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ng5‧思園

中國農民永遠都是被遺忘的一群。

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開始了。在人民公社付出數千萬人命的代價之後，中國的農業才從集體化的模式中回到個體經營模式。「包產到戶」的確立使得農民在最初的改革開放之中成為最大的得益者。然而農村的榮景只維持了短暫的時間，農村經濟的局部自由化所釋放出來的大量勞動力是需要城市化的發展配合並作出吸納的，數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如何解決，成了現在中國一個最難解決的大問題。

六四的槍聲一起，標誌著中共政權再不能以道德合法性作為立國的基礎了。在我們的印象中，六四事件只是北京的學生和市民們所帶領之下對中共政權的反抗而已。但農民呢？我們知道中國有九億多農民，我們知道什麼是城鄉二元差距。當媒體或是我們的聚焦點都落在學生英雄式領導下的民眾運動時，我們往往忘記了最受壓迫的一群，就是那些聲音完全被淹沒的貧苦農民。

六四並不是一件孤立的歷史事件。所有的歷史都是連貫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共政權能夠在避免「東歐變天」的情況之下獲得政權的苟延殘喘，但也使得經濟改革和極權體制之間的衝突浮上水面。六四的發生本身就是這種矛盾之下的一種總爆發。

那麼，對於六四時只得四歲的我來說，六四事件本身的價值何在呢？我認為導致六四事件的一些政經結構上的矛盾在今天仍然存在，甚至有深化的趨勢。了解六四事件的前因，就等如為了解今天的中國困境，上了最重要的一課。

究竟有什麼政經上的因素使得　一）中國的農民在改革開放前期獲益，但到了八十年代後期直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卻益發相對減少，僅能糊口呢？　二）為什麼中共六四鎮壓了學生和工人的運動之後，中國土地上沒有出現什麼的抗暴運動？這和農民現在的處境有什麼關係呢？

改革開放初期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上升，只是一種對人民公社壓抑生產率的技術性反彈而已，但中國農業中的種種問題，諸如落後的生產技術和農村社會組織形式、人均土地的減少等問題，使得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逐年下降。

在何清漣的《已走到盡頭的小農經濟》中提到一些數字。中國有65%的勞動力（28%人口）直接從事農業生產，即一個中國農民平均養活不到四個人──相當於他自己的家庭人口數而已。又例如在大小涼山地區，養活一個人需要剷平幾庭山頭的草木才能種出一些小馬鈴薯供吃與做燃料。所以其實中國的勞動力是相當「貴」的：不是指實際上的貨幣工資，而是整個中國要付出的生態而至於整個經濟系統的代價。

在人均剩餘少，農業生產率低，再加上各種的「亂攤派」「亂收費」，中國的農民處於一種制度上貧困的悲慘境地。中央的所謂「扶貧」，只是杯水車薪，即使把所有費作「劃一收費」，也只能指標不治本，無從解決農民問題。

我們都知道城鄉二元差距，那麼具體對農民的影響又是怎樣呢？例如，國家財政會把較多的財力用於維持城市的低消費物價，而沒有足夠的財力去提高國家所控制的農產品收購價格；國有銀行把農村的存款用於城鎮國企，使鄉鎮企業缺乏資金；「亂攤派」於是成了農村行政機構拿取經費的手段。實際上，國有部門的改革是建基在汲取農村資源的手段上。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更值得「救濟」，是因為城市居民對中共的潛在政治威脅比農村大得多，六四事件的迅速擴大就是一個明證。如果國有部門萎縮得太快，就會有大量的下崗工人出現，中央於是要透過增加工人福利和收入去維持城市的相對穩定。

我們看見中國的繁榮昌盛，是以「吃國有部門老本」和汲取農民資源來維持的。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是維護國有部門的雙面刃：一方面外商大企業吸引進城市的消費市場，把國企從市場中擠出去；另一方面，農民的購買力不斷下降，使得國有部門的農村市場萎縮。維持國有部門的方法（汲取資源）所導致的結果（城鄉差距擴大）卻反過來使國有部門的前景雪上加霜，這就是農民的悲慘狀況其中一個制度性的原因。

