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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當代中國影響力最大的意識形態，已經漸漸由馬列主義轉向民族主義了。雖說自由主義對某階層的知識分子也有一定的影響力，但總的來說，自由主義在一般民眾的影響力總不如民族主義，由中國民眾歡呼劉翔奧運奪金而引發的「劉翔熱」、北京成功申辦奧運而引起的熱潮、神六升空、而至新近的「懲治漢奸言論法」，都可以看得出民族主義思潮在中國社會的崛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互聯網日見盛行的中國，我們常常可以在各式各樣的討論區上看見一種強制性的兩難決擇：你究竟愛不愛國？不愛國就一切免談。似乎這種民族主義的思潮已儼然成為一種凌駕一切價值之上的思考基點。另一方面，自由主義主張種種普世價值，諸如人權、自由和民主。當普適性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有所衝突時，我們該如何選擇？自由民族主義就是對應著民族主義的思潮而作出的一種調和，把自由主義的價值作為思考民族問題的框架。
然而，在中國獨特的歷史語境之下，我們處處都可以見到許紀霖所提及的「雪恥型民族主義」(許紀霖，2005:14)。自五四運動而降，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雖然處處強調自由主義的價值，但自由主義始終未能在中國生根，更出現了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論述互相對立的情況(許紀霖，2005:12)。再加上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環境已經快速趨向現代化，現代化所帶來的終極意識的喪失，以致於價值的虛無，已開始瀰漫於中國的土地之上。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崇尚價值多元的意識形態，似乎未能夠為信仰失衡的人們提供一個有意義的生命解答。在這樣的畫面之下，要在中國實行自由民族主義，似乎是難上加難了。
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在兩個層面上解析自由民族主義有沒有可能在中國成為一種主流的論述。在第一個層面，我將在學理的層面上解析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可能張力──普遍與特殊、開放與封閉、與及各式各樣的價值衝突。然而，兩者的結合是會遇上一定的困難，因為任何組合的形成，若要顧及民族主義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又要堅持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價值框架的話，我們是必須從國家的歷史語境去作具體分析的。當然，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在任何的可能組合之下，也不可能放棄一些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的。
在第二個層面，我將會從中國具體的歷史語境出發，指出中國的現代化只是一個「片斷化」的現代化，當馬列主義的話語解體之後，中國便由「遠景的追求」陷入了「遠景的迷失」（勞思光，2003:192）。自由民族主義如果以價值多元為思考框架，面對現代社會眾多價值的衝突取捨，似不能替日益陷入迷失的人們提供自我認同和價值歸屬的基礎。另一方面，中國近代不斷激化所帶來的革命式思考還沒有完全消解，中國的崛起在充滿創傷的歷史中蹣跚步來，排外式的民族主義似乎更適合國人的脾胃。自由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比較「溫和」的論述，似乎與中國自五四而來的激進化格格不入。面對種種的困境，自由民族主義在中國能夠實現的可能性，似乎並不樂觀。
一．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張力與結合之可能
民族主義的多樣性
自由民族主義的思想是由泰米爾(Tamir, 1993)首先提出並較為有系統地論述的。對於自由民族主義實踐的可能，泰米爾是比較樂觀的。他認為自由主義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回應民族主義的訴求。自由民族主義就是一種以自由主義的價值為根本，並理性地追求各種的民族需求的意識形態。泰米爾指出，自由民族主義者在尊重個人自主以及各種人權的同時，亦應當注意到人民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s)的重要以及認識到民族自決的正當性(Tamir, 1993:7)。民族主義應為自由主義所設限，並應主張一種「反思」的民族主義(reflective nationalism)，支持個人主義及反對完美主義(anti-perfectionism)(Tamir, 1993:11)。他意識到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有一定的張力，但實際上只要我們認同價值多元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現象，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兩者的存在是非此即彼的(Tamir, 1993:6)。
