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ng5‧思園

看到報章報導，說某小學以巴士阿叔和青年比喻六四中國與香港的關係，真是讓人啼笑皆非，但卻難以一笑置之，如果真的是這麼簡單而又平面化的話，歷史留給我們的，又只會是一些什麼？

昨天是國是的《天安門》放映會和六四夜話。《天安門》記錄片，連同昨天，已經看了第三次了。人，或許越大越是麻木，但看著這樣的片子，卻絲毫沒有這樣的感覺，曾經鬆開了的拳頭，又再度握緊了起來。

第一次看片子的印象，是震憾的、是憤怒的、是不甘心的。很多很多的問號和如果─為什麼學生不理性一點？為什麼中共這個政權是那麼的冷酷無情？為什麼當年打倒敵人的英雄成了今天被人打倒的對象？為什麼要打倒敵人而不是坐下來談判？／如果趙紫陽不被打倒就好了；如果學生和中共的談判不被打斷就好了；如果學生不絕食就好了．．．．．．很直觀，沒有什麼思考，情然也真。

再看了，少了些主觀的願望，多了些客觀的知識（這當會有人反對罷？），這片子是誰人拍的呢？他把那些部分剪掉了呢？又如何把它們重新接駁起來？又或者，其實導演想把怎麼樣的訊息，傳遞給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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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教授重覆說，她有整整十年不能對六四的事情說話。十年不能說話！僅僅是悲慟不能自已嗎？八九年六四前後，學生的支援是一伴轟轟烈烈的大事，備受香港人的支持。然時移世易，當鄧小平南下了，要把改革的力度縱深了，整個對六四事件的論述，似乎又變得很不一樣的了。我們成了一個旁觀者，只對某地方發生某事件表示最深切（？）的同情，要改革了，功利的思想告訴我們是時候放下情感的包袱了。於是乎，很多論述走出來，什麼學生不理性呀，柴玲的搖擺不定呀，學生的權力鬥爭呀，等等，把運動從神聖的光環中硬扯了下來。「學生，太激啦；中共，係衰架喇，不過唔鎮壓又點改革」成了很多港人對六四的一鎚定音，支聯會每年的燭光晚會，也只僅僅是一個儀式而已。

很多的爭論和相似的文章，已經寫了很多年了。學生做了什麼激進的行為？由此至終，他們都只是希望能夠真真正正和政府坐下平等對話而己。對比起法國學生的反對政府的行為，中國學生沒有破壞中國的商店，沒有影響中國的日常貿易，沒有影響北京市人民的正常生活，他們，其實也都只是在破壞自己的身體而已（或有人說破壞國家的體面吧）。面對一個不理性的政府，其實學生們能夠做的，又有幾多呢？有人說，是學生們自己打斷了對話。可是，如果這個政府真的是有心要對話的話，為什麼會不準備實時直播？又如何會因幾個學生的衝擊而使對話終止？其實，是誰人把悼念胡耀邦的行動定性為動亂？四二六社論是誰發的呢？

我們都很心安理得地做著事後孔明的工作，好像看到了柴玲的生活舒適就看不過眼似的。片中的剪接不斷強調學生們的思想不能擺脫毛澤東式的思維模式。人呀，不是朋友，就是敵人，敵人是要被打倒的，只有透過流血的革命才能夠成功。接著便出現了柴玲呼籲人流血的那一段錄音．．．．．．是這樣的決定論嗎？學生的思想真的如此單純嗎？即令如此，以柴玲一人之力就可以促成一場流血運動嗎？一場的群眾運動，每一個群眾的個人理性都在每時每刻發揮著作用，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如果有些人不滿意柴玲的路線，他們大可一走了之，而留下來的，又多是從全國各省跑來的知識青年。你叫他們走呀？　憑什麼？其實，柴玲的出現只是一個歷史的偶然，沒有了她，我們還有千千萬萬個的學生領袖，如果我們還是擺脫不了英雄主義推動歷史進程的思考的話，群眾運動就只能是一個魅力英雄帶領著的封建殘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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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讀著波蘭的歷史，是為了找尋中國的民主出路。越深入了解，越感受到歷史的偶然，波蘭和中國太不同了。波蘭有著強大的天主教會、有較為完整的工業化、有較長期的鬥爭歷史、有NGO發展的雛型，還有一個組織性和影響力遍佈全國的工會組織團結工聯，而這些東西，中國都沒有。理由太多，但卻沒有一個令人滿意，歷史發展的軌跡會重覆嗎？實在不能肯定。

死者而已，民主路依然漫長；十七年前的瘡疤，十七年後傷口只是更深了。無以名狀，就讓我們為十七年前的悲歌，為十七年前的燦爛彩華，來一個無人憑弔的默禱吧。


「傳說中有一種鳥，一生只唱歌一次，牠的歌聲甜美，無與倫比。
這種鳥離巢之後，就不停尋覓帶刺的樹，直到找著為止。然後牠會往
樹最長、最尖的刺撞去，在極度的苦痛中引吭高歌，牠臨死前的謳歌
，超越了自身的痛楚，非但感人至深，連雲雀和夜鶯都要相形失色。
雖然牠以生命作為換取甜美歌聲的代價，卻始得全世界的人都樂於側
耳傾聽，上帝也會在天堂展顏而笑。

因為，唯有藉著最深沉的痛楚，才能換取最美好的事物！」


美好的事物，如果您來到的話，記緊要告訴我們，您是什麼樣子的。


‧龍五‧六月三日成於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