可以想見她日子過得有多無聊。因此，一有機會我就要多製造一些“盼望”給媽媽，讓媽媽心裏常充滿美好的期待，這樣日子會過得比較充實。除此之外，我想我該盡可能的多回新店陪媽媽，即使只是一起吃吃午飯，說幾句話，對媽媽而言，也是單調而枯燥的生活中難得的漣漪。寫到這裏，我立刻打了一通電話給媽媽（今天因為醫院通知放射治療的機器故障，所以沒有回去帶媽媽到醫院），問她會不會無聊，腿痛不痛？媽媽說坐著不痛，只有站起來走才會痛。我說這樣就值得感恩了，有些人連坐著躺著都會痛。我問媽媽，我唱首歌給你聽好嗎？媽媽說，要唱甚麼？我就唱了《望春風》給她聽。唱了兩句，媽媽就問我現在在哪裏，我說在辦公廳裏。媽媽說，你在辦公廳裏這樣唱歌會不會被人笑？我說我在單獨的辦公室裏，同事聽不到，沒關係。今天下午小妹佳芳要請假陪媽媽，因此，我答應媽媽明天不論有沒有做放射治療，我都會回去陪她。

上回提到在紐約被搶，過後沒多久，和住在紐約的一位大學同學老史提及此事，他也贊同在那種情況下，給錢是對的。他還說，有一名韓國移民，在 Chinatown 遇到黑人打劫，這名韓國人是跆拳道高手，兩三下就把搶匪打得頭破血流，滿地找牙，結果沒幾天後，那名韓國人就被發現遭到鎗殺，太陽穴中彈死在小巷子裏。

再回頭來談校內的事。第二學年的第一學期，我報名參加了博士研究生資格考。系上借了 Cook College 學生活動中心一樓靠山坡的那角，做為我們的考場。考試那天正是秋高氣爽，陽光絢麗的日子，我在奮筆疾書答卷子當中，不經意的抬起頭來，沒想到映入眼簾的竟是落地窗外一整片黃色、紅色鮮艷明亮的樹葉，在金色的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不由得我望著這片美麗的景色出神──是哪輩子修來的福，能在這樣的美景之前考試！

這年的第二學期，我修了一門叫「食品安全」的課。這門課分兩個部分，前半學期探討微生物學方面的問題，後半學期探討化學方面的問題，而化學方面的授課老師正是我的指導教授 Dr. Rosen。我對微生物學沒有化學這麼在行，加上講授食品安全微生物學方面的兩位老師（一男一女）講義又發得特別多，老人家我背得夜以繼日，天昏地暗，仍是老背不起來，期中考自然考得很不理想。本以為後半學期化學部分可以扳回一城，沒想到 Dr. Rosen 上課更是天馬行空，一堆與疾病有關的醫學用語，以前從不曾接觸過，更叫我短時間內背得丟三落四，因此期末考也考得很不理想。學期結束後，任課老師照例會把學生成績張貼在他辦公室外走廊的牆上（學生身分欄只列出學號，不列姓名）。一天下午，我走出實驗室，發現「食品安全」的學期成績已貼出來，就上前看看，果真不出所料，得了個 C。正要離開時，Dr. Rosen 恰巧走了過來，帶著安慰的口吻對我說，攻讀博士，不一定每科都要拿 A，偶爾一科拿 C 也不用難過。我說，我沒有難過，我只是在想，人家或許會問，這門課到底是誰教的？怎麼這樣一個每科都拿 A 的優異學生，只有這科得 C 呢？Dr. Rosen 聽了哈的笑了出來。

留學的第二年結束前，所有的課堂課都修完了，第三年起每天只是規律的按時八點半到系館做實驗，五點半到六點之間“下班”。第三學年開學之前的暑假，我被分發到離系館走路只要七分鐘的公寓式研究生宿舍。從此每天“下班”不用花一個多小時趕搭校車轉來轉去，心情輕鬆好多。開學後沒多久 Linda 因要與男友在校外租屋同住，便把她住宿時騎的腳踏車送我。有了這部腳踏車，我在遼闊的校園裏更是如魚得水的來去自如。偶爾實驗做累了，只要天氣晴和，便騎著腳踏車在校園內遊賞廣大的草地、人工湖，和樹林等，藉以稍稍放鬆自己。

一天下午，在系館禮堂外的公布欄上看到一張徵求家庭教師補「高等食品科學」的啟事。看那筆跡應是美國人（那時候還沒有 Windows，校內廣告多用手寫然後影印），名字叫 John。我就把電話號碼條撕下來，和 Greg 商量該怎樣收費才合理。最後決定開價每小時 10 美元。那天“下班”回宿舍後，就打電話給 John。他聽我的口音，不敢相信一名外國留學生竟然打電話說要替他補習。我說：「你可以向食品系的老師們打聽；Dr. Rosen 稱我為“All Time Champion”，我的 Comprehensive 和 Qualifying 兩項考試都是全系第一，幫你補『高等食品科學』絕對沒問題。」於是我們就約第二天晚上六點在系圖書館見面，因為那時候圖書館內已都沒有人，可以給他上課。上了兩個小時後，John 一邊付我 20 美元，一邊不停的向我連聲說非常謝謝，說為甚麼 Professor ○○○ 講的他幾乎都聽不懂，而我一講他就完全懂了。我說：「某些教授的上課方式只是在向學生展示他多有學問，才不管你聽懂聽不懂；我則是站在學生的立場，知道要怎樣講學生才聽得懂，因此我一講你就懂了。」

John 是猶太人，在一家食品工廠上班，晚上來 Rutgers 食品系修課，期末成績若得 B+ 以上，學分費公司全付；未達 B+ 者，B 以上公司補助一半，C 以下公司就完全不補助。聽了我兩小時的課，他有信心在我的幫助下，這門課一定可以拿 B+ 以上。他說他付我的學費，報稅時可以扣抵，於是從筆記簿上撕下一頁，寫上付我 tuition（學費）20 元，請我簽名。然後，John 問我在故鄉做的甚麼工作？我說我在台灣的 FDA 當食品安全科科長。他說：「啊，你應該到大學當教授，能上你的課的學生就有福了。」

給 John 上課後沒幾天，和兩位台灣來的女同學提起，她們說每小時 10 美元太便宜了，其中一位（全家移民到美國來的）還說，她小孩請美國人教英語，每小時就要 15 元，「你給美國人上的是研究所的課程，少說也得收每小時 15 元以上才合理。」我說早知道就先和兩位商量。不料，過了一個多禮拜，又有人貼出要請「高等食品科學」家教的廣告。我打電話給他，聽他口音，是印度人。他說他在一家醫院當營養師，下班後來 Rutgers Food Science 修課，我同樣拿 Dr. Rosen 對我的評語向他打包票。他問我鐘點費怎麼算，我說每小時 15 元，他很爽快就答應了。我們同樣約在系圖書館見面，和 John 的日期錯開。第一次給他上課那晚，因為開學已好幾週了，他累積了很多的問題，因此一連上了 3 個多小時。聽完我一一把他的問題都講解明白後，他千道謝萬道謝的向我表達謝意，說我對他的幫助實在太大了。開支票時他說每次上課都要寫支票太麻煩了，乾脆連下禮拜的鐘點費也一起付，一次開 90 元的支票給我。到了下一個禮拜要見面那天的下午，他打電話到實驗室給我，說他當晚醫院裏有事不能來，等有空時再約。結果從此沒再和我連絡。大概聽了我那 3 個多小時的講解後，他已得了竅門，此後的課程都可迎刃而解了吧。而我第一次和他打完電話後，從廣告上撕下來的那張小紙條早就不知道塞哪去了，也無法和他連絡好退錢給他。

在 Rutgers 留學期間，我吃得很簡單，尤其到了第三年，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就拆一包美國泡麵（麵條不是油炸的），加一些在超市買的冷凍蔬菜什錦（內含綠色花椰菜、胡蘿蔔、蘑菇、豌豆仁等），再加一、兩條熱狗，用好友施養志畢業時留給我的一只帶柄的小不銹鋼鍋胡亂煮熟後，就整鍋端到餐桌上，草草的騙騙肚子的吃。邊吃邊安慰自己，要吃好吃的等回台灣再吃吧──心裏想的是基隆廟口和台北寧夏路的夜市。一天晚上吃泡麵時，夾起鍋裏的熱狗，心裏遙想著台南黑橋牌香腸，於是就剝了幾瓣大蒜，就著熱狗當香腸吃。當天晚上，如常的到十一點多刷過牙洗完澡後上床睡覺。第二天早上起床，刷了牙，再用淋浴從頭到腳沖一次澡（由於住研究生宿舍，用水用電不受限，因此到美國兩年多，也學到了美國人晨起洗澡的習慣，覺得這樣上學精神比較好，同時身體也會比較香），然後吃了鮮奶加 cereal 的美式早餐，漱過口，便騎車上學去了。到了系館，先到我做論文的精密儀器室去，此時，Greg、Linda 及兩位博士研究人員 Bob 和 Tom 已在裏頭。我才一踏進儀器室，還沒開口跟他們打招呼，他們三人（Tom 除外）就同時彈離了座位。Linda 叫說：「Liu，你吃了大蒜了是不是，味道好重，好讓人受不了！」我驚訝的說：「我是昨天晚餐吃的，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還都洗過澡，怎麼可能還有味道！」然而，對美國人而言，的的確確是還有很濃的味道，因為他們從來不吃生大蒜──生大蒜是用來趕鬼的（連鬼都怕生的大蒜的味道）。

Tom 是負責使用 GC/MS（氣相層析串連質譜儀）分析並鑑定食品香味成分的專家。他意外地發現我是敢吃大蒜的人，過沒幾天便來找我，拜託我吃大蒜，好讓他分析生大蒜經人攝食後，呼氣中的香味成分和原來的有甚麼樣的變化。我說我沒本事乾吃大蒜，一定要配其他食物。他問我要配甚麼，我說去買兩條熱狗（不要夾麵包）給我就可以了。吃完熱狗配大蒜後大約一小時，Tom 請我進儀器室，在儀器上接一條橡皮管讓我直接對分析儀吐氣，然後一群人一起看著質譜分析儀監視器（monitor）上的波峰變化，七嘴八舌的推測這個峰應該是甚麼，那個峰又應該是甚麼。

轉眼一年又冬天，那年的耶誕節和新年假期快到時，Dr. Rosen 對我說，美國人過耶誕節和新年假期有十來天，這十來天學校空無一人，Bob 等那一伙人不會來和我搶儀器，建議我可以好好的利用這幾天。這意思很明顯，就是叫我不要過耶誕和新年假期。我心裏雖然不願意，但想想老師說的也有道理，只好連聲說好。這是我在部隊當過排長，又在政府機關上過班得來的社會經驗：對老闆所提不算非常不合理的要求，第一時間要表情愉快，欣然的說「好」，這樣以後有問題找老闆商量時，老闆比較能接受；不要一開始就苦瓜臉地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行，這樣以後有問題找老闆談時，他會覺得你是在推托。話休絮煩，12 月25 日那天，校園內白雪一片，雪地盡頭只有一排排光禿枯乾的樹枝，極目望去，但見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獨我一個人穿著厚重的雪靴，踏著四、五十公分深的積雪，一步步的邁向系館，那種孤寂與悽涼真不足為外人道。走進空空盪盪的大實驗室，從冰箱的冷凍櫃裏取出假期前特地趕工製備的樣品，然後走過因空無一人而使腳步聲產生回音的走廊，進入小儀器室，小心翼翼的做 LC/MS（液相層析串連質譜儀）分析。每打一針約需跑 25 分鐘，這段完全無事可做的空檔，我就讀 Kurt 推薦並借我的 Mere Christianity（參見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re_Christianity）。讀到困乏時，心裏不禁問上帝，為何拋下我一個人孤伶伶的在這裏做實驗？大約打了四、五針，突然聽到「碰」的一聲，質譜儀的真空幫浦 down 掉了。由於我們用的是第一代的 LC/MS，那時技術還不夠先進，真空度很不易維持。以往做實驗時，每次真空幫浦 down 掉時，我都會沮喪得腹部絞痛甚至腹瀉，因為儀器公司修這台機器的技師是在全美各地巡迴做維修，打電話給儀器公司轉告他（那時候還沒有手機這種東西），可能要等上一個多禮拜他才能到 Rutgers 來，我的實驗進度就會受到嚴重的耽延。但這一次，聽到真空幫浦 down 掉的聲響那一剎那，我心裏竟高興得無以言喻。我立刻打電話給 Dr. Rosen，用非常哀怨又難過的語氣對他說，真空幫浦又 down 掉了，維修技師也在放假，怎麼辦？Dr. Rosen 說：「那也沒辦法，你就放假去吧。」掛上電話後，我立刻打電話給台美長老教會青年團契的宏毅兄，請他快開車來載我，我可以和他們一起度年假了。

過完年後，有一陣子實驗一直沒有好的進展，我心情非常低落。一次在走廊上遇到 Dr. Rosen，我問他：「Do you believe in God?」他知道我又在鬧情緒了，領我進他辦公室，以愛深責切的聲調對我說：「所謂 Ph. D. 就是你做我的奴隸（slave），到有一天我滿意了，就給你一張 license，換你叫別人做奴隸，如此而已。依你的努力和我們的研究進度，我說三年讓你畢業就會讓你畢業，你不用擔心這個擔心那個。」

這年（1990年）的 3、4 月間，Dr. Rosen 應我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台大食科所孫老師之邀到台灣訪問，在學術研究單位和衛生署等政府機關發表專題演講。在 Dr. Rosen 出國那近一個月的日子裏，我和 Greg 每當實驗有空檔時，就溜去看電影（因為美國電影院週一到週五白天的票價只要 3 元，是晚上或週末的一半），他負責開車，我買票請客。Dr. Rosen 從台灣回美國來後，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台灣有好多人盼著你回去。」然後向當時也在場的 Greg、Linda 和 Kurt 說：「沒想到 Chao-Hong 在家鄉那麼得人疼，幾乎我所見到的每個人，包括他的老師、長官、同事還有家人，都要我一定讓他如期回國。」接著就對我們述說他先到夏威夷旅遊，然後到台灣和中國演講的點點滴滴，並拿出在夏威夷海灘為他太太拍的照片。我接過照片，邊看邊問 Dr. Rosen 說：「你不是說只帶太太同行嗎？怎麼會有你女兒的照片呢？」Dr. Rosen 聽了高興得合不攏嘴，一旁一起看照片的 Greg 和 Linda 竟傻乎乎的對我說，那不是他女兒，是他太太啦。他們兩位對我的糾正，Dr. Rosen 的聽覺神經完全拒絕接收到，只顧笑嘻嘻的摟著我的肩膀說：「I know what you mean.」意思是：「我知道你在拍我馬屁，不過拍得我很爽。」

過幾天，等 Dr. Rosen 時差調整差不多了，我就拿著我寫的論文初稿找他批改。有時他很快的就找我進去，和我邊讀邊改，有時好幾天都沒有下文，我就常去問他看過我的文稿沒有。有一次他要下樓去給學生上課之前，先到小洗手間解手，我正好也走進去要解手。他一見到我進來立刻就像看到債主似的心虛的對我說：「Oh，不要催我，我明天就幫你改。」我說：「我不是進來催你的，我是來尿尿的。」然後他就對我說，我一直催他是對的，人真的會懶，我若不催他，他真的會忘了。一次 Dr. Rosen 幫我改論文時，用了幾個他覺得很有水準的字，得意的笑著對我說：「你很佩服（admire）我的英文吧！」我說：「那當然。換做你到台灣留學，我也有辦法讓你佩服我的中文。」他聽了，更加開懷的笑了。

從 1990 年開始，Rutgers Food Science 博士論文口試改成先在禮堂對全系講 seminar，之後才移師到小會議室接受口試委員口試。我口試前的一個禮拜，Dr. Rosen 問我要不要先試講一遍給他和同實驗室的同學們聽？我說不用啦，先試講過到時就變得像在重播，沒有意思。他很放心的說，好，那就不要試講。正式口試的那場 seminar，我依舊沒有準備講稿，仍和上次那樣一路看圖說話。Seminar 結束後，進入小會議室，真槍實彈的口試起來。過程中，有一位教授提的問題比較難纏，我解釋得比較久，覺得有點熱，說明完後，就不自覺的脫下西裝外套，掛在椅背上。Dr. Rosen 突然「哈」的一聲，得意的說：「終於看到你脫外套了。這三年來，不論冬天還是夏天，你總是穿著外套，現在終於被問到流汗了！」──由於實驗室裏夏天的冷氣對我來說還是很冷，因此即使夏天我在系館裏也都穿著一件薄外套。口試結束後，Dr. Rosen 請我先到會議室外的椅子上坐著，等他們商量給我評分。過沒多久，Bob 首先走出來，微笑的握著我的手，對我說：「Congratulations!」然後其他幾位教授也跟著魚貫而出，一個個向我握手道賀。辛苦了三年，這下終於拿到 Dr. Rosen 所說的“license” 了。此時在外面等候好消息的 Linda、Greg 和 Kurt，看到口試委員們出去了，也立刻進來向我恭喜，我一一向他們道謝，並對他們說：「I love you. You’re my best friends.」。這一刻，三年來鬱積在心裏的壓力頓時一掃而空，腦海裏只有一個念頭：「終於可以回家了！」