對於泰米爾有關自由民族主義的一些說法，似乎他假設了民族主義是有「好」、「壞」之分的，可是他本人對於分別好壞民族主義的標準卻沒有好好地詳細說明。似乎「好」的民族主義就是能夠和自由主義相契合的，「壞」的民族主義則不能，但這種區別的界線卻是模糊不清的。要闡釋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結合的可能性，我們首先要對自由主義如何理解民族主義的問題有一個大致的理解。
要了解自由主義對民族主義的看法，也許我們可以先考察一下伯林指出民族主義的數項特徵：政治性的民族自決、將民族看作有機性的整體、民族利益超越一切道德限制，以及特殊主義的自我文化優越論（伯林，2003a）。而民族主義在這四個維度上的不同取向，就構成了民族主義的不同形態：可以是政治性或文化性的；整體性或多元性的；道德上無限制或道德上受限的；普遍和特殊的（許紀霖，2005:4）。米勒(Miller，1995)指出伯林對於民族主義的分析似乎只著重於政治性的、整體性的、道德上無限制的及特殊主義的，因此和自由主義是不相容的，但這實際上並不是民族主義在實踐中僅有的類型。如果我們理解民族主義為文化性的、多元性的、道德上受限的，似乎這和自由主義就有結合的可能。
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張力與結合之可能
似乎自由主義者之所以不能為自由民族主義提出一個規範性的政治理論，是因為民族主義本身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本節所探討的問題，就是嘗試梳理一下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張力與及結合的可能。
如果我們以自由右派(libertarianism)的觀點來看，自由主義是作為一種「中立」的意識形態而存在的。政府的作用只是維持最基本的治安和法律去維護人的自由和權利，對於什麼的生活才是「好」，什麼才是「壞」，政府是無容置喙的。然而這樣的想法卻未能為人提供一個安身立命的基礎，也可能引致一個原子式的個人主義(atomized individualism)，畢竟每一個人都需要生活於社群之內。歸屬感是人類的一種強烈的感情，在現代社會中，家和氏族的概念日漸崩解，作為「想像共同體」的民族主義，就成了提供群體生活想像的一個絕佳憑藉。最有人性、最具個性的生活方式必須在一個特定的群體內才能實現，民族認同作為一種心理上的等價物，自然取代了昔日終極價值的來源（許紀霖，2005:6）。從這樣的觀點來看，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也許有互相補足的作用。
然而，民族主義不一定是作為一種文化自決的願望。文化民族主義與政治民族主義從來都不是截然二分的，任何文化民族主義的理論，在實踐的時候都不得不和政治扯上關係，民族自決的表現往往是要求民族國家的建立，這種轉變使民族主義的「進攻性」大為增強。伯林以「彎枝」(bent twig)比喻一種「雪恥型的民族主義」，「彎曲」暗示了民族遭受到羞辱性征服──被來自文化上更優越的外國勢力所征服。但是，這個被迫彎曲的枝條終究要反彈回去，以鞭撻民族的欺辱者（許紀霖，2005:8）。從各地壯闊波瀾的民族國家獨立運動之中，我們可以見到這種民族主義鼓舞人心的力量。然而面對因民族自決而可能形成的種種政治鬥爭，民族主義話語似乎會越趨激進，向整體性和「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方向所發展。這樣的民族主義非但不能夠和自由主義所契合，反而成了獨裁者以集體凌駕個人的藉口，演化為一種反自由的意識形態。
自由民族主義理論的困難性不只在於民族主義的多樣性，同時自由主義本身也是具有多種的不同形態的。米勒(Miller，1995)的研究指出，自由右派（以財產和個人權利為核心，主張自由市場和最小國家）幾乎會與任何形態的民族主義發生衝突和抵觸，而自由左派（即強調社會正義和福利國家）與某種的民族主義似乎是可以互相補足的。米勒還提出了義務論式（deontological）和社會學式的（sociological）自由主義的差別。前者關注的是一種普遍性的行動原則，如人權原則和個人自由原則等，都是一種強制性的行動原則；後者理解自由主義的價值與目標需在什麼的社會條件和政治環境之下才能達成，並不預設一種所有情況之下都必須遵從的普適性原則（Miller，2005）。我們可以認為社會學式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結合的可能性比較大，但正如許紀霖所指出，這種規範的理論只是在消極的意義上才是確定的，在積極的意義上，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盟仍只能是一種開放的可能（許紀霖，2005）。縱然如此，我想所有的自由民族主義者也必須堅持消極自由作為一個基本原則，但如前所述，民族主義的發展結果，往往導向以民族自由高於個人自由的立場，這是和自由主義重視個體的原則相違背的。自由民族主義中「自由」一詞是一個形容詞，可以用來限定和修飾民族主義，但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卻是不能夠轉變的。
在政治的實踐之中，民族主義者很少是自由主義者，這意味著自由民族主義實踐的困難，但這並不意味著自由民族主義是不可能的。在理論上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有契合點的，但兩者該如何結合，這似乎需座落到每一個國家的特殊歷史脈絡去開展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