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ng5‧思園

回 歸十年，編者索稿，我不想作應景文章，也不會寫政經評論，只能直抒個人觀感，偏見和盲點在所難免。在過去這十年當中，我個人的身分從「外來者」變成了「半 個」香港居民，雖然還沒有拿到永久居留權，但在心理上卻逐漸認同香港，也逐漸深入社會和文化的基層去了解香港，所得到的結論是：香港十年前還是一個充滿矛 盾的國際大都市，但十年後卻變成了亞洲區的一個華人社會——一個梁啟超所謂的「鄉人」社會，以粵語和「五十年不變」的生活方式來對抗一切外來的壓力。這個 看法，有待詳細論證。現只能從浮面層次先點個題。

一九九七年是香港人表現「認同危機」最激烈的一年，記得六月，一日下午我到中環皇后像廣場 的「藝墟」瀏覽，不勝興奮，看到一個小攤位前掛了一塊白布，請行人留言，我當時心血來潮，寫下一句話： 「張愛玲的靈魂到此一遊！」心中想到的是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卻不料因此而得到靈感，寫了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開頭就在本刊連載一周。我和香港的「情 結」就此訂了下來。我的「悲情」也令我決定回歸後來港久居，別人紛紛離去了，我偏偏要回來。一九九八年春，我住在沙田的一家酒店裏，每天經過新城市廣場去 搭火車上班，看到商場中的各種貨色，華洋雜處，但仍以本地風味居上。然而到了港島中環，卻感到仍然洋味十足，英國殖民主義的餘緒猶存。不到十年，這種華洋 文化的對照和對比也愈來愈小，整個港九和新界都「華化」了，也「亞洲化」了——以前街上常見的白人已被棕色的菲傭和印傭所取代，然而華「亞」雜處，卻依然 不相往來；每個禮拜天，中環的公共空間都擠滿了亞洲人，但華人反而顯得少多了。地鐵站和商場中的廣告則適得其反，英文增多，洋妞的時裝照和半裸體照鋪天蓋 地，似乎香港的華人消費者仍然需要一種想像中的「洋味」來刺激消費，也許這也是一個「後殖民」的現象？

回想到七十年代我初訪香港的情景：和 友人駕車從沙田經窩打老道直奔尖沙嘴，沿路的中英文街名、店名、和廣告雜陳，似乎英文頗典雅，而中文也俗得可愛——如「窩打老」。也許時日已久，連我的記 憶也美化了。但當年早已遲暮的殖民地文化依然有一種強烈的對比：鄉工和殖民互相對峙，貧富懸殊一覽無遺，當然也引發我的「反殖民」情緒。

現 在呢？貧富依然懸殊，然而對比不見了，當年的那股華洋雜處環境中的強烈「混雜」（hybridity）感和衝擊力也不見了，整個景觀模糊了，香港變成了一 個俗裏俗氣的華人世界。誰是「本地人」？整個年輕的一代，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都是，然而這一代人對「祖國」文化又知道多少？中文程度低落，英文更低落， 只剩下俚俗味愈來愈濃的廣東話，似乎只有從俚語和粗口中來認同香港。Meanwhile，香港卻被官方定位為「亞洲的國際大都市」！

我一向 在文化品味上雅俗不分，而對香港的俗文化情有獨鍾。然而當這種俗文化中的「鄉愿」（parochial）氣愈來愈重的時候，它的獨創性和視野也愈來愈狹。 因此我反而故意要「雅」起來，不自量力地大談西洋古典音樂和中西文學經典，更欲重尋香港的歷史和集體回憶，這是我為了挽救港人「集體失憶症」不得不做的工 作，即使注定失敗也在所不惜。我每次走過銅鑼灣的啟超道，都會想起梁啟超當年的雄心壯志：他在一八九九年底寫的《汗漫錄》序言中說：原自從「鄉人」變成 「國人」和「世界人」，乃是受到十九世紀思潮大勢所趨的影響。如今已到了廿一世紀，香港人再不努力，恐怕遲早會從「世界人」退化到「國人」和「鄉人」。文 化不見得有進化論，但退化的例子卻比比皆是。都市重建的意義不僅在於硬體建築，更重要的還是「軟體」的文化創意。

文╱李歐梵

學者，作家，懂得在城市生活裡享受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