國有部門的萎縮以及鄉鎮企業發展的停滯不前，使得農民的出路更是茫然無路。很多地方的農民因為入不敷支，所以他們選擇了棄耕從工，來到城市作民工。但由於國企改革的吊詭使得鄉鎮企業的發展並不是完全按照市場的法則而進行，因此它們也不能吸納如此龐大的農民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了要發展地方經濟，他們作出了大量的基建與及種種的亮點工程去製造「就業」機會，但他們的經費卻往往是從「亂收費」而來的，農民的收入進一步銳減，但偏偏鄉鎮企業的對象就是農民。內需不振，再加上制度性的腐敗，使得大部分農民的生活（尤以中國中西部的）苦不堪言。不斷的惡性循環使得中央任何的改革措施都是收效甚微。

或許我們會說，八九年六四之時農民的生活還沒有現在那麼悲慘，所以他們不起來革命。這是部份正確的，因為當時鄉村和城市的矛盾還不是那麼明顯。但六四所促成的一個最大的後果，就是中共政權已經失去了國家應有的道德合法性，之後所有的地方與中央的互動就純粹是利益分權的博奕格局，中央的權力實際上是大大地弱化了。那麼進一步的問題似乎就是：一個弱中央、一堆強地方政府、一班不滿的農民以及下崗工人（約佔全國人口約十億）同時在一個（後）極權的政制之下生活，為什麼沒有什麼好像六四的「矛盾總爆發」產生呢？

雖然農民的人數眾多，但他們分散於全國各地，並不能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強而有力的組織。再加上宗法組織的掣肘，使得中國的農民組織大多是具有強烈的地域性和排他性，再加上種種的利益關係，使得一個比較大型而統一的農民代表團體至今尚未能出現。普遍的農民在各種的壓迫之下，為了生存，他們往往要「扮傻」。根據徐賁的《中國的「新極權主義」及其末世景象》一文指出，中國現在所有的「官話」都已經成了民間取笑的對象，再沒有文革時代的那種鼓舞人心的力量。在六四之後，民眾根本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了，於是中共要透過種種的媒體監管和暴力壓制去維持統治。在敢怒不敢言的情況下，民眾對付謊言的辦法就是一種犬儒式的「透明度」，聽謊者心知肚明，說謊者對聽謊者的心知肚明也都是了然於胸。這有點像吳思所指出的潛規則：只要大家不說出口，聽謊者可繼續生活，說謊者可繼續尋租，謊言也就成了真話。

另一方面，中共透過種種的方式維持政權「穩定」。它極力以政治高壓手段維持一個「沒有中共，中國就倒」的景象，更輔之以新式的意識形態灌輸，使得民眾的反對話語其實和官方的話語都是一樣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就是精英管治聯盟的出現。透過政治的權力下放，昔日的一些政治精英轉化成經濟精英，也有少數的企業商界把握了種種的利益瓜分的機會，成為現今的經濟精英。這些精英以利益共同體的樣式出現，再收編一些專業的知識分子（如經濟學、工程學等）為這種實質的掠奪行為理論化，製造種種有利於維持現狀的輿論。外國在中國的投資並沒有改變中國的經濟模式，反而被中國的特殊環境「同化」了。強大的商務利益，使得中共沒有面對好像冷戰時期般的意識形態對立，實利主義主導使得國際對中國的批評日益無力。外資的大量湧入使得中國能夠較從容地解決國有銀行的呆壞脹問題，經濟得以繼續改革。內有精益階層的聯盟管治，外有國際輿論的造勢，使得中國的繁華景象竟變得真實起來，令人忘記了那九億農民工還是處於制度性的悲慘之中。他們的個別反抗再難形成六四時期的跨階層風潮，即使有形形式式的維權運動，但也是徒然而已。

作為一個香港學生，我只能提出數年來對中國的一些觀察，自然不免有些偏失的地方。但這種觀察很可能是建構自己身分認同的一種過程，比起那些「心繫家國」、「五四青年節」等國情教育，這些反思不是顯得有意義得多嗎？

延伸閱讀：

何清漣（2003），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博大出版社。
何清漣、程曉農（2007），中國改革的得與失，博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