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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法律 為強化殖民管治
當 時社會群情洶湧，批評此案為選擇性檢控。因為在89年六四事件後，市民關心香港民主發展，不少社會團體借機在街頭嗌咪籌款，但政府卻只是檢控李永達等人。 案件一審時，裁判署判李永達等人有罪。被告不服，上訴到高等法院。當時按察司楊鐵樑罕有地「坐堂」，除判處李永達等人無罪外，更批評控方濫用法院程序 (abuse of court process)。雖然後來有法界人士質疑，楊官為求釋放被告，曲解「濫用法院程序」一詞，但楊官的判決卻為政府拆掉了一個計時炸彈，亦令日後所有市民上 街合法「嗌咪」，掃除了法律障礙。
華叔案件點出了本土法律的本質：法律是政府管治香港的工具。我在上一篇思潮文章中，已點出相關問題。我們只要認清這個本質，就可思考怎樣建構本土法律史的論述。
首 先，我們要了解本土法律如何配合殖民管治，成為治港的工具。香港的殖民法律制度，本質上是由一個外來政權，利用不平等條約，把英國普通法強加於香港人身上 的。從法律術語來說，是一種非自願的法律移殖(或繼受)。因此，殖民地法律必然是歧視、監視，甚至壓迫港人，目的是協助英國對當時的大清國進行經濟剝削。
正 因本土法律具有剝削資源、強化殖民管治的政治目的，研究本土法律史時，就不能單純地利用傳統的法律分析工具。過往研究相關問題的著作大致分為兩類，第一種 是由英國人書寫的本土法律書籍，如唯一撰寫香港早期法院歷史的港府前經歷司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是以英國殖民角度，描述香港法院的成立經過，重過程而輕批判，特別覑重英國法律的技術操作。另一種法律著作是以批評為主，但書 寫的角度側重共時性，而非歷時性。一般的書寫方法是以英國的某一條法律或原則為標準，再用這些標準來審視香港殖民地法律，經比較分析後，再指出香港法律有 哪些部分不符合英國或世界標準，最後就要求香港法律改革，追上英國或國際水平。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
發表的報告，可算典型。
管制大氣電波 壓制多元聲音？
這種重共時輕歷時的原因，源於英國書寫判詞的慣例。因為普通法的法官，在撰寫判詞時有一套特定的思維模式：一般先就法律爭議條文尋找過往案例，再參考英國或其他先進普通法地區(如加拿大及澳洲)的相關法律及案例，最後才審視案件本身的特殊情及香港法例作出裁決。
影 織所及，這種思考模式令本土學者批判香港法律時，往往把議題簡化為「香港Vs國際」或「香港Vs英國」的二元對立。由於這種批評方式，忽略了香港法律，是 為了殖民管治服務的本質或需要，於是在這種思維下，香港法界人士往往只集中批評，港法如何落後世界，而忽略一些更深層次的討論。
因此，在建構本土法律史的論述時候，有必要從歷時性及有助殖民地管治的角度，研究法律條文制定的沿革和背後的政策思考。
以政府檢控華叔的事件為例，我們批判政府利用《電訊條例》「選擇性檢控」的同時，亦應探討二戰後殖民政府為何分配那麼多頻譜給官辦的香港電台？在FM廣播分配頻譜時有沒有刻意排除反英及親北京的勢力？政府如何透過立法，管制大氣電波從而壓制多元聲音？
另 外，在審視本土法律史時，更必須注意法律在推動官商勾結和香港式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正如英國其他殖民地，香港政府在經濟立法上，不單傾向英資公司， 亦透過法律確保行業壟斷、切斷競爭、提高進入市場門檻、繞過立法監察、更多行政酌情權的方式，推動大財團的發展，令香港各大公司壟斷主要行業，壓縮本土中 小企。
例如我們可從《城市規劃條例》的歷史演變中看到，地產商透過城規會審批機制，壟斷土地資源，令地產商變成香港經濟財閥，甚至控制各行各業。
第 三，在建構本土法律史的論述時，亦必須覑重殖民地政府，如何利用傳統習俗來強化對本地人，特別是對新界的管治。在兩岸三地的法律區域之中，只有香港仍然使 用「大清律例」作為處理涉及新界土地、遺產、婚姻習俗出現的糾紛。縱觀其他法域，例如台灣的法院，在處理有關訴訟時，既會用民法，亦會參考台灣民事習慣調 查報告(從1930年起，均有不斷更新的報告出籠，最新的為04年法務部出版的重排版)並依當地習慣處理；至於內地則使用民法，極少使用習慣法。
立法確保行業壟斷
反之，在香港，一套由滿洲人制訂，用作管治及監視漢人的「大清律例」，卻成為香港處理新界土地糾紛的工具，結果令新界鄉民(特別是男性)主宰新界土地發展，排除女性享有土地發展的權利。英國給予新界鄉民特權的原因很簡單：為了有效管治，透過新界條例將這些特權法律化。
站在歷時性的角度來建構本土法律史，有助解釋香港法律的不公義之處，從而進一步理解，殖民地的部分法律，儘管不合時宜，至今仍然存在的理由。
閱讀：
書名：大清律例與清代的社會控制
作者：沈大明
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法律系哲學博士
浸會大學人文學科課程兼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