接下來是論文繕打的工作，由於校方對格式的規定非常嚴格，我就請 Dr. Rosen 的祕書 Trudy 幫我打字，約定一頁 1 美元（Courier 字型 12 號字，雙行距，用的是比 A4 略小一點點的“Letter Size” 紙）。大部分的博士論文光是本文就有一兩百頁，加上目錄及圖表註腳，合起來少說也有近三百頁，因此 Trudy 很高興的接下我的委託。結果沒想到我的論文超短，本文才 33 頁，加上口試委員簽名頁、目錄、圖表註腳和履歷表，總共還不到 90 頁。看她斷斷續續花了一個多禮拜加班幫我打完後，一臉失望的表情（好像被我騙了似的），我有點過意不去。於是就對她說：「我們教育部給我 300 元的論文製作費，我得買紙張、精裝硬殼封面和付影印費，要繳兩份論文給學校，並分送五位口試委員每人一份，自己帶兩份回國，加起來大概也要花費一百多元。這樣好了，我就把這 300 元平分做兩份，你一半，我一半，給你 150 元，這樣公平嗎？」Trudy 喜出望外的對我說：「謝謝你，非常公平，你好慷慨。」

七月中把論文繳給學校後，校方開了一張臨時博士證書給我，並給了我一張問卷，問我要不要參加十月舉行的博士學位授予典禮，問卷上還附有買禮服或租禮服的地址和電話。我歸心似箭，自然不會耗在這裏等到十月。再說，“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有沒有參加學位授予典禮或買博士服並不重要，因此就勾選「不參加」，並留下地址，請校方屆時再將正式的博士學位證書郵寄到台灣給我。等這些煩人的手續都辦完後，Dr. Rosen 為我辦了一個惜別餐會，選在一家設備和風景都不錯的餐廳舉行。整個 Dr. Rosen 的研究團隊，包括助理教授 Bob、Post Doc、研究生、祕書全員到齊。吃過飯後，餐廳將帳單交給 Dr. Rosen，Dr. Rosen 就把人數點一點，扣掉我不算，拿出計算機一除，當場算出每個人該攤多少錢。走出餐廳後後，大家又在門口合照留念。

我在 1990 年 2 月中就對 Dr. Rosen 說：「我是1987 年 8 月 16 日離開台灣的，最遲今年 8 月 15 日必須回到台灣，屆時不論有沒有拿到博士學位，我都要回去，而那時候正是暑假，機票很難買，必須現在就訂。」Dr. Rosen 問我最靠近 8 月 15 日的飛機是哪一天，我說是 8 月 11 日（如果沒記錯的話），他說，那就訂那天的飛機吧。我在 8 月 12 日飛抵台灣，飛機飛臨桃園上空後開始緩緩下降，當我從機窗向下俯看，看到桃園台地上一窟窟的池塘和黃土地的那一剎那，眼淚立刻不由自主的奪眶而出──我事先完全沒料到，去國三年，第一次再度看到故鄉的土地會激動到這個樣子。

留美三年附帶“國民外交”大致就是這樣，堪差可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這三年間，好友 Greg 和我兩人，同作同息，形影不離，是我的忘年之交兼異國知己。除了一起做研究、吃飯、讀書、看電影、聽音樂外，這三年內他更幫我理了無數次的頭髮，並送了我兩片 CDs：一片是 The Beatles 的 Abbey Road，另一片是 Queen 的 Greatest Hits。我也送了他兩片，分別是 Bruno Walter 指揮的《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田園”》，和《馬勒第一號交響曲“巨人”》。

最後還要一提的是，這三年我也留下兩件終身抱憾的事。一件是有次在學校的郵務室看到一張海報，說：到費城「老兵球場」看美國職棒大聯盟費城人隊與某隊的比賽，包括門票和來回遊覽車車資（New Brunswick 到費城約 45 分鐘的高速公路車程），只要 12 美元，興奮的不得了，正想仔細看要到哪報名，往下看，卻發現已經過期了一天！另一件是有一次看到 Ray Charles 要到 New Brunswick 的州立劇院演唱，立刻打電話去訂票，結果票已全部售完。人生就是這樣，該把握的要及時把握，萬一實在把握不住，至少曾經努力試過。古人說：「事若求全何所樂」，真不得已時，留一點點缺憾也未嘗不美。













The Beatles' Abbey Road













Queen's Greatest Hits












　　　　　　　　　　












Bruno Walter 指揮的貝多芬《田園》和馬勒《巨人》













黑人盲歌手 Ray Charles（最膾炙人口的代表作：I Can't Stop Loving You）

上回提到的那位 Professor of New Jersey ── Dr. Karel，也是猶太人。我到美國兩年之後，真正不得不佩服猶太人這個民族。不只學術界的頂尖人物，到處是猶太人，就連影視界和藝文界，最最出類拔萃的人物，也比比皆是猶太人。試看諾貝爾物理、化學、醫學、經濟學、文學及和平獎（諾貝爾獎總共就是這六項）得主，國籍上固以美國籍的居多，但若論血統，則以猶太人最多。若以得獎人數除以全民族人口數，則猶太人的得獎比例就真的高得讓全世界其他自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的感到汗顏──包括日耳曼民族（德國）、大和民族（日本）及中華民族，都號稱自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

諾貝爾獎自 1901 年頒發迄今（經濟學獎自 1969 年起），在物理學獎得主方面，有 47 位是猶太人（包括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921)〕、理查費曼〔Richard Feynman (1965)〕等），占全美國得此獎項人數的 38%，全世界的 26%；化學獎得主有 29 位猶太人，占全美國的 28%，全世界的 19%；醫學獎得主有 53 位（包括發現鏈黴素〔streptomycin〕的 Rutgers 大學生化及微生物學教授魏克斯曼〔Selman Waksman (1952) 〕等），占全美的 42%，全世界的 28%；文學獎有 13 位，占全美 27%，全世界 13%；和平獎 9 位，占全美 11%，全世界 10%；經濟學獎 22 位，占全美 51%，全世界 38%；六項總得獎人數占全美 38%，全世界 26%（超過四分之一）。

影視界頂尖的猶太人，著名的導演有伍迪艾倫（Woody Allen）、米羅斯福爾曼（Miloš Forman）、史丹利庫布力克（Stanley Kubrick）、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薛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等；出名的演員則有保羅紐曼（Paul Newman）、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吉尼哈克曼（Gene Hackman）、哈里遜福特（Harrison Ford）、寇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邁可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 Kirk 之子）、丹尼爾戴路易斯（Daniel Day-Lewis）、西恩潘（Sean Penn）、湯姆漢克（Tom Hanks）、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Richard Dreyfuss、Matthew Broderick、Adrien Brody等。

古典音樂界更是驚人，大師級的指揮家華爾特（Bruno Walter）、克倫培勒（Otto Klemperer）、萊納（Fritz Reiner）、尤金奧曼蒂（Eugene Ormandy）、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塞爾（George Szell）、馬捷爾（Lorin Maazel）、普烈汶（André Previn）、蕭提（Sir Georg Solti）、揚頌斯（Mariss Jansons）等，鋼琴家魯賓斯坦（Artur Rubinstein）、霍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塞爾金（Rudolf Serkin）、克勞絲（Lili Kraus）、吉列斯（Emil Gilels）、阿胥肯納齊（Vladimir Ashkenazy）等，小提琴家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海飛茲（Jascha Heifetz）、奧依斯特拉夫（David Oistrakh）、曼紐因（Lord Yehudi Menuhin）、密爾斯坦（Nathan Milstein）、謝霖（Henryk Szeryng）、帕爾曼（Itzhak Perlman）、夏漢（Gil Shaham）等，大提琴家史塔克（Janos Starker）、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é）、Gregor Piatigorsky、Bernard Greenhouse 等。

美國流行樂壇出類拔萃的猶太人更是多如過江之鯽，除了前面提到的影后兼歌后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之外，還有 Burt Bacharach、Neil Sedaka、Bob Dylan、Neil Diamond、Paul Simon、Art Garfunkel、Carole King、Barry Manilow、Billy Joel、Carly Simon、Bette Midler、Melissa Manchester、Phoebe Snow、……等，大多是既能作曲作詞又能演唱的流行樂壇巨星。

從上面所舉的那些猶太人名，大體可以歸納出，凡是姓甚麼甚麼「曼」（......man）、甚麼甚麼「柏格」（......berg），或甚麼甚麼「斯坦」（......stein）的，通常都是猶太人。因為這些字尾標纖太明顯了，因此近代有不少猶太人故意將姓的末尾簡略掉。例如我的指導教授就曾對我說，他的姓原是 Rosenberg，為了不凸顯是猶太人的姓氏，因此不知從哪一代（是我不知，不是他不知）開始，就簡化成 Rosen。另外，猶太人外貌上還有一個特徵，就是鼻子所占五官的比例，較我們一般人大很多（注意看看 Tom Curise 的鼻子 http://www.teki.info/Dossier/collateral_poster.jpg）。

言歸正傳。我到 Rutgers 的第二年，我大學同學陳美湄的大哥，當時是台大腦神經外科主治醫師的陳幸鴻兄，正好也到紐約 Mont Sinai General Hospital（西奈山總醫院）進修，因此我每逢大週末等假期常到紐約找幸鴻兄。那年 12 月 31 日晚上，我們兩人相偕去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看紐約市立芭蕾舞團（New York City Ballet）的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劇《胡桃鉗》（The Nutcraker）。看完搭地鐵要回幸鴻兄的宿舍，路過一家便利商店，幸鴻兄便進去買了一樣小東西，意要換零錢好攤還我先前付的戲票錢。我們從便利商店出來後，走在大馬路邊的人行道上，他就迫不及待的將 27 元鈔票塞給我。我們邊走邊聊，我不知哪條神經不對，突然開玩笑的說：「常聽人在紐約被搶，像我們這樣的老紐約，不要搶人就不錯了，怎麼可能被搶。」

這樣嘻笑的走了大約兩百公尺，來到幸鴻兄的宿舍大樓門口（幸鴻兄住六樓）。幸鴻兄取出鑰匙開了大門，我們兩人走了進去，我突然聞到一股菸味，回頭一看才看到同時有一名穿著還算整齊的黑人也跟著進來，大概進門前剛抽了最後一口菸。我心想，原來 Mont Sinai 總醫院也有黑人醫生。我們進電梯，他也跟著進電梯。我們按了六樓，他按了三樓。當電梯到三樓時，那名黑人就走出電梯。然後說時遲那時快，那名黑人突然轉身一手抵住電梯門，一手亮出手鎗，對著我們兩人說：「Give me the money。」我和幸鴻兄一時楞在那裏，不曉得該說甚麼。

我看那把手鎗外殼黑黑的像塑膠，鎗口還塗上一圈紅色的漆，心想，這應該是一把假鎗。再看看這名黑人的身材，雖然比我壯些，但仍差幸鴻兄一大截，心裏就想，我們兩人一定打得贏他。但是心裏又想，萬一這把是真鎗怎麼辦？他一開鎗，若打中我的大腿，我豈不是就殘廢了。看看還是不要冒險，於是便伸手進長褲口袋，把剛才幸鴻兄交給我的 27 美元拿出來給他。這名黑人一手接過錢，連看也不看又將鎗比著我的胸口說：「Give me the wallet！」我心裏想，這不行，裏頭有證件，有照片，怎麼可以給他。於是就對他說：「No wallet！」他又重複說「Give me the wallet！」我也立刻回答「No wallet！」如此僵持了三四次後，他一眼瞥見手上那幾張鈔票中，有一張是 20 元鈔，於是就不再堅持，轉身從樓梯快步逃下樓去了。

電梯抵達六樓，我們一進了幸鴻兄的公寓後，立刻撥打「911」報警。掛上電話不到兩分鐘，門鈴就響了，說是警察，讓我們好驚訝美國警察的效率。不一會兒一先一後的上來了兩名持鎗的制服警察，一名搭電梯，一名跑步爬樓梯上來。兩名警察一邊聽我們說明被搶的經過，一邊巡視我們的室內。走樓梯上來的那名警察說，從一樓上來到六樓都沒有搶匪蹤跡，待會兒他們還會清查其他樓層，請我們放心。清查各樓層確實已無搶匪蹤跡後，兩名警察問我們方不方便到警局走一趟，和刑事組談談，由他們接下來偵辦。我問怎麼去？其中帶頭說話的那位說：「坐我們的車去呀。」幸鴻兄和我覺得反正也沒事，就體驗一下搭美國警車，並去參觀一下美國的警察局也好。

幸鴻兄和我坐在警車的後座，三分鐘後來到一幢大樓，不知是晚上視線不佳還是怎樣，外表看不出是警察局的樣子。車子開進地下室停車場，下車後，兩名警察帶我們上樓，然後將我們交給一名身穿風依的便衣刑警──留著短鬍子的拉丁美洲裔帥哥。刑警先和我們聊聊天，問我們在美國做甚麼，被搶前到了哪裏，……等等。我對刑警說，我們打電話報警後，不到兩分鐘後，警車就到了，那嫌犯會不會發現我們報警了，以後找機會來向我們報復？──因為過幾天幸鴻兄的妻小就要再從台灣回紐約來和幸鴻兄團聚，因此我們很擔心這個問題。刑警說：「你們電視看太多了，放心。根據犯罪心理學和我們的實務經驗，這名搶匪從今以後最怕見到就是你們兩人和警察，他若在路上看到你們，一定立刻低下頭來早早避開。」

刑警請我們描述搶匪的長相，和手鎗的形狀，我們描述了搶匪的身高和體型，並告訴他手鎗的形狀。我說，我感覺是枝假鎗，但又想到萬一是真的，打到我的腿，我就殘廢了，因此就把口袋裏的 27 元鈔票給了他。刑警說：「你怎麼不想說打中你的心臟你就死了呢？誰說搶匪開鎗只打腿呢？」我笑著說是呀，我一時怎麼沒想到。刑警說，在那種情況下給錢是對的，不要冒生命的危險。我說，他又要我交出皮夾，我沒給。刑警說，他看到面額 20 元的鈔票，就覺得夠了，迫不及待去買毒品了，要不到皮夾也就算了。一邊說，一邊從櫃子裏拿出好幾冊的前科犯相簿，請我們試著看能不能指認出搶匪來。幸鴻兄和我各打開一冊來看，結果上面全是黑嗎嗎的一片黑人的大頭照，每頁少說也有二、三十個頭，每個頭對我們來說看起來都差不多，怎麼認呀。我們翻了幾冊後，就還給刑警，說無法指認出來。於是刑警就遞了名片給我們，一人一張，說以後若在哪裏見到那名搶匪，可以馬上打電話給他。

然後刑警出去另外一間辦公室，拿了一些表格過來，讓我們填。就在他一邊做筆錄的同時，我們看到辦公室外有一名便衣刑警陪同一名白人青年走過，那青年滿頭包著繃帶，上面還有血跡，手臂也受傷，用繃帶包紮並用白布繞過脖子吊掛在胸前。辦我們案子的刑警說：「他被搶了四百多美元，還被用鎗柄狠狠的敲得頭破血流。因為他一開始不肯給錢，所以被狠狠的揍到倒在地上，然後全身口袋和皮夾全被掏光。比起來，你們是對的，也幸運多了，只被搶了 27 元，而且毫髮無傷。」做完筆錄已是晚上十點多快十一點了，刑警問我們接下來打算幹甚麼？我們說打算到時代廣場看大蘋果參加跨年倒數計時。刑警告訴我們，那地方今晚至少會擠進上百萬人，是搶案和竊案最容易發生的地方，勸我們最好還是待在家裏，看電視轉播就好。然後帶我們上車（便衣刑警的車子不同於制服警察的車子，沒有警方的噴漆，就像一般私人轎車一樣），親自開車送我們回幸鴻兄的宿舍大樓。

算算兩個人花了 27 美元（我請客），搭了兩趟警車，見識了美國警察的效率，也參觀了紐約市警察局（NYPD）的一個分局，並領受紐約刑警的風趣與親切，這趟旅程應該還算值得。（待續）

Rutgers 食品科學系隸屬 Cook College，我在台灣申請學校時，覺得好奇怪，怎麼「食品科學系」竟隸屬在「烹調學院」之下呢？應該倒過來，「烹調學系」在「食品學院」之下才合理吧？到了 Rutgers 之後，才知道 Cook College 並不是「烹調學院」── Cook 是人名（姓），因此，應該說是「庫克學院」才對。與 Cook College 在同一校區（New Brunswick Campus）的，還有 Douglass College 等數所其他學院。Douglass College 設有音樂系，並有一座不小的演奏廳（Nicholas Music Center；參見 http://www.masongross.rutgers.edu/about/NicholasMusicCenter.html）。由於 New Brunswick 離紐約不遠（通勤火車約 45 分鐘車程），因此常有一些要在紐約演出的重要演奏會，演出前會先到 Rutgers 表演，算是暖暖身吧。像之前提到我在第一學期去聽的小提琴大師 Nathan Milstein 的獨奏會，大概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 Rutgers 的。我買了 Milstein 那場獨奏會的票（全票 18 美元）兩天後，才發現持 Rutgers 學生證，可以免費進場聽音樂會，遇到客滿沒空位時，就靠牆邊站著聽；但如果願意買票，憑 Rutgers 學生證，一張票只要 3 塊美元，而且同樣可以到票房預購，盯著電腦屏幕上的座位圖挑選座位。

我趕緊拿著已買的全票去售票處打算退票重買，結果小姐堅稱，依照規定，票已出售，不能退換，要我自己設法去賣給別人。我才剛到美國，又不認識校外人士，去賣給誰呢？只好安慰自己：聽 Milstein 的小提琴獨奏會，花 450 塊台幣（那時候台幣 25 元兌 1 美元）夠便宜了，此翁若受邀到台灣的國家音樂廳來，買四樓高高遠遠最便宜的位子，一張票少說也要台幣兩仟元以上。經過這次教訓之後，從此我總是學期或暑假一開始就拿著整學期或暑假的節目表，花每場 3 美元的票價，早早的去劃最好的位子。

