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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有雷鼎鳴與一眾統計學者爭論香港是否M型社會的問題。照我看來，不管香港的社會結構是否M型，貧者越貧，富者越富，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圖一是以十等分組別來比較十年以來香港月入中位數的變化，而表二則是雷教授用以證明香港不是M型社會，但他對低收入的定義，卻是在月入一萬元以下的──葉 兆輝、傅景華的《否定M型社會之說 言之尚早 ——與雷鼎鳴教授商榷》一文中早已為文反駁了，如果把低收入的門檻定為6000元，所謂M型社會又將重現。
再比較圖一和表二的話，我們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收入最低的組別月入足足在十年來少了19%！姑勿論以堅尼系數來量度一個社會的貧富懸殊是否恰當，一個有責任的政府難道不應該為月入只有2400元的家庭籌謀一下嗎！
再看一看低收入階層稅務負擔(最底圖)，他們在十年內的稅務負擔增長是2.8%！比起社會上任何一個階層也要高。最有趣的，如張超雄所言：「第一至第五組別的稅務負擔是累退的，收入最少的第一組別，稅務負擔佔住戶收入10.1%，第五組別則累退至1.9%；第六至第十組別的稅務負擔則是累進， 由第六組別的2.1%稅務負擔，增加至第十組別的11.1%。就是說，香港的稅制對愈是低收入的家庭，竟然愈是苛刻」
可能教授們養尊處優，繼雷教授把人們的收入化作一堆數字之外，另一個孔憲中教授又提倡所謂 「知識民主的普選」，把林肯的「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中的people變成了elite，人民中除了elite外的都是化外之民，「何他們更不斷受廣告、宣傳和傳媒的「洗腦」，淪為「人云亦 云」的選民。」，沒有智慧，不能和精英們（如孔教授）一同分享政治權力。
孔憲中精英民主的概念，其實就是效益主義 (utilitarianism)思維的延伸罷，社會的制度設計以社會上最多人獲取最大的利益為原則。這看來沒有 什麼問題，但個人的利益很容易為社會之名而犧牲，因為在效益的計算上，每一個人都只能計算一次，而在孔憲中的理論中，原本已經樣樣不如別人的平民，連政治 權力也都不如精英，正式淪為精英的附庸。
我不禁想起George Orwell在《1984》的名句：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香港所謂超然中立的知識分子，為著不同的理由，建構形形式式的繆論，淪為建制既得利益的打手。
參考：
葉兆輝、傅景華﹕否定M型社會之說 言之尚早 ——與雷鼎鳴教授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