三年間，聽了不下五十場的古典音樂演奏會，其中較負盛名，觀眾爆滿的，除了前面所說的 Milstein 演奏巴哈無伴奏小提琴《夏康舞曲》及貝多芬《第 9 號小提琴奏鳴曲“克羅采”》那場之外，還有 Peter Serkin（Rudolf Serkin 之子）的鋼琴獨奏會、Guarneri Quartet 的德弗札克和史麥坦納弦樂四重奏演奏會、Alicia de Larrocha 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獨奏會、林昭亮的孟德爾頌小提琴協奏曲演奏會及 Michael Tilson Thomas 指揮的馬勒第一號交響曲演奏會等，後面這三場還特地移師到 New Brunswick 市中心的大劇院（The State Theatre; 參見 http://ts.rtvpix.com/tour/BU/tour.view.php?utl=BU-6619-4QAP18-01）舉行。另有一場比較特別的是 Malcolm Bilson 用十八世紀古鋼琴（fortepiano）演奏莫札特的鋼琴奏鳴曲，則在 Douglass Campus 內古色古香的 Kirkpatrick Chapel（天主教堂；參見 http://www.masongross.rutgers.edu/kirkpatrick/）舉行。

Rutgers 食品科學系的研究生，第二學期起必須修在一樓禮堂舉行的正式的專題研討課（Seminar）。上台發表專題演講的學生，男的必須穿西裝，打領帶，著皮鞋，女的必須穿正式的套裝，著不露腳趾的皮鞋。在台下聽講的老師和學生們，則可如常一樣的穿著輕便的 T-shirt、牛仔褲和球鞋等。上課一開始，先由主持的老師簡略的宣布今天的講者及講題。然後就由該名研究生的指導教授帶領著學生上台，向大家介紹這位學生從大學起一直到現在的求學經過，以及目前正在做的研究等等。之後就關上燈，由學生用幻燈片（現在應該都已改用 PowerPoint 了）發表專題演講。講完後立即接受眾位老師和同學們的發問與質疑。研討會結束後，發表專題演講的學生再到系辦公室裏的小會議室，與由四位老師（包括指導教授）和三名學生組成的評議小組關起門來座談，接受這七名師生的講評與建議。由於這是一門下午的課──我在出國前已當了五年的公務員，已經養成根深柢固的午睡習慣，到 Rutgers 後，午飯過後總要設法找一間空實驗室，躺到實驗檯上小睡片刻──每當禮堂的燈一關，幻燈片打出來不到幾分鐘，我就抵抗不住的昏昏睡去。我自知很難克服這項弱點，因此關燈前都會拜託旁邊的同學，萬一聽到我打鼾時請千萬立即把我推醒。就這樣睡了一年多，終於輪到我要上台發表研究成果。

我看不論美國本土或是外籍研究生，上台後總是從口袋裏掏出厚厚一疊的備忘卡，上面是事先對照著幻燈片的播放順序寫上該說的話，然後大部分時候就照著卡片上的講稿唸。快輪到我發表專題演講的那段時間，我論文第二階段的研究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著，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宿舍後，除了要整理繁雜的實驗數據之外，還有幾門課堂課的作業要做，教科書、筆記和講義要讀、要背。想到要那樣寫備忘卡片，頭就大了起來：我的幻燈片少說也有十幾二十張，這樣至少要寫三、四十張卡片的英文。眼看時間一天一天逼近，我還是沒有時間也沒有文思寫卡片，每天不論吃飯、睡覺、做實驗，心上老是掛記著該怎麼辦。

一天晚上，睡前讀《聖經》時（每晚讀兩章），正好讀到馬太福音 10:17–20，耶穌說：「……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會，……。你們被交的時侯，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甚麼話；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讀到這幾句話，心中罣礙頓時一掃而空，心想，我只要把幻燈片的邏輯順序排好，到那時自會有上帝的靈帶我怎麼說。當晚睡得無比香甜，從此吃飯、睡覺、做實驗，感覺得到自己身輕如燕。現在只剩下兩件小事：在輪到我上台之前那兩週的 Seminar，要仔細聽聽當指導教授介紹完研究生後，美國學生是如何向教授致謝的，以及之後開始對大家演講時，第一句是說 “Good day” 還是 “Good afternoon” 就好了。

輪到我上台那天上午，我把三件式的成套西裝、領帶、皮鞋帶到實驗室去，中午吃過飯後才換上。實驗室裏的美國同學第一次看到我穿這樣正式的服裝，都說好帥。Linda 問我會不會緊張，我說不會。她本能的脫口說 Really？我說，好吧，我有一點緊張。她知道我在哄她，就說：「你騙我，我看你一點也不緊張。」說時帶著欽羨的眼神，因為即使美國學生上台講 Seminar 照樣也會很緊張。上課前二十分鐘，我先下樓到禮堂的放映室找負責聲光調控的技工，將整個圓筒的幻燈片交給他，請他試放一下，順帶做最後一次檢查。上課後 Dr. Rosen 帶我上台，做了一番簡短的介紹後，就由我做專題報告。

演講者所站的講桌擺在舞台左邊盡頭的前緣，大銀幕則設在舞台的正中央，緊貼著後面的牆壁。開始時我兩手扶搭在講桌的兩邊，當幻燈片 show 出實驗內容，我要用鐳射指示棒（pointer）指向銀幕上時，就必須側轉身子，回頭將鐳射光點指向我要說明的文字或圖表，指完後又回過身子，面向觀眾。漸漸的，我就忘情，身子前傾，握著指示棒的右手手肘撐在講桌上，方便隨時將鐳射光點指向銀幕，不再一下轉身，一下站直。由於我沒有事先寫稿，幻燈片放出甚麼，就當場看圖說話講甚麼，有一兩次突然腦海中找不到適當的英文辭彙，那句話就戞然而止，直接跳講心裏想到的下一句。沒多久，在第二次警告鈴響之前，適時的報告完畢，開始接受台下老師和同學的提問。

第一題是事先埋下的暗樁，由 Greg 提問。接下來一兩位別的實驗室的同學和老師提問，也很輕鬆的回答完畢。然後是西裝畢挺，白髮、白鬍子，道貌岸然的老教授 Dr. Solberg 提問。我回答後，他又追著問，我再回答後，他又繼續再追著問，問到我有點毛了（Dr. Solberg 和我的指導教授 Dr. Rosen 同是猶太人，在系上同屬大牌級的教授，聽說他常刁難 Dr. Rosen 的學生，我想整個系上，也只有他敢“刁難”Dr. Rosen 的學生。我到 Rutgers 來已經兩年了，還不曾修過他的課，也沒有和他有過說話的機會），正在思索要如何回覆時，在一片寂靜之中，台下前面第三排突然有一位我不曾見過，頭髮微白，穿著白襯衫（沒打領帶）和米黃色卡其褲的長者發聲說，可不可以請我倒回到前面幾張的幻燈片（聲音慈祥但卻帶有權威）。我邊請守在放映室裏服務的技工一張一張的將幻燈片往前倒，一邊心裏詫異著這人是誰，竟敢無視 Dr. Solberg 對我的追殺，這樣泰然自的若插話進來？退到這位長者所要的那張幻燈片時，他就問了我幾句話，我也依序回答了。然後這位長者就下結論，同時也是在回答 Dr. Solberg，說：「換做我，我也會做這樣的試驗設計。」我對這位長者說了聲 Thank you，而 Dr. Solberg 的追殺也就這樣結束了。

下課後，我收拾好講桌上的實驗數據等書面資料後，走進系辦公室的小會議室裏，與評議小組座談，才發現 Linda 也是學生代表之一。座談會一開始，由主持 Seminar 課程的老師先說話，並做了一些還算正面的講評，然後就請其他老師和同學也發表意見和建議。一位新來的女老師 Dr. Schaich（1974 年畢業自 MIT 食品科學系的 Sc.D.）發言說我是她所見過，講 seminar 時最 relaxed 的學生：「你看他一開始雙手扶搭在講桌兩邊，沒多久後就簡直趴在講桌上，回答問題時也那麼輕鬆自在。即使是美國學生，講 seminar 時也都緊張得直直的站在講桌後面，我還沒看過有人這樣 relaxed。還有，他講的英語，速度好流暢，不像一般外國學生，為了要把每一個字發音咬清楚，講話速度慢得讓人都要睡著了。……。」我心裏好想笑，我下台回神後，正在擔心遭批的缺點──幾乎趴在講桌上，以及好幾句話沒講完，就混過去跳著講別句──怎麼在她眼中全成了優點？只能說是“國情不同”了。Dr. Rosen 聽了比我還高興，就說：「我這個學生，在台灣時經常對好幾百人演講，我們 Seminar 這種小場面，自然嚇不了他。」然後學生代表 Linda 也咐和說：“Yah, he’s so great, he’s the best I’ve ever seen.”其他人也簡短的說了一些，最後由主持的老師宣布散會，大家一一和我握手道別。

我剛到 Rutgers 時，Dr. Rosen 曾問我在台灣的工作性質。我跟他提過我在衛生署當科長，所負責的工作是食品衛生法規的訂定；衛生署舉辦食品業者研討會或全國衛生機關食品衛生管理人員在職訓練時，都由我做法規的講解與宣導，那樣的場合參加人數動輒數百人，……。所以 Dr. Rosen 在 Seminar 的評議會上，高興之下，就脫口而出“我這個學生如何如何”那段話。另外，前面提到那位語氣溫和又有權威，化解 Dr. Solberg 對我的追殺的那位長者，我事後打聽了，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MIT 食品科學系教授 Dr. Marcus Karel。Rutgers 趁 MIT 解散食品系之際，特地重金搶聘過來，才剛到 Rutgers 沒多久，難怪我完全不認識。我 Seminar 講完，他突然提問時，我還以為是校外的老先生，對今天的題目有興趣，前來旁聽的。Rutgers 搶聘 Dr. Karel 過來，據說薪水高到創紀錄，遠超過 Rutgers 所能負擔，因此請 New Jersey 州政府一起出錢，而且聘書上的頭銜也崇高到出人意表，不是 Professor 或 Professor of Food Science，而是 “Professor of New Jersey”！（待續）

上上個禮拜五、六兩天（二月 2、3 兩日），我家老二參加升大學的「高中學力測驗」，我到考場陪考，隨身帶了之前幾天，在牯嶺街上一家專賣簡體書的書店買的《紅樓夢懸案解讀》（胡邦煒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用以排遣時間。第二天中午讀到「大觀園究竟在哪裏」那節（p 148），開頭第一句便是「“劉姥姥進大觀園”已經成為人人皆知的口頭禪了」，不由得想起二十年前要赴美留學時，早我八年先到美國的同學就是用這句話對我致歡迎詞的。一時心血來潮，便打開手提電腦，在家長休息區的教室內，一邊回想往事，一邊寫了開頭的幾段。回家後又補上一些，當晚便 po 到部落格上，然後就記憶所及，列下幾條大綱，待週末有空時再陸續邊寫邊 po。

Rutgers Food Science 的研究生來自世界各洲，就我讀書那三年所見，亞洲的有台灣、中國、印度、南韓、日本等；歐洲有西德（那時兩德尚未統一）、希臘；非洲有奈及利亞；美洲有波多黎各、智利等。印度留學生講英語聽起來像在唱歌一樣，很有趣。有人說，印度學生英文程度較高，因為英文是他們的官方語言。其實也不盡然。我們實驗室有位印度來的 post Doc.（博士後研究助理），有一次一位留學生問他：「“HPLC column”（高效液相層析管柱）前面的不定冠詞要用 a 還是 an？」他說要用 a，說“H” 是子音字母。我說不對，要用 an，因為這裏的 H 讀做「eitch」所發出來的第一個音是母音。他還一直堅持，我覺得多說無益，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就讓他去吧。

和我同一學期到 Rutgers Food Science 的一位波多黎各女生，是康乃爾大學食品科學系大學部第一名畢業的，Rutgers 給她全額獎學金（學雜費和每月的生活費）。康乃爾是長春籐名校之一，我很好奇的問她在康乃爾讀大學部的情況，她說功課壓力非常重，幾乎每天都要考試，教授教到哪裏，下一堂課隨時可能就考到哪裏，大考小考，永遠考不完。我說，這樣很像我們台灣的高中，我們是在初、高中時考個沒完，上大學後就完全看自己了。及至第三年（1989 年）秋天，我和 Greg 看了《Dead Poets Society》那部電影（台譯《春風化雨》），才發現原來美國的明星高中（志在讓學生進哈佛、耶魯等長春籐大學的高中），學校和家長給學生的課業壓力遠遠超過台灣的建中、北一女和其他明星私立高中。因此，千萬別被誤導了，以為在美國讀高中很輕鬆──那只是一般公立高中的情形──想讀一流大學的高中生，必須拼得比台灣、日本還兇才進得了那道窄門。

言歸正傳。Rutgers Food Science 的研究生，必須在兩年內通過包括生物、化學及工程三大領域的 Comprehensive Exam（相當於研究生的學力測驗。因為美國的研究所招生是用申請入學的，不像我們台灣要先通過類似聯考的筆試，所以美國的研究所在新生入學後，都會要求他們通過這種全面性的學力測驗）。博士班研究生，還必須在提出 proposal（博士論文計畫書）之前，先通過 Ph. D. Qualifying Exam（博士生資格考）。因為我打算在三年內畢業回國，所以在第一年的下學期就報名參加了 Comprehensive Exam。考完後大約一個禮拜，一天上午，指導教授 Dr. Rosen 笑逐顏開的走進實驗室，對正在做實驗的研究生和研究助理們高聲說，他有個好消息要告訴大家：Chao-Hong（Dr. Rosen 一向這樣叫我，表示親切；其他外國人我為省他們麻煩，都請他們叫我 Liu）的 Comprehensive Exam 考出完美的（perfect）成績，三個領域的教授都找不出一點小錯誤，是他在 Rutgers 執教這麼多年來，僅見的 All-Time Champion! 我想，大概是我讓老闆大大的有面子，所以他才這麼高興。Greg 和 Linda 聽到 Dr. Rosen 的宣布，也高興的不停的說「Wow~ Wow~」的走過來擁抱我，向我道賀。

Linda 是個很可愛的美國女孩子，長得很像電影 E.T. 裏的那個小女生，逢人臉上總是掛著甜美的笑容。她到第二年才修希臘裔教授開的食品工程學，幾乎每次下課休息時，就會上三樓到我的小實驗室來找我，問上一堂課教授講的某幾個計算公式是怎麼導出來的。有一次她習題不會做，跑來問我，我就一步步的教她：先把題目中所有的數據逐一列出來，並統一化成國際標準單位，然後再一個個的代進公式，逐步的計算，這樣算出來的答案就對了；單位若不統一，代進去算出來就錯了。然後她就在我面前，重新一步步的把那題算出來，然後高高興興的向我道謝離去。第二個禮拜上食品工程課，第一堂下課休息時，她一臉憂慮的跑來找我，說教授公布的答案和她算的不一樣，邊說邊把之前的演算過程攤開來給我看，說她不曉得哪裏錯了。我告訴她說：「相信我，你那天算的完全正確。你現在就到教授的辦公室去，拿這個演算過程給他看，告訴他你不曉得哪裏錯了，請他幫你看一遍。」第二堂下課時，Linda 興高采烈的跳進我的小實驗室來，說：「Liu! 剛才上課時，教授一進教室，就立刻宣布他的答案錯了，說“Linda is right.” 我好高興，真的好謝謝你。」

第二年 Dr. Rosen 又收了一個美國小男生，說這是他的關門弟子了。這個小男生名叫 Kurt，是個左撇子，第一天進實驗室就在他的座位上擺了一個逆時針方向的時鐘，說是在左撇子用品專賣店買的。從此，Greg、Kurt 和我三人幾乎形影不離，中午吃飯在一起，吃過飯後就一起在校園裏踏青，然後再回實驗室做實驗。有一次我們走到畜牧系的牧場，趴在柵欄外觀看裏頭的牛、羊、馬、……等。我一時調皮性起，就指著羊群問他們兩個說：「你們知道為甚麼母羊和公羊一樣都長鬍子嗎？」他們兩個人說：「mm，沒想過，為甚麼呢？」

我小時候曾聽媽媽講過一個“故事”，說朱洪武（即明太祖朱元璋，民間傳說裏說他是真命天子，說甚麼，甚麼就成了）在逃元兵追殺時，有一次逃到山上，看到一個小孩看守著一大群山羊，朱洪武就蹲身躲到羊群之中。元兵追到山上來，找不到朱洪武，一氣之下，就把整群羊的頭都給砍了。元兵退去後，看羊的孩子就哭著要朱洪武賠他的羊。朱洪武就對小孩說，沒關係，我幫你把頭接上去就好了。於是就把地上的羊頭一個個撿起來，接到羊脖子上，所有的羊就全都活過來了。朱洪武在接羊頭時，倉促間根本無從分清楚哪個頭是哪隻羊的，只是隨手撿起來便往就近的羊身上接，因此有些公羊頭接到母羊的身上，有些母羊頭則接到公羊的身上，從此公羊和母羊就都長鬍子了。老美又不認識朱洪武是誰，講給他們聽，他們一定聽不懂我在說甚麼。於是我就說：「大衛王在逃掃羅的軍兵追殺時，……。」把接羊頭的人說成是大衛王。他們兩個聽了都覺得這樣的傳說好有趣。因此，將來要是有一天，西方的童話故事裏出現大衛王接羊頭，因此公羊和母羊都長鬍子，那就是從我開始傳講出去的。

Rutgers Food Science 研究所絕大部分的重要課程都排在晚上，一方面讓研究生白天可以全時間不中斷的做實驗，一方面也方便企業界的人士選課。我在 Rutgers 三年，週一到週五每天和 Greg 上午八點左右到實驗室，下午六點左右離開，除了第一年有一兩堂白天的課，必須離開實驗室外，絕大部分的時間就像上班一樣，每天按部就班的做實驗，從沒有“加班”到半夜過。一方面我沒有車子，無法夜間到實驗室加班，另方面，我認為晚上加班做實驗到半夜，第二天就會晚晚的才進實驗室，加起來的效果不會比定時上下班來得好。我和 Greg 做的是同一個計畫的兩個分支，因此我們兩人經常黏在一起。常常邊做實驗邊聊天說笑，有時也唱唱歌。我從高一（1970 年，15 歲）起聽美國流行歌曲，幾乎每一首排行榜上動聽的歌曲都會唱，一直到大學畢業後，迪斯可風盛行，聽不慣了，才不再聽。因此，肚子裏累積的美國流行歌曲不下數百首，Greg 和 Kurt 都好驚訝我的美國流行歌曲蘊藏量竟然比他們還豐富。Greg 也愛唱歌，Kurt 比較沒有興趣。做實驗時，通常是我先唱，Greg 跟著和。Greg 說，我講話時，聽得出是外國人講英語，但聽我唱歌，完全聽不出是外國人在唱英語歌。我問說，這算是一種恭維嗎？他說，當然是。

有一次 Greg 邀我去他家，正好他太太也邀了一位女性朋友到他家。Greg 幫我們介紹，他太太的朋友名字叫做 Mary Lou。我當場就唱了CCR（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的《Hello Mary Lou》那首歌的第一段：“Hello, Mary Lou, goodbye heart／Sweet Mary Lou, I'm so in love with you／I knew, Mary Lou, we'd never part／So hello, Mary Lou, goodbye heart.” 他們三個聽了都笑了出來，說我怎麼連這首歌也會唱。

和我們實驗室同一樓層的，有位教乳製品加工的教授，Dr. Klyne（看樣子頂多才五十出頭），常聽到我和 Greg 邊做實驗邊唱歌，有一天就找 Greg 和我說，希望邀我們兩人參加他們社區的 Barbershop Quartet。我搞不懂甚麼是“理髮廳四重唱”，Greg 告訴我說，就是無伴奏的男聲四部合唱。經 Dr. Klyne 力邀了幾次之後，某一個禮拜六下午，Greg 就照著 Dr. Klyne 畫的示意圖，開車載我一起造訪 Dr. Klyne 家，然後 Dr. Klyne 就帶著我們和社區裏的男聲合唱社團的成員見面。這個社團的男士們看到 Dr. Klyne 都直呼其名 Dick，Dr. Klyne 也絲毫沒有大學教授的架子。有一兩位大概是比較新進的團員，還是因為他向他們介紹 Greg 和我是 Rutgers Food Science 的研究生，才知道 Dr. Klyne 是教授。那天我們合唱了幾首我現在已經忘了的歌曲。禮拜一我們在做實驗時，Dr. Klyne 特地過來問 Greg 和我「前天玩得盡興否？歡迎你們隨時再來一起唱歌。」

Dr. Klyne 是 Rutgers 出了名的 Mr. Ice-Cream，是乳品專家。我在 Rutgers 期間，海洋大學的孫寶年院長（也是 Rutgers Food Science 的學長）和農委會食品加工科的張永欣科長曾經來 Rutgers 與 Dr. Klyne 洽談赴台灣辦研討會，指導乳品加工業者做 yogurt。Dr. Klyne 從台灣回到美國後，對我說，他在台北真正開了眼界。他說：「我們在美國開車是 defensively，而台北人開車則是那麼的 offensively，我在台北那幾天光坐車就會怕，更別說開車了。」過幾天，他特地把他發表在期刊上的論文抽印本找出來，寫上 “To Chao-Hong, with my compliments, Richard Klyne” 送給我做紀念。我在 Rutgers 的第三年，有一天，突然聽美國同學聽說 Dr. Klyne 死了（嚇了我一跳），說那天上午他太太才過世，當天晚上他也死了。我聽了心裏好難過。幾位美國同學說，他一定非常愛他的太太，太想念他太太了，所以當天晚上就心臟病發死了。（待續）

除非是不世出的英才，否則不論是出國留學或在國內繼續深造，一般攻讀博士學位的過程中，總會有幾次極端難熬的低潮，此中的苦悶與壓力，實非未身歷其境者所能體會。我在 Rutgers 三年，也是歷經了不只一次的低潮，幾次甚至想就此不幹了，打包回家。幸賴指導教授 Dr. Rosen（見 http://foodsci.rutgers.edu/people/faculty.htm 網頁上的團體照，前排最中央的那位）適時的開導與安慰，最後總算熬到了那張執照。

人在經歷了深刻的憂患，事過境遷之後，回想當年，記憶總是浮現甜美的部分，苦的早已淡忘，因此我在部落格中就不提當年之苦。再者，出國留學，一般總是喜歡和自己的同胞住在一起，大家互相幫忙照應，就和在國內沒甚麼兩樣，因此，在部落格中，就只談和老外互動的情形。

上回談到我沒讓 Dr. Singer 佔便宜，之後我們依舊維持很好的合作關係。我覺得老美這點蠻可愛的，你據理不吃虧，他並不因此懷恨，反而更加敬重你──像 Dr. Kramer 那樣資深的教授也是一樣，後來在一次聽當代著名小提家 Nathan Milstein（1903–1992）的獨奏會上，他遠遠看到我，便主動和我打招呼，我迎上前去和他握手，他就問我喜歡哪方面的曲子，……，兩人像朋友一樣的閒聊。接下來新生第一學期的小型 Seminar 課（專題演講），他也不吝對我的專講給予誇讚與鼓勵，並給了我 A 的學期成績。

跟著 Dr. Singer “learn by doing” 地做了一陣子實驗後，一天，指導教授 Dr. Rosen 找我談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說他現在手邊有四個大計劃，並大略的分析一下這四個計畫的內容和性質後，問我對哪一方面的研究有興趣。我把那四個計畫的書面資料快速的瀏覽一遍，然後抬頭對 Dr. Rosen 說，以我的有機和生物化學背景，這四個方向我都能夠勝任愉快，但我是國家公務員，這次出國留學，獎學金只有三年，而且我和政府訂的契約是三年內必須回國，我不曉得做哪一個計畫的研究，可以在三年內完成博士論文，好在契約期滿前回國。Dr. Rosen 說：「OK，我明白，讓我想一想，明天再告訴你。」第二天 Dr. Rosen 就和我敲定了研究方向：利用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開發蔬果中多重殘留農藥的檢驗方法。後來果真於三年內在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四篇原創性的論文，然後結集其中的兩篇，稍加增潤文字，合成博士論文，此是後話。

開學後，生平第一次上全程英語發音的課，感覺蠻新鮮的。美國老師上課時，不曉得是出於真心，還是門面話，第一堂開始時，總是會對大家說，他講課時，同學若有任何問題，或不清楚的地方，請不要猶豫，可隨時舉手發問打斷他的話，他會解釋清楚後再繼續。第一學期的課程中，有一門是 MIT 畢業的希臘裔老教授上的食品工程，這位老教授的英語帶有希臘鄉音，加上他是用投影片講授，投影片是他事先早就寫好的（那時還沒有 PC，沒有 Windows，更沒有 Power Point），我們上課時，要一邊趕抄投影片的內容（包括專門術語的名詞解釋、繁複的計算公式，和例題演算），一邊聽他講解，全程精神都很緊繃。偶遇到聽不清楚的地方，我就照老師吩咐的，毫不猶豫的舉手發問。幾個禮拜下來，一起上課的同學間也熟了，我發現竟然只有我一個人在問問題。一天，一位韓國留學生（同樣是新生）對我說，他好欽佩我那麼勇敢的發問，他聽不懂都不敢問，也不曉得從何問起，非常謝謝我，說我問的也都是他想問的。

第一學期另一門重量級的課是油脂化學，授課老師是出身台大化學系的何其儻教授（Dr. Ho）。這門課要用到較多的有機化學原理，有機化學基礎不夠好的，上起來很吃力。這門課我幾乎不曾舉手發問，因此下課時精明一點的美國同學就常找我問問題。最常找我問題的兩位，一位是上次提到的那位小我 9 歲的男生 Greg，另一位是小女生 Linda，和我同是 Dr. Rosen 指導的學生。有一天 Greg 和 Linda 利用下課時間和我討論 Dr. Ho 講授的一些化學反應後，我正準備走回座位，一位黑人同學坐在他的座位上，趁我走過他旁邊時，突然對我說：「Hey, Liu, 剛才 Dr. Ho 上課時講的，我完全都聽得懂，不過我想聽聽你的看法。」我就問他哪一部分，然後解釋給他聽。從此，這位黑人同學就常到我的實驗室來找我問各科的問題，有時週末也到我宿舍來，之後我們就成為很要好的朋友。

這位黑人同學是非洲奈及利亞（Nigeria）來的留學生，名字叫 Jide，是 Dr. Ho 指導的學生。我們相熟之後，我問他他的名字 Jide 是甚麼意思。他說他的名字其實不是 Jide，而是 Jide………（“………”英語唸做 “blah-blah-blah”，我們則唸成“點點點”），很長很長，因為來美國讀書，怕美國人不會唸，所以就減短成 Jide。他說，他那長串的名字原先的意思是「爸爸回來了」，因為他出生前不久，他祖父剛去世，所以他爸爸認為他是他祖父（即他爸爸的爸爸）投胎回來的，因此給他取名「爸爸回來了」。我說，這個觀念和我們台灣民間的觀念還蠻近的。又有一次，我打電話給他，希望他能幫我一個忙，他立刻回答說：「沒問題，你教過我，在我們奈及利亞人的觀念裏，你就相當於是我爸爸，有甚麼困難，我一定幫忙到底。」我驚奇的對他說，我們也同樣有這樣的觀念，我們有句成語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由此可見非洲人與我們其實也沒有甚麼太大的差異。

在美國日常生活中，不論繳電話費、信用卡帳單、學雜費，……等等，都是開個人支票繳的。只要在銀行有一兩百美元以上的存款，就可以開設支票帳戶，而且郵寄支票也只用平信。每次收到帳單時我總是仔細核對，只要發現有一點點小問題，我就打 800 免付費電話給信用卡公司或電話公司的服務小姐，免費線上練英語。

有一次，我打電話回台灣，講到一半電話斷了，我馬上重打，結果那個月的帳單把我算成兩筆越洋電話。那時候從美國打回台灣，前 3 分鐘是 2.98 美元（未滿 3 分鐘以 3 分鐘計），超過 3 分鐘後，每分鐘好像是 0.6 元。那通電話被拆成兩通，就被多收了 1.18 元。我就打 800 電話給 AT&T 的服務小姐，請她和我一起看我的帳單。我說，我電話講到一半，你們的電訊斷了，我立刻重打，不應該算成打兩通電話，你看那兩筆相連的電話紀錄的起訖時間就知道了。小姐聽了，覺得我說的有理，立刻答應扣除 1.18 元，請我在寄支票給他們時，附加一張字條，說已和服務人員談過即可。

還有一次是花旗信用卡的帳單出問題，同一筆四十多美元的消費列了兩次帳。我打免付費服務電話給他們，小姐說他們會調查，在調查結果出來之前，我可以先不繳那筆錢（也是在郵寄支票時附加一張字條就可以），但如果查出我確實消費兩筆，到時我必須補繳利息。我說，這樣合理，但是如果調查結果是你們出錯，你們必須向我道歉。小姐笑說，沒問題。結果過了快兩個月，終於收到他們調查結果的信，開頭當然是先向我說對不起。

另外還有一次，是我參加的 Columbia CD Club（屬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後來哥倫比亞公司被 SONY 併購了）寄來的當月促銷目錄，封面上說本期多片裝 CD 組合（Multiple CD Sets）一律特價 9.98 美元（平時一張就要 15.98 元）。我一頁頁的翻閱內容，起初看到的都是兩片裝的，翻到最後幾頁時，突然發現一套三片裝的，是 Glenn Gould 彈巴哈的平均律曲鋼琴（Bach: Well-Tempered Klavier），這是古典音樂唱片中的瑰寶。我就打 800 電話給他們，要確認這一套三片裝的是不是也賣 9.98 元？小姐在電話那頭打開同期的目錄，說，啊，可能是弄錯了，這一套不應該賣這個價錢。我說，目錄封面上明明寫的 Multiple CD Sets，並不是 2-CD Sets，怎麼可以不算呢？請叫你們的 Manager 和我說話。小姐就去請 Manager 來和我說話。這位 Manager 起初也說這應該是個錯誤，但聽我說你們封面上印的是 Multiple CD Sets 之後，他只好說，OK，你可以用這個價錢訂購這套 CD。

其他還有一些比較枝微的小交涉，就不再一一敘述了。想想看，要和美國人用電話把這些問題談清楚，一方面要讓小姐聽懂我們說的是甚麼，另一方面要聽懂小姐說的是甚麼，這不是免費練英語聽、講的好機會嗎？（待續）

我 32 歲（1987 年）才赴美攻讀博士學位，這在台灣留學生群中算是很老的了。之所以會這麼老才上路，原因是我一向就不願意出國留學。我在台大 1977 年班的畢業紀念冊上的留言是：「放洋的孩子，你要知道你為甚麼要放洋。」相信當時不少同學看了都很感冒。

不料大學畢業八年後（1985 年：那時我已先在台大食科所取得碩士學位，到衛生署上班三年，在食品衛生處升了科長，並準備九月訂婚，十一月結婚），竟身不由己的去報考教育部公費留考。本以為沒考上就可以不用出國，偏偏十一月底放榜時，卻又不小心被錄取了。辦公室的同仁和長官們都恭喜我雙喜臨門，我也一時忘了雅不願出國留學的初衷，覺得考上公費留考好歹是件很光采的事。

等恭喜聲漸漸退去後，才發現問題來了。首先，我剛升上科長還未滿兩年，若就這樣遽然出國，對快速拔擢我升任科長的劉處長委實過意不去。劉處長是台大農化系師執輩的老學長（大我 17 歲），是留美博士，說話很直爽。他說：「你這樣拍拍屁股就走了，你那一科怎麼辦？你必須培養出接班人來，才可以出去。」我了解身為處長，底下四個科長突然落跑一個的難處，於是就對劉處長說：「依教育部的規定，考取後一年內必須出國，但若有正當理由，向教育部申請獲准者，最長可延至兩年，逾期仍未出國時，就取消錄取資格。我想是不是請處長幫忙，我們就以衛生署的名義，出個公函給教育部，說我因正負責執行重要計畫，請教育部准我兩年後才出國留學？」劉處長聽了說這樣很好，叫我就去擬簽呈和公文。於是到 1987 年八月我才準備妥當，遠赴重洋，留美去了（讀蓼）。

這時與我台大農化系四年同窗的同學，已有不少人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並上班好幾年了，只有一位因為不小心跑去讀哈佛大學，正在趕寫博士論文當中。我給在美國的同學寫信，告訴他們我來也，在哈佛的那位同學回信給我說：「哈！劉姥姥要進大觀園了。」我這“劉姥姥”雖然土了些，但從出國前到出國後，與美國人或透過書信交涉，或當面折衝，一直都能為國爭光，捍衛民族尊嚴，深得老美的尊敬。

首先是申請學校。我總共申請了兩家，分別是 Cornell（康乃爾）和 Rutgers（羅格斯；t 不發音）大學的食品科學系博士班。由於教育部給的公費是三年，衛生署准我帶職帶薪的期限也是三年，於是我在申請學校的同時，都表明必須在三年內取得博士學位。康乃爾大學在 1987 年三月寄了入學許可給我，但是沒有一位教授敢出面打包票承諾三年讓我畢業；而羅格斯大學一位猶太裔大牌教授（Dr. Rosen：就是我在台大食科所讀碩士班時的指導老師孫璐西教授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答應收我，並很技巧的回我信說，仔細審閱了台大教授們的介紹信（當然包括孫老師寫的）和我的學經歷背景，相信我如果努力用功，三年取得博士學位應該沒有問題。這樣的答覆，比起康乃爾無一人有此膽識當然是好多了，因此我就決定去羅格斯大學。但是羅格斯大學的研究所行政中心工作效率有點問題，到 1987 年四月了還沒寄出入學許可給我。於是我就寫信給 Dr. Rosen（那時候還沒有 internet 和 email 這種東西），說我是國家公務員，出國手續非常繁瑣，羅格斯校方若不能在四月底前寄入學許可給我，我就被迫只能選擇去讀康乃爾大學──人家三月就寄入學許可給我了。Dr. Rosen 馬上回信給我說，他接信當天就立刻親自到研究所行政中心催促他們速速將我的入學許可寄出，相信一個禮拜內我就可以收到了。果真接到 Dr. Rosen 的回信後，不數天，入學許可就來了。

我在 8 月 16 日搭華航班機赴美，臨行前對父母說：「過 17 小時就到美國了，初到美國打電話回來恐怕不方便，你們只要看電視新聞，這兩天沒有飛機掉下來的報導，就表示我已平安到美國了。」抵達紐約 JFK（約翰甘迺迪）國際機場，台大食科所的學弟邱一鳴兄開車來接我，並安置我開學前暫住他家客廳。沒想到打開電視，新聞就播出當天美國一架 DC-10 飛機墜毀，機上乘客和機組員全部罹難的消息，我擔心媽媽分不清那是不是我搭的飛機，趕緊向一鳴兄借電話，請他教我如何打回台灣，向媽媽報平安。

眼看距開學還有半個月，一鳴兄安排我認識學校環境，並介紹我和已跟 Dr. Rosen 讀碩士一年多的一位台灣留學生 Victor （小我 4 歲）相見。一天，Victor 帶我在食品系系館認識各樓層的設施時，突然有人喊說 Dr. Rosen 來了。Victor 說，Rosen 來了，我們快閃吧。我說來了就見面吧，沒關係。不一會兒走廊轉角處出現一位上著白底綠色細直條子襯衫，下著藍色牛仔褲，肚子微凸，頭髮捲曲，面貌酷似愛因斯坦的中年學者。Victor 小聲對我說，這就是 Dr. Rosen，然後帶我上前，替我們做了簡短的介紹。我握著 Dr. Rosen 的手，對他說：「You look so young, so energetic.」── 我原以為我的指導老師的指導老師應該是很老了。Dr. Rosen 笑得非常開心，邊和我交談，邊邀我進他的辦公室（Victor 已趁勢告退），然後對我說，我是他所見過英語說得最好的台灣留學生。我心想，不至於吧，敢情我那兩句「你好年輕，好有活力」讓他高興得回誇我？就調皮的回問說：那 Lucy 呢？（孫老師的英文是我遠遠望塵莫及的）Dr. Rosen 反應真快，馬上說：「喔，她不一樣，她來我這裏時，已在美國的另一所大學唸了碩士了，你是才剛踏上美國而已。」這樣的解釋還算說得過去，於是我就坦然接受生平第一位美國老師的第一次誇獎。

半個月很快就過去了，接著便要開學選課。正好以前一直負責學生事務的女教授 Dr. Stier 退休，換上一位立陶宛裔的老教授 Dr. Kramer。他看了我的選課單後，未經我同意就加上了「英文」。我說，等等，根據 Rutgers 的研究所招生章程（老美的大學沒有「招生簡章」這種東西，每樣規定都寫得鉅細靡遺，自然不能叫「簡章」）規定，外國研究生 TOEFL 575 分以上免修英文，我的 TOEFL 成績是 583，當然不用修英文。Dr. Kramer 說，不對，600 分以上才免修英文。我說我在台灣收到的招生章程上寫的是 575，找一份出來看了就知道，你不能逕自改成 600。我要他還我選課單，他強硬的不肯，於是我就說，你等著，我請 Dr. Rosen 跟你談。

我氣沖沖的上三樓見了 Dr. Rosen，跟他說明來意，他問我手邊有沒有招生章程，我說那種東西我怎麼會帶來，你打電話問問 Graduate Office 就知道了。Dr. Rosen 打電話過去，那邊的小姐竟然說，她手邊沒有招生章程，是不是請我參加 Rutgers 的 English Test，通過就不用修英文，沒通過就修。我對 Dr. Rosen 說，絕對不可以，請她把招生章程找出來，上面怎麼規定，就怎麼做，Rutgers 無權要求我再參加一次 English Test。Dr. Rosen 說：「你說的有理，我會叫他們把章程找出來。」然後告訴我說，要這樣堅持才對，不能隨便答應人家不合理的要求。剛說完沒多久，Dr. Kramer 已託一位美國本地研究生上來告訴我，我可以不用修英文，請我下去完成選課確認手續。我一下到系辦公室，Dr. Kramer 就主動向我道歉說對不起，說他剛才和 Dr. Stier 打過電話，問清楚確實是 TOEFL 575 分以上不用修英文，因此我的選課沒有問題，他已將英文劃掉，讓我再過目一遍。

剛開始要做論文研究工作時，Dr. Rosen 問我會不會操作氣相層析儀（GC）和液相層析儀（LC）。我說我離開台大食科所已經五年了，這五年都在做行政工作，沒再進過實驗室。五年來儀器日新月異，我對現在的新儀器一開始可能不太熟悉，不過只要稍一學習，應該很快就會了。於是 Dr. Rosen 帶我去見他手下的一位副教授 Dr. Singer，叫他教我使用 GC。這位猶太裔的副教授，正在做一項環境毒物的計畫，沒有任何幫手，看到 Dr. Rosen 帶了一個“次奴隸”（美國研究生常開玩笑說，林肯總統當年只解放了黑奴，忘了解放研究生）過來，高興得不得了，馬上說，OK，Learn by doing。我說沒問題，當然是要親自做了才能學。

從此只要沒上課的時候，舉凡稱量試藥，調配溶劑，製備溶液，打 GC，全由一位和我同一學期到 Rutgers 的美國籍研究生（名叫 Greg，小我 9 歲）和我來做。我們兩人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至今互通伊媚兒時，末尾都會分別署上 Love, Greg 和 Love, Liu。話休絮煩，有一天下午 Dr. Singer 找我說，他在頂樓放置了幾組試管在做日照實驗（試驗毒物消退速率），這個禮拜六他沒空來收試管，希望我禮拜六下午能來把試管收下來，放進冰箱裏。我說那不是我的論文實驗，而且禮拜六是又是假日，我不能來。他說如果我願意來收試管，將來發表論文時會把我的名字一起列上。我說我在台灣已經是個 big shot，不需要多佔這個名。他接著又說了一些我現在已經忘了的話，極力的想說服我接下這項額外的工作。我讓他說一陣子，然後請他聽我說。我說，這樣好了，你說你禮拜六不能來對不對？他說對。我說，我也不能來。那我們就都不要來，最後看誰不敢不來，那個人來。他第一次看到黃皮膚的留學生竟然用這樣幽默的口吻回絕他，一時楞在那裏，不曉得該說甚麼，我就跟他道別了。

第二天上午在走廊上見到 Dr. Rosen，我就走過去親密地攬著他的肩膀，對他說，我有問題要問你。他問說甚麼事？我說，你是我唯一的 boss，對不對？他說沒錯。我說，你和我之間沒有 mid-boss，對不對？他說對。我說，昨天 Dr. Singer 竟然叫我禮拜六來收他放在頂樓做光照實驗的試管，我認為沒有道理，把他回絕了。Dr. Rosen 說：「喔，是他不懂規則，我會告訴他。」中午我和 Greg 及 Dr. Kramer 的兒子在 cafeteria 吃午飯時，就將前一天 Dr. Singer 和我之間的對話告訴他們兩人。他們兩人都豎起大拇指說：You're right! If we don't set the rule, they'll make rules for us.（待續）

早上刷牙洗臉後，突然很想聽莫札特的法國號協奏曲，就找出來放來聽。那時庭瑋（高三）和他媽媽已出門上學、上班去了，只剩下庭碩（大一）和我還沒出門。

這張 CD（見下圖）收錄了莫札特 1 到 4 號（全部的）法國號協奏曲，我總是將這四首連著當一首聽。好久沒聽這張 CD 了，好幾段觸動我心深處，有種想要掉淚的感覺，又有好幾段，讓我好想整個人跳進音樂裏，和她融合成一體。

庭碩正在喝起床後的溫開水。我走過去告訴他我的感受，並說：「早上聽這支曲子，感覺像初戀情人。不是說這支曲子讓我想起初戀的情人，而是這支曲子本身就是我的初戀，你了解我的意思嗎？」庭碩說：「我懂。」

我知道他真的懂我的感覺。換做是庭瑋，一樣能真的懂我的感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懂得欣賞這份莫札特法國號協奏曲的演奏，然後要懂得我所說我的感受。這就是所謂的知音。子是父的知音，這是多美的事。

這時我更深的體會耶穌說：「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約翰福音 1:18）的確，除了耶穌，沒有人能讓我們清楚的認識上帝，唯有透過耶穌基督，我們才能認識上帝。因此，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他。」（14:6–7）




這是重新壓片出版的封面，和我很久以前在美國留學時買的那張不一樣，內容則相同。曲目是莫札特的四首法國號協奏曲，和海頓的第 1 號法國號協奏曲。演奏者為：Barry Tuckwell, horn; Peter Maag conducting LSO (Mozart); Sir Neville Marriner conducting Academy of St Martin-in-the-Fields (Haydn).

自從十月底天氣變冷後，我就沒再帶媽媽上媽媽樂園了。加上進入十一月後，下雨的頻率明顯高了許多，因此這兩個月來，多半只陪媽媽在客廳裏坐著，看看電視，打打盹。偶爾出太陽，帶媽媽到樓下走走，走不了多遠她就說現在變得好容易喘。

三個禮拜前一個出太陽的早上，媽媽說，我們再去媽媽樂園試試看爬不爬得上去。我說，好，但不要太勉強。結果才走到開始要登階的山腳下，媽媽就說太喘了，上不去，於是我就帶媽媽再慢慢的走回花店。

上上個禮拜一（12 月 18 日）媽媽回耕莘醫院做心臟科的定期追蹤門診，拿高血壓的藥。媽媽告訴醫生說，這一個多月來，變得很容易喘，不曉得心臟有沒有甚麼問題。心臟科的醫師說：「應該不是心臟的問題，我幫你照張胸部Ｘ光看看。」結果一看片子，發現媽媽的左肺部分已一片空白。醫生說，左肺已完全萎縮了。第二天媽媽對我述說醫生的話時，一臉“安呢欲安怎？”的表情，我就安慰媽媽說：「今年三月初在台大醫院檢查完後，醫生說，如果開刀，就必須切除整個左肺，現在左肺萎縮掉，意思跟切除一樣，不同的是，你賺了免受開刀的痛苦。此外，左肺萎縮了，那裏面的癌細胞就被困在裏頭，更不會亂跑了。」媽媽聽了覺得很有道理，心情跟著輕鬆起來，接下來幾天，氣色變得好多了。

前天（12 月 29 日，禮拜五）我帶媽媽去耕莘看胸腔內科拿止咳藥。我請胸腔科醫師調片子出來看看。他看了片子，指著左肺一片空白對我說，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一是左肺積水，一是萎縮。如果是積水，心臟會被擠到一邊去，但心臟位置沒變，因此應該是萎縮了。這位年輕的胸腔科醫師就是今年二月初幫媽媽診斷出肺癌的那位。我向他說明後來我帶媽媽去台大醫院檢查，及李教授同意不開刀的經過，他也贊同，於是便開了一些止咳糖漿（Brown Mixture）給媽媽。

至於我的攝護腺問題，後來我並沒有去做穿刺。一方面我原是打算聖誕節過後再做決定，另一方面後來我去看了原先一直幫我做追蹤的那位國泰醫院的醫生，仔細和他討論，為甚麼他一直建議我做追蹤，而別的醫生卻都要我做切片。他首先解釋說 PSA 是“攝護腺”特異抗原，不是“攝護腺癌”特異抗原，攝護腺肥大或發炎都可能使得 PSA 濃度高出一般平均值，而我的數據一直很穩定，這次突然上升○點幾，有很多可能，例如發炎，持續肥大，或騎腳車都可能是原因之一。聽他這麼說，我才想到，自從九月底買了一部腳踏車後，我常沒事就騎著到處逛，或許這次的上升就是騎踏車引起的，於是決定從此暫停騎車，三個月後再驗血看看。

然後是三個禮拜前我的大連襟（國中老師退休，41 年次的，大我三歲）因口腔病變，懷疑會不會是得了口腔癌。我請教賴Ｐ該看哪位醫師，然後請大連襟從台南新營上台北來暫住我家，帶他去台大看門診。上上個禮拜三（12 月 20 日）切片病理報告出來，牙齦檢出分化完全的（well differentiated）癌組織。緊接著在上這禮拜一住院，禮拜三（12 月 28 日）開刀。

早上七點半進手術房，先是耳鼻喉科（頭頸部腫瘤專科）醫師做癌組織的切除，然後由整型外科醫師接手做植骨及植皮手術（切取手及腿部的骨骼及皮膚），一直到晚上近九點手術才結束。隨即送進加護病房，第二天（禮拜四）轉出普通病房後，我到醫院探視他。看到他臉部被割、縫成那個樣子，從耳朵到下巴間還用鋼架固定住，想像他的痛苦，心裏真的好不忍。

在這段病人及家屬極端痛苦難熬的時候，感謝賴Ｐ特地到手術房了解手術進行情形，並到手術房外告訴我大連襟焦急無助的妻子手術順利。大連襟轉出普通病房後，賴Ｐ更幾度前去探視，安慰病人及家屬。這兩天病人因痛苦不堪而出現神志不清的情形（可能是施打嗎啡止痛的副作用），在寫字板上一會寫問說開刀了沒？一會寫說要請賴主任開刀。……。

想想人生真的有好多的苦，偏偏苦中的時間又過得特別慢。常言道“人生苦短”，其實不然，苦若能短，那真是天幸。奉勸大家：年紀與我相仿或更大的，要好好注重養身，年紀輕的，千萬不要虐待（abuse）自己的身體（諸如熬夜、抽菸、酗酒、手機一天到晚講個沒完、……），受虐的身體最後一定會反撲。遊民（英語叫做 homeless）不過是沒有房子住而已；成就再高，財富再多的人，一旦把身體搞壞了，靈魂就沒有身體可住，還不如身體健康的遊民一個。

五十一歲這一年，最值得感恩與慶幸的是，從三月起，幾乎每天都能回新店陪媽媽，帶媽媽散步，登山，一起看著媽媽樂園的景色由春天而夏天再到秋天，六月起中午煮麵和媽媽、妹妹一起吃，三人百吃不厭，有時不知是讓媽媽餓過了頭，還是那天煮得特別好吃，看媽媽食慾旺盛的吃得津津有味，更是為人子者最大的幸福與滿足。明年起我也沒有甚麼大志向，只希望媽媽能繼續有這樣的好胃口，吃我煮的熗鍋麵，但願能保守媽媽到讓庭碩用聽診器聽她的心跳與呼吸。

感謝諸位好友這九個多月來的關心與代禱，敬祝大家
闔家平安，新年快樂。

九月中旬起連著下了幾場大雨後，秋天的腳步就正式踏上台灣了。之前，從花店走到要登上媽媽樂園的山腳下，就已滿身大汗。登上了媽媽樂園後，媽媽坐在樹蔭下的長椅上，常說這時候要是有風多好。我在一旁甩手，甩不到一百下就已汗流浹背，中途更常因額頭上的汗珠滑進眼睛，又捨不得暫停甩手，只能閉上眼睛忍著刺痛，待甩完一千四百下（三十分鐘）後才清理門面。

下雨天不方便出門，再加上剛放晴後的最初幾天，因擔心山路濕滑，因此前後一共停了一個多禮拜沒帶媽媽上山來。久違了的媽媽樂園，雖然不像溫帶國家那樣，一到秋天就漫山遍野的一整片變黃變紅，但感覺已和夏天時完全不一樣。

走在山坡小道上，陣陣涼風拂來，灑在樹葉上的金黃色陽光，感覺是那麼的溫煦，已不復是七、八月間那個毒太陽的赤燄了。登上坪頂，立刻聞到淡雅的桂花香味，令人覺得好舒爽。甩手時，也不會再汗流浹背了。邊甩邊看著片片的樹葉被秋風吹落下來，讓我想起電影《齊瓦哥醫生》中，齊瓦哥與拉娜在戰火中的圖書館重逢後，並肩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秋風吹動滿地落葉那幕。雖然媽媽樂園上的落葉沒有電影裏那麼多，但意思已經到了。

今天（九月廿九日）上午十點半從媽媽樂園要下山的時候，媽媽問我說：「我出院多久了？」我說：「三月十三出院的，到今天已半年多了。」媽媽說：「我不相信我真的得了肺癌，一定是醫院弄錯了；若真是肺癌，怎麼可能半年多了都沒事？」我很高興的對媽媽說：「這樣很好呀，表示就算是癌，也已乖乖的和你的身體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了。」接著我又對媽媽說：「全世界，從台灣到美國，有好多好多的同學和朋友一直在為我們禱告，加上我們天天都來空氣這麼好的媽媽樂園運動，再加上你看我每天回來，心裏愉快，身體自然就康健起來。」

我深深覺得，媽媽和我正在一起寫見證，要讓遭同樣患難的朋友有信心，相信通過大家的禱告，加上持之以恆的適度運動，並保持惜福的愉快心情，是可以馴服癌細胞，使它們乖乖的沉睡在身體的一個小角落，終至漸漸的消失。我會隨時與大家分享更進一步的消息。Good night, good luck, and God bless you all。

感謝大家的關心。這一個禮拜來，收到眾位朋友的伊媚兒、電話以及在部落格上留言鼓勵我，寬慰我，並關心我的檢查結果，叫我心中好感動。

今天早上終於到了攤牌的時刻。九點四十分到台大醫院泌尿科闕醫師的診室，剛看到第七號，而我掛的是第八號，等了約五分鐘就輪到我了。闕醫師詳細的看了我的超音波影像圖片後，說：看起來並沒有很可疑的地方。然後再親自為我做一次指診，說：的確是有一個小硬塊，但也不能代表就是惡性的東西；原則上，PSA 濃度、超音波圖片與指診，都只能做為「猜」的材料，真正要判定是惡性或是良性，還是必須做切片。醫師說，如果我的 PSA 數值一直在上升之中，他會建議我立刻做切片，但看我這幾年來數據都在誤差範圍內，並沒有上升，他建議三個月後再驗血追蹤看看。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末段寫說：「予嘗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樣的話在身體無恙時，寫文章或安慰人很容易，但當癌症的不確定性籠罩在自己身上時，是否還能這樣豁達就很難說了。這幾個禮拜，懸著一顆心的感覺的確很不好受，也說不上憂慮，也說不上害怕，就是懸在那兒。今天闕醫師既這樣說，我就當做是緩刑三個月的宣判，日子就照平常的過。前不久看的《平甩功》那本書，說平甩三個月，能甩去肝癌、攝護腺癌等等。我就每天甩甩看，三個月後若真有那樣的效果，再與大家分享；如果沒有那樣的效果，也好讓大家知道，運動對身體固然好，但並不能治病。

有朋友問怎麼我的部落格這麼久沒有新的文章。因為這幾個禮拜來，我心情一直懸著，所以不知該寫甚麼好。雖然心情懸著，但肉體依舊行動如常，每天上午還是回去陪媽媽，到媽媽樂園甩手。現在就告訴大家是甚麼事讓我的心懸著。

五年前我第一次做全身健康檢查，發現血中攝護腺特異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縮寫為 PSA）濃度高過正常值（正常值是 0~4，我的則是 5.7），而〔游離 PSA／總 PSA〕的比值，正常應在 20% 以上，我的則只有 7~8%。

照著健康檢查報告書的建議，我到公保大樓看一位國泰醫院的泌尿科醫師，然後再到國泰醫院做進一步的門診與檢查。醫師說我這麼年輕（那時我才四十六歲），攝護腺肥大或攝護腺癌的可能性很低，他幫我做了肛門指診，說並無攝護腺肥大的跡象，叫我不用緊張，繼續追蹤看看。起初是半年一次，五十歲後是三個月一次。如此驗血追蹤了五年，數據都沒明顯的升降，我也不疑有他的一直看同一位醫師。

今年七月三十一日（禮拜一）下午，我到公保大樓掛了一位仁愛醫院醫師的號，打算請他開單子讓我做例行的驗血追蹤。醫師看了我過去的數據，說，照統計〔游離 PSA／總 PSA〕比值這麼低，攝護腺癌的比率很高，必須住院做切片進一步檢查才能確定。

八月五日（禮拜六）上午我去公保大樓做肝臟超音波檢查時，順便掛了泌尿科（陽明醫院的醫師），希望能看禮拜一的驗血結果，並聽聽第二種意見。結果這位醫師看了我以前的數據，同樣也說該住院做切片。我說可不可以先看看七月三十一日的檢驗報告？結果報告還沒有出來。我打算八月八日（禮拜二）上午去看結果，再聽聽第三位醫生的意見。

八月六日（禮拜天）做禮拜時，問了我們教會的長老台大小兒外科主任賴鴻緒教授，他也說該做進一步檢查，如確定是癌症就及早切除，不過五年數據都沒有變動，也不用心急。賴教授還特別推薦我去看台大泌尿科的闕士傑教授。

回家後立即上網要掛闕醫師八月十一日（禮拜五）上午門診的號，結果已經額滿。八月十一日早上我一早就開啟電腦，等著八點半上網搶「當日網掛」的號，結果網掛一開始就已經額滿了。只好拿著賴教授的「介紹信」到診室請闕醫師給我加號。闕醫師聽我說明來意後，很親切的對我說賴主任昨天有打電話給他，然後告訴我他的病人已加號到 150 號了，給了我一張加號單，請我下午四點半再來。

我掛到 155 號，就遵照醫師指示，回家吃午飯，睡午覺，洗過澡，下午四點半再到台大醫院。到診室時，才看到 90 號。你猜我等到甚麼時候才輪到？── 一直等到晚上九點。這位看起來約四十出頭的年輕副教授醫師，從上午九點一直看診看到晚上九點多還沒結束，問診時依舊那麼親切而有耐心。照健保局的“合理門診量”制度，他從第 80 號之後就沒有診療費了，真的讓人好感動。

最後終於輪到我時，進了診室，我先感謝醫師辛苦了。醫師聽了我的“主訴”（complaint）後，開了一張「經直腸超音波檢查單」給我，安排下週五（八月十八日）下午檢查，順便抽血檢驗（雖然我在公保大樓已驗了五年了，他希望我在台大留下正式的紀錄）。

「經直腸超音波檢查」目的是要檢查攝護腺的大小及形狀，做為是否需要手術及手術準備的參考。若發現腫瘤，則進一步檢查腫瘤周圍的組織病變，做為良性與惡性的區分及了解侵犯的程度。

看完門診後，我立刻走到公園路上招了一輛計程車，趕到教會練歌，因為明天上午有一場告別式，我們要唱慰詩，而我那首歌還沒練熟。練完歌回到家已十點多了。

八月十八日（禮拜五）下午一點半，我到台大醫院抽血並排隊做超音波檢查。幫我做超音波檢查的是一位年輕的總住院醫師。未做檢查之前，我先對他說，待會兒可不可以告訴我結果如何？他嚴守分際的說，不可以，要我下禮拜五回醫院門診時，讓主治醫師親自告訴我。

檢查過程中，當醫師把超音波檢測器更深的插入我的直腸時，特地交待我放輕鬆，說接下來的這個動作最痛。我說，可不可以和醫師說話？他說可以，問我要說甚麼？我問醫師有沒有看過《斷背山》，他說有呀，我說，這麼痛怎麼有人會喜歡讓人從肛門插進去呢？醫師說，是呀，我也搞不懂，可是就是有人樂此不疲。

我的心情有些複雜，如果是攝護腺癌，那我已被耽誤了五年，想起來當然不會很舒服。可是事已至此，抱怨也是無用，只有將一切放在禱告之中，並接受任何可能的結果。《舊約．約伯記》一章二十一節說：『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正是這個意思。

自媽媽三月十三日（禮拜一）晚上出院後，至今已滿四個多月。這段期間，週一到週五媽媽每天由我陪著或公園或小山走走，從一開始的平地不到三百公尺就喘不過氣來，到最近每天登爬媽媽樂園而面不改色，令我們兄妹感到無比的欣慰。

每天一早回到花店，見到媽媽，我最常問的第一句話總是「昨晚睡得好不好？」因為白天陪媽媽時，看媽媽午餐食欲很好，尤其我若手腳慢些，超過十一點半之後才煮好，更可以看到媽媽連麵帶湯吃個精光的滿足表情，我心裏實在有說不出的高興。因為常聽人家說，能吃就表示健康狀況良好，因此唯一擔心的就是媽媽夜裏的咳嗽。

前幾個禮拜媽媽說她夜裏咳得比較厲害，每當快睡著時，就突然咳起來，常咳到十二點多才能入睡。兩位妹妹和我都勸媽媽在脖子上圍一條絲巾，比較不會咳，媽媽總是不信，說那樣若有效，藥廠何須做咳嗽藥。

後來媽媽說她胸口兩邊和背後的肩胛骨痛得連翻身都很困難，我心裏害怕會不會是癌細胞擴散了，但口裏卻安慰她說應該是咳嗽造成的肌肉疼痛。我問媽媽說：「帶你去看醫生好嗎？」她又說不用。上上個禮拜五，媽媽又說她胸口很痛，晚上都睡不好，於是我不再和媽媽商量，直接和大妹雅嬪說好，就幫媽媽掛號，到台大醫院看小兒外科主任賴鴻緒教授。

賴Ｐ是我們教會的長老，問診非常親切，在教會裏更如同大家的家庭醫師一樣，很受教會全體老少的敬愛。那天我帶媽媽一進診室，賴Ｐ就誇媽媽說氣色很好。問媽媽覺得怎麼樣，媽媽訴說夜裏常咳到睡不著，以及胸口和後背疼痛的情形。賴Ｐ問說出院這幾個月來，有沒有照過Ｘ光？媽媽和我異口同聲的說沒有，賴Ｐ就開單子讓媽媽去照一張。照回來一瞧，賴Ｐ對媽媽說：「和四個月前住院時那張比起來情況好很多，你看，肺部清潔多了。」媽媽聽了，幾天來的憂苦愁容轉成放鬆的笑容。這時才說出讓她擔憂的話來：「我一直以為是不是癌拓開來了。」賴Ｐ說：「沒有沒有。胸口和後背會痛，是咳嗽的緣故。我開一些止痛藥和肌肉鬆弛劑，還有李教授原先開的止咳藥。咳嗽時，用手帕摀著嘴巴，這樣倒吸進去的空氣比較溫暖，就不會咳得那麼厲害。晚上睡覺時，脖子圍一條毛巾或手帕，讓脖子保持溫暖，也比較不會咳。開冷氣睡覺時，可戴上口罩，讓吸進去的空氣保持溫濕。恭喜你喔，兆宏把你照顧得真好。」

回家後，媽媽終於願意在脖子上圍條絲巾，第二天還告訴我說，她昨晚睡覺時戴口罩，……（足見醫生的話，有多權威），接連下來這兩個禮拜，登爬媽媽樂園時一路上也興緻高昂多了。半途媽媽休息夠了，我就有的沒的和她聊天。一次聊到某某人過世了，他母親哭得死去活來。媽媽就說：「你沒聽人家講：『死爸死母心頭酸，死尪死子（kia^n-2）割心腸。』」我說，這句成語講的是查某人（女人）的心聲，那查甫人（男人）呢？媽媽說：「查甫人不同，俗語說：『死某（妻子）換新衫，死尪折（chih-8）扁擔。』聽有無？」（宏註：這裏的「折」與「骨折」的「折」同義，就是斷了的意思）讓我解釋給聽不懂的人聽：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古時男人死了妻子不久又再娶，就如同失去舊衣裳，換上新衣裳一樣。而女人呢？死了丈夫，就失去謀生的依靠，“扁擔”是謀生能力的比喻。前面那句古今皆然，後面這句則是古代社會的現象，現在已不一樣了。

另外還有一件值得與大家分享的是，這四個多月來，起初每天陪媽媽散步到馬公公園，後來登爬媽媽樂園，每當媽媽在樹陰下休息時，我就在一旁甩手。開始時每天甩三百下，接著五百下，一個月後，每天固定七百下。短短四個月下來，褲頭明顯變鬆了，扎褲帶時，必須比以前再向裏頭扎一個洞。上禮拜五晚上到教會參加聖歌隊練唱時，隊長林純純老師一看到我就說：「劉兆宏，你好像和以前不一樣，喔，是瘦了，面容變得年輕多了。」今天回花店時，大妹雅嬪也歡喜的對我說：「你變瘦真的是甩手的功效，我看你做甩手回家也跟著做，每天只做兩百下，昨晚發現以前穿不下的裙子，竟然可以穿了。」剛才文章寫到這裏，我特地把磅秤拿出來稱了一下，體重果真從 65 公斤降到 60 公斤。在此特地向大家推薦這項不需特殊場地，不需任何器具的簡單運動。願大家身體健康，精神愉快，心中多有喜樂平安。

六月二十二日大兒子庭碩入闈當試考生，一直要到七月三日中午大學指考完畢才能出闈。家裏只剩下讀高二的小兒子庭瑋和我夫妻三人，而此時庭瑋又正好要面臨期末考，每天放學回家後就深居簡出的待在房間裏用功，因此家裏顯得好冷清。

好容易終於等到六月二十九日（禮拜四）庭瑋期末考結束，當晚就完全放鬆的和我一起看世界盃八強德國對阿根廷的比賽。第二天一早帶著庭瑋一起回新店，到花店樓下開了鐵門後，我示意庭瑋走在後頭，我則三步併做兩步的衝上樓去。進了花店，媽媽正坐在沙發上閉目養神，我引導媽媽看向門口，說：「阿母，你看誰來了。」媽媽意興闌跚的看著空蕩蕩的門口，說：「哪有誰來？」話說完還不到三秒鐘，庭瑋的身影忽地出現在門口，媽媽眼睛整個亮了起來，高興的笑問：「小瑋怎麼能回來？」我說今天開始放暑假了。

由於媽媽體力不適合走太遠，加以一旦咳起來就咳到氣都喘不過來的滿臉脹紅，眼淚直流，等咳停後，更須進洗手間換 diapers，因此前幾次邀媽媽一起出遊，媽媽都一再的推辭，總要我們兄妹經一個多禮拜糾纏不休的遊說後，才勉強答應。感謝上帝，媽媽出院後，第一次到陽明山的台灣神學院，第二次到金寶山悼祭先父，最後一次回大竿林，都一路平安無事。之後每當我們再提議到哪走走，媽媽都以身上不方便而堅定的婉拒，因此，每天就我一個現代老萊子回來，陪媽媽走同樣的坡道，到同樣的地方坐坐，雖然我很會講笑話，媽媽有時還是會覺得枯燥厭倦。偶爾帶庭碩或庭瑋回來，在媽媽的心田激起一片漣漪，看媽媽露出燦爛的笑容，不只媽媽高興，妹妹和我也格外的高興。

這次庭瑋回來，我們祖孫三人雖同樣登爬媽媽樂園，但媽媽的心情和平日只有我陪著完全不一樣，在坡道上就像上次庭碩回來那樣，一路為庭瑋介紹兩旁的花草樹木。登頂後，媽媽坐在樹陰下的長椅上，歡喜的叫我快去甩手，並叫庭瑋拿著數位相機自己再往上走，或在坪頂四處探險，像庭碩那樣拍幾張照片。

回花店後，我依舊帶庭瑋進廚房，示範如何煮麵。由於那天氣溫很高，廚房很熱，我問庭瑋，有沒有聽過「怕熱就別進廚房」的英語怎麼講？他說好像有聽過，可是一時卻講不上來，我說：「爸爸提醒你一下，Stay out of the kitchen if you can't 怎麼樣 the heat？」庭瑋說：「If you can't stand the heat.」我說：「不錯，會用 stand，表示你應該聽過這句英語；如果沒聽過就會用這個字，那就太了不起了。」

我們都知道，教育子女，身教重於言教，我讓兒子看他們老爸是怎樣的陪阿嬤，這樣當有一天我該走時，就不用擔心我走了之後他們的媽媽沒兒子陪了。──台灣男人平均壽命比女人短六歲（73 vs. 79），而一般夫妻夫又較妻年長三、四歲或更多，因此台灣的女人老來平均要當十年或更久的寡婦，為人丈夫的能不用心乎？

（註）全世界及國人平均壽命數據見：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1440&ctNode=3259

我兒庭碩自四月二十日推甄錄取台大醫學系後，每天仍和往常一樣，早出晚歸到校上課。週六和週日亦依舊到學校，和班上絕大多數必須準備七月一日大考的同學一起Ｋ書自習，絲毫沒有鬆懈。他說這時正可以做各科老師的幫手，協助整理裝訂要發給同學的複習講義，同時在這段最緊要的衝刺關頭，更要與班上同學共甘苦，一起維持班上的讀書熱度，並隨時幫助有問題的同學解答問題。我問他六月二日（禮拜五）畢業典禮過後，有甚麼打算，他說依舊要每天早出晚歸到學校與同學一起奮戰，直到六月二十二日入闈當「試考生」為止。我一方面很欣慰他這麼體貼老師和同學，一方面又很希望他畢業後能和我一起回新店去陪阿嬤，於是就問他，六月五日和十二日兩個禮拜一，可不可以暫停去學校兩次，和我一起回去陪阿嬤，相信阿嬤一定會很高興。

六月五日（禮拜一）一早回到花店，媽媽好意外看到庭碩和我一起回來，歡喜之情溢於言表。媽媽問說，小碩不用上學嗎？我說上禮拜五畢業了，今天一起回來陪阿嬤登媽媽樂園，然後中午我教他煮麵，明天起再每天到學校和同學一起讀書。媽媽高興的說，好，那我們走吧。於是祖孫三人便一同朝檳榔路底的媽媽樂園進發。爬坡時，庭碩和我亦步亦趨的跟著媽媽，沿途拍了幾張照片，並驚奇的觀看山坡兩旁的小花、小蟲、蟋蟀、蜘蛛、蜥蜴、……等等。每當媽媽停下腳步休息時，我們就跟著停下來，讓媽媽喘喘氣，並陪媽媽聊聊天。登頂之後，媽媽在樹陰下坐著，吹口哨呼來陣陣涼風，我在一旁甩手，庭碩則先陪阿嬤坐一會兒後，便帶著數位相機到處尋找奇花異草，或對著大樹和藍天好奇的拍攝。

上山前，媽媽特地踅到熟食攤上切了四分之一隻的鵝肉，寄放著。下山時我去取鵝肉時，又忍不住切了一條滷大腸。回到花店，稍微休息一下後，就帶庭碩進廚房，從洗小白菜起，一步一步的示範如何煮出好吃的熗鍋刀切麵。

六月十二日（禮拜一）早上，我再度帶庭碩回花店，這次我們去爬獅頭山。走在中興路邊時，經過一座規模不小的「有應公廟」，我就向庭碩解釋甚麼是有應公。我先請他看廟門上的橫匾，上面寫著「有求必應」四字，告訴他，「有應公」的「有應」兩字就是這四個字的縮寫。台灣特有的有應公廟拜的不是某一個神祇，而是一大群無名的孤魂野鬼。台語稱失婚的單身漢為「羅漢腳仔」，這樣的人死後無人祭祀，村民便將他們的白骨集中在一處，四時祭拜，祈求保祐；或者有村民在拓墾荒地時意外發現無主的屍骨，也會將它們集中到有應公廟來。

過了有應公廟，便開始登爬石階，媽媽特地交待我上山後不要拍照。我問為甚麼？媽媽說，上面墳墓很多，有些隱沒在雜草堆裏看不到，所以不要隨便拍照。我說我只拍羅東林管處的告示牌和登山路線圖就好。

上山後，媽媽坐在亭子裏休息，我帶著庭碩尋聲在草叢裏抓綠色的小蟬。我問庭碩以前曾有這樣的經驗否，他說沒有。這是都市小孩的普遍現象。我讀小學時家住基隆大竿林，大人白天進礦坑或在礦場（台肥一廠木山煤礦）工作，我們小孩子無人照管，夏天時就三三兩兩的打著赤腳，頂著大太陽，帶著長竹竿和捕蠅紙，將竹竿的尖端沾上捕蠅紙的黏膠，到代天宮附近林木茂盛的山坡上，一聽到樹上有響亮的黑蟬（又叫大蟬）叫聲，就互相示意噤聲的一起圍攏到樹下去，極目力所及的搜尋黑蟬的蹤跡，然後伸出長竹竿將它黏下來。我們稱這種戶外活動為「黏大蟬」。那時候，我們這些孩子絕大多數即使上學也都是打著赤腳（只有晚上要睡覺前洗過澡後，才穿上木屐），夏天走在晒得起泡的柏油路上，燙得邊走邊跳，冬天冰冷的柏油路面上尖細的碎石子，更是扎得我們腳底刺痛，同樣是邊走邊跳。記得那時學校朝會時，校長和老師們最常宣導的人身安全事項之一就是叮囑同學們要穿鞋子，以免腳底被釘子、碎玻璃或其他尖物刺傷。他們哪知道，那時一般礦工和種田的家庭，根本買不起鞋子給小孩穿。印象中，全校除了少數幾個礦場職員和學校教員（公教人員）及本地地主的小孩，以及女生有鞋穿外，幾乎所有礦工和農家子弟都是終年赤腳的。

言歸正傳，我們在獅頭山上遇到不少上山和下山的登山客，大家雖多互不認識，在窄小的山徑上相遇，都會微笑的互道早安，這是都市裏所沒有的健康互動，更加證明了環境對人心情的影響是多麼的大。

這兩次的三代同行，看得出媽媽除了很高興我每天回來陪她外，更高興我帶著她的孫子一起回來陪她，庭碩也很能享受和老爸一起陪阿嬤這種平凡的樂趣。至於我，我喜歡傻乎乎的凡事喜樂，凡事感恩，感謝上帝讓我有這份福氣陪伴母親，也感謝上帝讓我有這份福氣，帶著兒子一起陪伴母親。保羅說：「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腓利比書》4:11-12）五十歲已是孔子所說的知命之年，倘若還沒學會這點，那就真的要大大的加油了。

自三月初休學以來，每天早上九點前後回到新店，晴天就陪媽媽或公園，或小山散步走走，雨天就一起待在花店看電視，打打盹（這陣子正好是ＮＢＡ季後賽，因此大部分時間是媽媽陪我看電視）。媽媽是廚藝高手，以前的君王是「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媽媽則是唯廚房與炊具不輕易讓人。十一點左右，媽媽會下廚煮一鍋麵，正好夠與雅嬪和我三人午餐。有時天氣悶熱，我們捨不得讓媽媽下廚，就說服媽媽一起下樓，到檳榔路上一家有冷氣的自助餐店隨便吃吃。

上個禮拜雨一直下個沒停，禮拜五（六月二日）上午天氣依舊陰涼，快十一點時，媽媽突然很反常的主動提議說，今天吃自助餐好不好？我錯愕了一下，說，今天天氣不夠熱，自助餐店不會開冷氣，去吃自助餐不划算。然後問媽媽說：「阿母，你是吃麵吃厭了，還是懶得煮？」媽媽說她今天懶得煮（註1）。我說，那就由我來煮，在我家，我是“一家之煮”，只是回花店來不敢僭越，既然媽媽懶得煮，今天起就由我來煮，直到媽媽收回廚權為止。

媽媽雖知她生的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也都稱得上是廚藝好手，但還是不大放心，就說：「還是由我來煮好了。」我說：「你和雅嬪先吃一次我煮的，倘若覺得不行，下次再換你煮。」回想起來，媽媽和雅嬪的確還不曾吃過我煮的菜或麵。讀大學時，我常和大哥一起很晚才睡，肚子餓了就各自煮一碗麵。大哥煮完麵，吃了第一口，就說：「嗯，全世界最好吃的一碗麵出爐了。」我被香味催動了飢腸，也去煮一碗，吃了一口後，就說：「哇，比全世界最好吃的麵更好吃的麵出爐了。」那是二三十年前的往事了，我現在煮的麵又比二三十年前精進不少。

進了廚房後，先洗兩把小白菜，靜置一旁。再取一個大碗，將手掌大小的一片五花肉切成肉絲（後來也用梅花肉），置入碗內。接著取三根青蔥，洗淨後切成蔥花，加到肉絲上面。然後取五六粒蒜頭，以菜刀壓碎，切成細末，一起加到碗內。之後再分別澆入一大湯匙的烏醋和醬油，最後再加入適量的鹽巴和少許的味精（註2）。緊接著開啟瓦斯熱鍋後，加入兩匙豬油，輕搖鍋子，讓油迴盪潤澤約半個鍋內。等油開始冒煙後，將整碗調味過的肉絲倒入鍋內爆香，快炒至肉絲入味，香氣四射後，加入三大碗水。待湯水滾沸後，再加入三人份的乾麵條。等麵湯重新滾沸後，即將小白菜用手不規則的捻成二至三段，投入鍋中一起大火滾煮。直到麵條約九分熟，便請媽媽和雅嬪過來打麵。待三碗麵打好上桌，麵條Ｑ度正好恰到好處。這時再滴上幾滴 100% 的精純白芝麻油（註 3），更是香氣四溢，引人食慾大振，禁不住猛吞口水。

這樣煮出來的麵，特色是青蔥、蒜頭和小白菜的香甜全都入到湯裏，而肉絲經大火快炒過，煮熟後仍維持嚼感和彈性。媽媽與雅嬪品之嘗後，連聲誇讚的確好吃。從此，每天中午就由我接手下廚。一個禮拜下來，除了煮乾麵條外，有時也煮刀切麵（熗鍋），麵湯更加香濃。

能獲得媽媽的肯定，完全放心的讓我入主她的廚房，實在是我無上的榮幸。每天中午看媽媽吃得那樣津津有味，突然一個老念頭再度閃過我的腦際── How happy I am! ──感謝上帝，在現今的社會中，不要說是男人，就算是女人也不見得都能像我這樣享有「反哺」孝親的福氣。

註 1：媽媽經常不直接說出心裏話，兄弟姊妹中，或許是因為我小時候長期幫忙媽媽帶弟弟妹妹，心靈上和媽媽較親密的關係，因此我的第二問常會問出媽媽的心裏話。最有趣的一個例子是二十多年前，那時我們五兄妹都還和父母同住在檳榔路七十二巷，一天晚上媽媽從外頭回來，一進門就說：「好奇怪，檳榔路口那邊怎麼有一塊會轉的牌子，上面寫著『小龍出象』？」媽媽沒上過學，只認得簡單的幾個字，我們兄妹五人聽了這樣的問題，一時都面面相覷，無法馬上替媽媽解答。我稍遲疑了一下，就問媽媽說：「你看到的那個“龍”字是“阿良”（我表弟的名字──良與龍台語同音，都唸ㄌㄩㄥ二聲）的“良”，還是“鼠牛虎兔龍”的“龍”？」媽媽說：「那個“龍”字有蹺尾巴。」我說那是“鼠牛虎兔龍”的“龍”。我接著又問說：「那個象字是“紅象”還是“黑象”？（象棋棋子上刻的字，“紅象”作“相”，“黑象”作“象”，都唸“象”）」媽媽回答說：「是“紅象”。」我立刻笑著對媽媽和大家說：「我猜著了，那個牌子上寫的是“小說出租”。」

註 2：味精是調理食物時的「香味提升劑」（flavor enhancer），過去多從海帶等天然食材中萃取濃縮，或以小麥麵筋為原料經水解，純化而得，現在則多利用澱粉、蔗糖或甜菜糖等為培養液，以特別篩選的菌種發酵並經純化製成。我國市售味精的成分是純度99%以上的麩胺酸鈉（monosodium glutamate，英文縮寫為MSG）結晶，而麩胺酸（glutamic acid）是人體所需的二十種胺基酸（amino acids）中的一種，我們日常攝食的乳、肉、蛋、豆類及穀物等動、植物性蛋白質中都含有豐富的麩胺酸。因此，味精本質上是安全無虞的食品添加物，烹調時只要添加少許，即可大大提升食物的鮮味。清楚明瞭上述道理之後，就不會因心理作祟而產生噁心、口乾、頭痛、心悸等盲從附會的不舒服症狀（早期西方醫學界將這些症狀歸因於食用了中國餐館裏加有味精的食物，因而稱為「中國餐館症候群」。但事實上，國外曾針對味精做過研究，發現味精和「中國餐館症候群」並無絕對關聯，並推論，出現不適症狀的人可能是對食物中的其他成分過敏引起的，不能歸咎於味精）。

註 3：白芝麻油又叫小磨香油，一般超市買到的多是以沙拉油為主體，裏頭只含25%白芝麻油的調和油，香味大大打了折扣。重慶南路三段99號（中正橋下自強市場邊）以前有一家「老真香油行」，賣的就是道地的 100% 精純小磨香油，現在店面改成專賣三峽金牛角麵包，仍兼售「老真香麻油」。裏頭看店的年輕人說，油房已遷到三峽了。

五月一日（禮拜一）勞動節，弟弟兆寶和小妹佳芳都放假一天，大妹雅嬪則因開單人花店，各方訂花太多而無法放假。我們約好由兆寶開車，連同佳芳和我，一早帶媽媽回基隆大竿林故鄉走走，然後中午到名聞遐邇的仁三路廟口小吃街，或分進或合擊的吃幾攤各自喜歡的小吃。

上午十點左右從新店檳榔路出發，走中興路上二高（國道三號）直達基隆大竿林交流道（中和路交流道）下來，前後還不到三十分鐘。可憐現在的大竿林已完全沒有林木可言，四五十年前青翠的山崙和黑色的煤礦都已被推平和填平，上面蓋滿了灰色的房子，建成一個又一個的社區。就連以前通往大武崙那條又暗又濕，永遠嘀嘀噠噠的滴著水的古隧道，及左邊一帶高矮樹木和雜草叢生的墳墓山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依舊是一排排的鋼筋水泥房子與社區。不曉得這些從外地搬進來的新住民，知不知道他們每天早晚生活起居的地方，底下原是深達一兩千公尺的礦坑，或是過去一向被視如鬼域般的墳墓山。

我們搬離大竿林頭尾已四十年了，四十年來幾乎每年總會回去一兩趟。頭幾年由於礦場停採，人口大量外移，每次回去總覺得故鄉變得好蕭條，好淒涼，可以探訪的故舊也愈來愈少。最初的十多年，整個大竿林快速的凋零，變得像是座廢墟一般。但值得慶幸的是，代天宮前後一帶的青山綠水和農田依舊“健在”。一直到 1990 年代起，突然土木大興，原本青翠的山坡一個個的被推土機推得像癩痢頭一樣，叫人好不心疼！然後房子就一排排的建了起來，及至 94–95 年間，整個舊中和莊已完全不復存在，我的“故鄉”也跟著從人間蒸發了。然而，我們每年依舊會找個時間回去走走，因為還剩下代天宮廟後的那片山坡地尚大致保持原貌，可供我們憶往與憑弔。

這次帶媽媽回大竿林，心情和以往完全不一樣。以前多少是為了自己的樂趣及與家人同樂，這次三兄妹則只有一個心志，就是要取悅媽媽。走在代天宮後面的山坡階梯步道時，三兄妹前後簇擁著媽媽，又是說笑話，又是敘往事，更不時的問媽媽會不會喘，要不要在樹陰下休息一下。陪媽媽登了近三百階，讓媽媽休息了一會兒，我們就兩個兩個的輪番與媽媽坐在階梯上合影。然後再獨占一陣子這完全屬於我們母子四人的綠樹與清風，這才下山，開著車把這個已經完全陌生的“故鄉”繞了一遍。

離開中和莊，看看時間還早，我們就往大武崙砲台開去。由於是國家二級古蹟的風景區，因此通往砲台的馬路鋪得頗為寬敞平穩，沿途道路兩旁的綠草也很宜人。到了砲台區後，因為是假日的關係，人潮還不少。這時因已近中午，太陽很大，可喜的是媽媽興緻很高。兆寶之前曾來過幾次，就由他帶領我們往視野最美的地方去。我們來到一處像是城牆的崖邊，小心翼翼的扶媽媽登上去，然後往下俯瞰，頓時映入眼簾的是蔚藍的大海和矗立海中的基隆嶼。站在崖頭，陣陣涼風拂過，真有馮虛御風，羽化登仙之感。

下了砲台，我們就在饑腸的催促之下，驅車前往廟口。在一處公有地下停車場停好車後，四人先到奠濟宮對面一攤賣外省麵的攤子。由於早已客滿，我們就在一旁站著等候空位。在等候的空檔，媽媽先在隔壁攤點了一份口碑最盛的油炸天婦羅。兆寶、佳芳和我則等到麵攤空出位子後，各自叫了一份乾麵並合點了兩碗豬舌湯，等媽媽吃完天婦羅後也一起加入。

吃過麵後，媽媽說她已經飽了，但我們兄妹三人才只是稍稍填一下肚子而已，於是便請媽媽在有冷氣的成衣店門口稍站一下，兄妹三人就各自散開，去尋找自己偏好的攤子。我走到盡頭賣油蔥粿、芋粿和魚丸湯的攤子點了一份油蔥粿（台語就叫油粿），這是我每次來廟口的必點。吃完後便回身尋找媽媽，然後和媽媽、兆寶及佳芳一起巡視各攤位的美食。此時我已有七分飽，看著一攤攤的美味，真是又想吃，又怕吃了會太飽。媽媽慫恿我想吃就再吃一份，最後我就在賣蚵仔煎和蚵仔湯的那個攤位點了一碗蚵仔湯。蚵仔Ｑ，湯鮮美，吃完後餘味繞喉，久久不絕。

然後四人來到賣綿綿冰的攤位上，媽媽點了芋頭冰，兆寶點了烏梅，佳芳點了情人果（檨仔青），我沒點，因我想媽媽不能吃太多冰，恐怕吃多了會咳，所以等著“徵收”媽媽的芋頭冰。四人就這樣一路邊吃冰邊往停車場走。上了車後，我建議回程往內湖的碧山岩，可以從那裏俯瞰台北市和基隆河。媽媽說出來這麼久了，想早一點回家，於是我們便順媽媽的意，直接開車回花店。

回到花店還不到兩點，等雅嬪插了最後一盆花後，我們就把玩“十胡仔”（四色牌）的墊紙鋪到桌上，五個人就玩起台灣國粹十胡仔來。相約玩到五點，最後我贏了三百多元，把一百多元的銅板送給媽媽，淨贏兩百。禮拜五上午，媽媽、兆寶和我三人已玩過一場，我贏了八百多元，五百多元的銅板送媽媽，這樣媽媽正好沒輸贏。兆寶說禮拜五和今天連著兩次都讓我贏，算是補他在大陸時，我每天搭捷運回來陪媽媽的車錢。我欣然同意。──感謝上帝，這便是天倫之樂。

上禮拜六晚上要離開花店時，媽媽對我說：「下禮拜一早點回來，帶你去獅頭山。」禮拜一我提早了大約十分鐘回到花店，我們越過中興路後，右轉檳榔路七十二巷前面的小坡道上山去。這裏的坡道感覺比媽媽樂園陡些，但對媽媽來說已不構成困難。

我們緩步走上坡道，約莫一百公尺後，來到一座亭子。裏頭有兩條長板凳，媽媽坐下來休息一下，擦擦汗。亭子旁有一大塊木板告示牌，上面刻著登山注意事項，旁邊還有登山路線圖。看了注意事項底下的署名單位，我驚訝的發現，這座山的管理單位竟然是林務局羅東林管處（上面另外也禮貌性的刻上新店市公所的電話）。我簡略的將告示牌的內容翻譯給媽媽聽，與媽媽分享我的驚訝。

坐一會兒後，媽媽勇氣十足的還要再往上走。這裏再上去的坡度更陡，應該超過四十五度有吧。也是大約再上去近百公尺，有一座亭子。上坡時我總是跟在媽媽的後頭，下坡時則走在媽媽的前頭。這是以前在政大公企中心公務人員訓練班，上外交禮儀課學來的：上下階梯的禮儀，最根本的原則只有一條，就是要維護尊者及長者的安全。一同行走或坐席時，也是遵循同樣的原則。

來到第二座亭子後，沿著崁邊往下俯瞰，是十來株零亂的綠竹。媽媽說好可惜，沒人整理，竹筍沒人挖，都長成新竹子了。聽媽媽這麼說，立時勾起我兒時的回憶。我們從小是吃桂竹筍長大的，記得小時候住基隆大竿林，後來住新店暗坑，山上都是一整片一整片無主的桂竹林（綠竹需要施肥、除草、掩土等細心照料，因此綠竹林通常都是農家特別栽植的）。每到清明前後，媽媽和姑媽都會帶我們一起入山去攀折桂竹筍。一次入山大概可以“收穫”兩三布袋的桂竹筍，以及滿臉滿手被竹子、樹枝和雜草刮過的血痕，還有被小黑蚊叮的奇癢無比的腫包。回家後，把桂竹筍攤在地上，大家圍在一起“絞竹筍”（用食指從竹筍的尖端開始，將筍殼絞下剝掉）。然後將長長的桂竹筍切成小段，在大灶鍋裏燙熟，一部分現炒，大部分則與槽頭肉（豬脖子部位的肥肉）加醬油一起滷，好方便儲存，因為那個時代（1964–66）一般鄉下的家庭都還沒有電冰箱 ── 現在大竿林與暗坑翠綠的山坡，已因都市人口暴增而被夷平，蓋滿了房子，不復有我兒時的好山好水了。

我們在第二座亭子坐一會後，就慢步下山回花店。第二天我更進一步再提早十多分鐘回到花店，仍陪媽媽去獅頭山，只是這次我們改走中興路邊另一道坡度更陡的階梯（比一般公寓的樓梯還陡）上去第一座亭子，然後再挺進到第二座亭子。在第二座亭子坐一會兒後，媽媽問第三座亭子距離有多遠，我說我先上去探探看。上去約五六十公尺就看到第三座亭子，正準備往回走去告訴媽媽，一回頭就發現媽媽已經一步一步的登到將近一半的路程來了。我連忙下去陪媽媽一起走上來，然後請媽媽在第三座亭子稍坐，我再上去探第四座亭子。上去到約五十多公尺遠的地方，眼前出現坡度更陡的枕木階梯，臨崖的那側架有不銹鋼欄杆。往上望去，看不到盡頭，於是我就下去對媽媽說，我們到這裏就好了。

沿途下來，悠閒的看山邊和崖邊都開滿了狀似日日春，紅色、粉紅色、淺紫色和白色的小花。顏色雖有不同，但花形和葉子都一樣，應該是同一種植物。我問媽媽這是甚麼花，媽媽說：「我也不知道，攀一朵回去問雅嬪看看。」回到花店問了雅嬪，她說是鳳仙花，和日日春不一樣的是，每一朵花後面都有一條“小辮子”（參見 http://www.cips.tp.edu.tw/small/P/PIC0081-0090/非洲鳳仙花-花距-忠義-p124-14.jpg；cf. 日日春 http://140.111.152.19/~wwv/elin/pic/Dscn5848.jpg）。

連著兩天陪媽媽遊獅頭山，看到媽媽神采奕奕，看到上帝所賜各色各樣美麗的花草樹木，又想到從小到大，我愛的和愛我的人，心中除了感恩，還是感恩。不禁想起電影《布拉格的春天》（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1988）裏，男女主角最後兩句對話的那一幕：
Tereza: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Tomas: I'm thinking about how happy I am.
下次當你看到我在沉思時，請不用懷疑，我正在想 ── 感謝上帝，我怎麼這麼幸福！

住在美國的大學同學美湄回國來省親，我託她買了幾片一區的電影 DVD。我們約好禮拜四（五月四日）早上八點半在捷運台北火車站相見，然後一起到新店探視我媽媽。媽媽看到這樣的氣質美女來訪，說今天就不要出去走了。美湄和我異口同聲的說，不要緊啦，我們一起陪你走。

我們三人下了樓，朝檳榔路底的土地公廟走去。越過了新開的六線道中興路，不一下子就來到了媽媽出院後，第一次出來散步時，向人借坐的那戶人家門前。仍舊是一邊一張椅子，另一邊三張椅子，裏頭也仍舊是兩個月前正在看電視的那位老先生。景物雖然依舊，但媽媽的心情與體力已完全不一樣了。那時候的媽媽，走沒幾步就要喘好久，心中揮之不去的是「日子還剩多久」的悲愁，現在則是步履穩健，笑聲爽朗。才兩個月不到而已，真的好感謝上帝。

繼續再往裏走，就上山路了。美湄說，這邊的景色真好，到處有山有水，不像台南（市），走來走去只有房子、馬路，看不到山水和樹木。我說，台北（市）是盆地，四周都是山，往北投、淡水是山，往木柵、六張犁是山，到新店、景美也是山。台南位在嘉南平原的海邊，因此極目四望，完全看不到山。

這使我想到，台北人真幸福。生活在首都級的大都市，卻可以在十幾二十分鐘的車程範圍之內，抵達山邊，隨興之所至的走上一趟遠近高低不等的山路，享受仁者樂山的雅趣。環視世界各國著名的大都市，諸如紐約、華盛頓、北京、東京等，爬山對這些城市的居民而言，簡直就像是要結婚或辦喪事一樣，須經周詳的計劃，請好幾天的假，先花費一兩天的時間趕路，直到精疲力盡之後才能找到一處靠山的地點。所以住台北而不懂得爬山，真是暴殄天物啊！

言歸正傳。從這裏再往裏走就是狹窄上坡的路段，我照樣叮嚀媽媽，如果累了，走不上去，就不要勉強。媽媽信心十足的說，應該沒有問題。於是我們就亦步亦趨的護著媽媽，一起爬坡而上。果真來到廟前的廣場，媽媽仍舊一派氣定神閒，稍事停留之後，望著更往上的山坡小路，問我們要不要再上去。由於天氣炎熱，我已開始冒汗，恐怕美湄沒料到探視“病人”竟探出一身汗來。因此我就對媽媽說，到這裏就好了，我們去逛逛這座廟。

回到花店後，媽媽對我們說：「奇怪，以前我總是還沒走到土地公廟就會喘，今天一直走到土地公廟了，竟然完全不喘。」我說：「你那時會喘，是因為住院檢查期間，做肺功能檢查，小姐叫你用力的又吸氣又吐氣，連續做了十幾分鐘，然後又叫你去急速的踩腳踏車，踩到上氣不接下氣的腿都軟了，肺部累過了頭。剛出院後那幾天當然容易喘，現在已經兩個月了，自然恢復正常了。」媽媽說：「不是，我是說住院以前，人還好好的時候，走不到土地公廟就喘了。」妹妹說：「你住院以前，多久才出去散步一次，偶爾出去走一次，就十幾天不再出去走，這兩個月來是天天出去走，體力當然和以前不一樣了。」

感謝上帝，這兩個月來，每天陪媽媽散步到馬公公園，竟使得媽媽體力勝過住院之前。這樣持之以恆的陪媽媽散步，比起東晉的陶侃，每天早晚把一百塊磚從院子裏搬出去又搬進來，有意義太多了。

上禮拜五（四月廿一日）早上，我如常在九點之前回到花店。媽媽正坐在電視機前的單人沙發椅上看電視，一見到我進門就說：「你又回來幹甚麼？」（有沒有嚇你一跳？）我說：「我回來陪你呀，陪你去公園散步呀。」媽媽說：「散步哪需要你陪，我昨天下午自己走到比公園更遠的吉川麵包店買了厚片吐司回來。」我說：「我陪你走，感受不一樣。」

放下肩上的環保袋，和妹妹聊了幾句，就和媽媽一起下樓，散步到公園去。到了公園，媽媽坐在樹陰下的木椅上，我在一旁甩手。不知是不是因為天氣悶熱的關係，今天媽媽顯得比較沒有耐性，沒坐多久就站了起來。之前總是悠閒地坐著等我做完七百下，我們才回家，今天我甩不到三百下，媽媽就問我做幾下了？然後說，做四、五百下就回去吧。

在走出公園的步道上，媽媽說：「阿寶很久沒有打電話回來了。」阿寶就是小我五歲的弟弟兆寶，農曆新年過後（今年二月初）被公司派駐到中國大陸的江陰，預計四月底才會回來。我說，或許有打電話給他老婆和小孩吧。媽媽說，他若有打電話給老婆、小孩，也會打到花店來，這麼久沒打電話回來，不知道會不會有事。我說不會啦，又不是小孩子。由於弟弟脾氣比較暴烈，因此媽媽常擔心他在外面會不會和人發生衝突，尤其在中國那樣不民主的國度裏，更擔心弟弟萬一得罪人，會被陷害抓去關起來。

回到花店後，我趕快開啟電腦上網，因為我想弟弟若接到我前一天傳出去的《喜訊分享》，應該會有回信。果真登上我的 Gmail 信箱，就收到弟弟的回信。我就對媽媽說，阿寶有寫電子信回來，沒事啦。妹妹在一旁插花，聽我對媽媽這樣說，就問怎麼回事。我說，媽媽說阿寶很久沒有打電話回來了，擔心他會不會有事。

妹妹聽了說：「媽媽就是這樣子。阿寶打電話回來，要和她說話，我請她聽，她就說：『有甚麼好說的？』真的沒打電話了，她又擔心起來。像今天早上，你一進門，她就說：『你又回來幹甚麼？』明明很盼望你回來，卻又那樣講。」

其實妹妹不懂老人家的語意學。老一輩或更早以前的台灣人，無法像我們這樣直接表達心中的愛與關懷。譬如一對互相深愛的老夫妻，當妻子胃口不好，吃不下飯時，丈夫儘管心疼，但嘴裏卻只會以類似責備的口吻說：「你不吃要做仙是不是？」又譬如看著早上出門沒帶傘，下午淋得一身濕回家來的丈夫，心疼的妻子也只會用近乎責備的語氣說：「早上叫你帶傘你就不帶，淋成這樣子！」

媽媽是心疼我每天一早就這樣老遠的回來陪她，都沒有自己的時間了。媽媽口裏說：「你又回來幹甚麼？」心裏的意思其實是：「你不用這樣每天回來，你若有事，或想找朋友休閒一下，一兩天沒回來沒關係。」聽不懂老人家的語意的，就會覺得很沮喪，聽得懂的，會更體貼老人家想說而說不出口的愛與關懷。

這讓我想到電影《屋頂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 1971），男主角 Tevye（Topol 飾）在看到女兒一個個的自由戀愛要結婚了，忍不住問老伴說：「Do you love me?」老伴驚訝的回答他說：「Do I what? …… Do I love you? For twenty-five years I've washed your clothes, cooked your meals, cleaned your house, given you children, milked your cow. After twenty-five years, why talk about love right now?」然後自言自語的唱說：「Do I love him? For twenty-five years I've lived with him, fought with him, starved with him. Twenty-five years my bed is his. If that's not love, what is?」她就是說不出一句「I love you.」

不只是老一輩的台灣人，西方人在自由戀愛還未成為普世價直之前，一樣說不出「我愛你。」所以聽老人家的話，要懂得體貼他們，用不同於我們這一代或更新世代的語意學去理解，才能聽得出父母內心對我們的深愛。

我的大兒子庭碩推甄上台大醫學系，剛剛放榜，心中難掩喜悅，忍不住要與大家分享。

台大醫學系接受全國各公、私立高中每校推甄三名應屆畢業生，然後從各校推甄來的眾多學子當中只錄取三名。因此，從小兒獲得建中推甄一直到放榜之前這近半年間，我心中實在沒有很高的把握。及至今天上午十一點上網看到小兒名列榜上，半年多來的故作鎮定瞬間放鬆，心中的喜悅自是為人父母者所難免。

台大醫學系另接受全國學力測驗考滿級分（每科十五級分，五科共七十五級分）的考生可自行申請，再從全國申請的學子中錄取十五名。與小兒同讀建中的另一位同學在獲建中推甄後，立即放棄，於學測考滿級分後自行申請，這次也名列十五名錄取生之一，我心中也好為他高興。倘若這位同學沒有放棄推甄，與小兒一起競爭三個名額，兩人所冒的風險必更大於現在。

台大醫學系尚保留九十二個名額，將自七月一日起舉行的大學指定科考的考生中擇優錄取。

推甄與申請的考生，除學測必須考滿級分外，尚須準備繁瑣的各樣績優證明文件、推薦函、自傳等，並接受第二階段的口試與生物和化學兩科的筆試及實驗操作，過程實在非常累人。

心中的重擔終於放下，下個月可以帶兒子一起去看湯姆漢克主演的電影《達文西密碼》了。

PS: 後來我兒庭碩並沒有去看《達文西密碼》，因為我覺得拍得不是很好，建議他不用看，他欣然同意，改於最後一次模擬考完後與同學唐正勇一起去看《足球尤物》。 2006/06/07 又啟

敬愛的學姊、學長們平安：

感謝大家的鼓勵與代禱。

禮拜天（四月二日）收到聖權帶來各位寫給我的卡片和短箋，讀完之後，真有說不出的感動。

起初我以為是研一同學們給我的生日卡，因為四月二日正好是我的生日。待逐一讀完短箋，再讀了卡片上的題字之後，才發現是「研二」的學姊、學長們對家母和我的關懷與代禱！真是意想不到，因此也更加格外的感動。

我現在每天早上八點半左右到新店我妹妹開的花店陪媽媽（比上台神早上八點的課輕鬆些），因為妹妹要忙進忙出的插花，然後送花到醫院或殯儀館（這是花店生意的大宗）。每天中午，媽媽會煮一鍋麵，與妹妹和我三個人吃。然後媽媽睡午覺，我則坐在沙發上小睡一下，大概兩三點左右再從新店回家。

上禮拜連著下了一個禮拜的雨，我就陪媽媽一起看 Discovery 和 National Geographic 頻道的節目，由我替媽媽做台語即時口譯，因為媽媽聽不懂北京話和英語。這兩天放晴了，我們就又出動去公園散步。

媽媽住院那幾天其中有一項肺功能檢查，媽媽說是那項檢查把她累壞了。這幾天已恢復住院前的體能狀況，走起路來步履穩健，也不像剛出院那個禮拜那樣容易喘了。

每天我們在一起有說有笑，到公園和走回花店的路上，我們常就地取材的聊些人生哲理與感慨，我也向媽媽學了一些饒有深意的台語成語。以後在母子倆深刻的交談中，媽媽當會不經意的再說出更多成語來，我會逐一記下，以延續珍貴的文化香火。

這幾天我們在籌劃等妹妹花店訂單少一些，天氣好的話，要去八里的廖添丁廟走走。聽說那邊有個擺麵攤的歐吉桑，有一項治癌的祕方藥草免費提供人，我想去和他聊聊。

衷心感謝大家的祝福，也祝大家諸事順心，身體健康，精神愉快。

以馬內利

學弟
兆宏 敬上

前天（禮拜一）上午市區大雨不停的下著，打電話問神學院的同學，阿音說山上雨並不大。午飯過後，平地的雨也變小了，於是便由大妹妹雅嬪開著花店的客貨兩用車，媽媽、小妹妹佳芳和我一行四人，依約朝陽明山嶺頭的台灣神學院進發。

到神學院時才三點十分，距我和同學們相約三點半在新活動中心見面還有二十分鐘。停好車後，我先帶媽媽漫步在細雨中遊賞圖書館前青草地周圍盛開的杜鵑花。紅的、白的、粉紅的，在雨中更加添了幾許嬌艷。

三點半時，道碩班一年級的同學，及令我意外的，我在美國留學時結識的王榮昌牧師，陸陸續續的來了。我的同學最年長的是五十八歲，最年輕的二十五歲，連同王牧師，一共來了十四位。見到媽媽，年輕輩的同學很自然的就叫：「阿嬤你好。」我說：「我們是同學，是同輩，叫媽媽就可以了；叫我媽媽『阿嬤』，那豈不是要叫我叔叔或阿伯了？」

大家圍著坐在一起後，同學們合唱了兩首聖詩（第 348 首《我住在主的疼愛》和第 6 首《耶和華是我的牧者》），然後一個個的自我介紹給媽媽認識，都說媽媽氣色真好，真有福氣，女兒、兒子都這麼孝順，陪在身邊。聊過一陣子後，同學們就齊聲開口為媽媽禱告，然後一起帶領媽媽前去參觀台神的精神堡壘 ─ Chapel。

路上看到一欉大家都叫不出名字的花，這時雅嬪的專業就派上用場了。大家才知道，原來那欉花叫做「七彩茉莉」。台神的建築物是順著山勢蓋的，媽媽容易喘，而且仍下著雨，不好意思讓同學們淋濕了鞋子和褲腳，因此參觀完 Chapel 後，我們就跟同學們道謝並道別，請大家回去補睡午覺。我跟大家說，在這種下雨天的午後，聽著窗外雨聲睡個午睡是人生一大享受。

離開神學院後，媽媽興緻很高，說要繼續往陽明山上去，到竹子湖買炸芋棗。妹妹順著媽媽的意思往山上的方向開去，約過了五分鐘，才發現陽明山的塞車時間就要到了，等開到竹子湖，再下山，回家可能要塞到八九點。於是便徵得媽媽的同意，趕緊調頭回家，答應媽媽等天氣暖些，我們再一起上擎天崗、竹子湖來玩。

妹妹問媽媽有沒有到過故宮博物院，媽媽說沒有，於是我們就繞到故宮下面的公車站，讓媽媽從山下仰望故宮的建築，因為禮拜一故宮休館，只有等下次有機會再來。

這趟精采的台神與同學相會之旅，我們帶回滿滿的祝福。媽媽很開心，妹妹很感動，我心充滿感恩與喜悅。

謝謝大家的關心與代禱，我媽媽已於前天（禮拜一）晚上出院。

醫生說，媽媽左肺上、下葉各有一處很大的癌組織，而且已擴及很靠近心臟的淋巴結，很難手術，若硬要手術，勢必要將整個左肺切除。另外，右腎上方拳頭大小的腫瘤也證實與肺部是同源的癌組織，泌尿科那邊說可以做手術切除腎臟。

我們兄妹考慮母親現在還那麼健朗，活得好好的，若勉強接受兩處手術，再加上後續的化療，母親的生活品質立刻就全毀了。而母親自己也很不願意接受手術，因此我們就徵得醫生的同意，替母親辦出院。看得出醫生也很贊成我們這樣的決定。

從今起，我會多陪母親，每天早上回新店陪她，天氣好就帶她到山明水秀的地方走走，說不定還有好幾年可以好好的頤養天年。醫生說，母親右腎上方的腫瘤因癌細胞已經壞死，所以無法判定肺和腎兩個器官的癌究竟是由肺轉移至腎，還是由腎轉移至肺。我就告訴母親說，既然腎臟上方的癌都會壞死，肺的癌也可以壞死，只要心情歡喜的過日子，改變飲食習慣，說不定肺癌就被困在左肺，與身體和平共處。

我們兄妹們會用快樂歡喜的心陪媽媽，讓媽媽活得有尊嚴，活得有喜樂。

再次謝謝大家的關心。

敬祝大家
平安喜樂

禮拜一（2006/03/06）下午得知家母在耕莘醫院的切片檢查結果為肺癌第三期，心中無任惶恐。禮拜二已帶母親前來台大醫院，現正住院做進一步的詳細檢查中。為能全時陪伴母親，已向台灣神學院申請准予休學。

家母一九二八年生，今年七十八歲，身體一向健朗，不意得知如此結果，實在很難接受。

我現正在台大醫院陪伴母親。三天來已做過多項檢查，母親也幾次被折騰得叫我好心疼。肺癌第三期已是確定，這幾天做的各項檢查是在探究是否已發生轉移。倘已發生遠端轉移，他們就判定為第四期。母親飲食起居仍與平常無異，很難相信肺癌病變已進入第三期，我只能安慰母親不要害怕，無論如何有我陪著。

當初提早退休原就是為要多陪母親，沒想到因感受到呼召去讀神學院，而無法實現多陪母親的初衷。直到獲知母親得了癌症，才全天陪她，真是令人感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