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tember 9,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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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朋友閒談,當提及一些有關價值觀的問題之時,我不時都會強調系統的重要。
就拿對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批評來說吧,我們一時會想到的都是直覺式的反駁(或支持)。比方說,我們會認為效益主義的最大問題就是會「以社會整體效益之名犧牲個人的權益」,即使效益主義者可以指出──其實犧牲個人並不是常態,因為在正常的情況之下,犧牲個人反而對社會整體的效益不利,我們也會直覺地反駁,這一種的「保護」實在是太不「保險」了。這些反駁,可能很有力,但如果只停留在這種層面,又有沒有問題呢?
在我的朋友看來,我們不需時時強調要什麼系統,只要我們有一定的常識和正常的智力,都大體能對身邊發生的事情發出合理的判斷。這樣的想法我不能夠反對,但認為它的應用層面只能停留於日常生活的領域。對於李天命「賦能進路」的看法,我認為這是聰明無比的做法,可是卻有點滑頭吧。(以後有機會再慢慢表述)
為什麼我會認為直覺有所不足呢?歸根究底,我們的直覺是怎麼來的呢?例如,在香港提到「福利」二字,便必然和「干預市場」的直覺扯上關係,並認為「市場是不能被干預的,因為這樣做沒有效率」。我們對這些事情所下的價值判斷,往往是由某些已故的哲學家/科學家/經濟學家......等等的先哲以自己畢生的精力把種種的直觀建構成一個又一個的系統論述,才有社會的價值基礎的。這一種的過程可以是互動的,不一定是一個上而下的過程,而整個社會的價值形成,可以說是辯證地(不太想用這個字,有機會再闡述)前進的。這有點像中國文化書所講的「大傳統」和「小傳統」的分別,知識分子的那一套系統當然並不是憑空而吊、無中生有的,可是如果平民的直覺思維沒有被前者吸納並形成一個系統的論述,似乎這些價值觀的傳承是很成疑問的。
而且,直覺的反駁並不能對一些既有的價值體系作出很有力的挑戰。比如人道思想對效益主義的批評、女權思想對父系社會的批評......等等,都是斷片碎章。如果真的要挑戰現有的思想主流,系統的論述是必要的東西,正如羅爾斯亦說過,要建立一個可行的系統取代效益主義,才是真正的反駁,而不是只透過一些直覺反駁替效益主義做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就算的。
(續)
就拿對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批評來說吧,我們一時會想到的都是直覺式的反駁(或支持)。比方說,我們會認為效益主義的最大問題就是會「以社會整體效益之名犧牲個人的權益」,即使效益主義者可以指出──其實犧牲個人並不是常態,因為在正常的情況之下,犧牲個人反而對社會整體的效益不利,我們也會直覺地反駁,這一種的「保護」實在是太不「保險」了。這些反駁,可能很有力,但如果只停留在這種層面,又有沒有問題呢?
在我的朋友看來,我們不需時時強調要什麼系統,只要我們有一定的常識和正常的智力,都大體能對身邊發生的事情發出合理的判斷。這樣的想法我不能夠反對,但認為它的應用層面只能停留於日常生活的領域。對於李天命「賦能進路」的看法,我認為這是聰明無比的做法,可是卻有點滑頭吧。(以後有機會再慢慢表述)
為什麼我會認為直覺有所不足呢?歸根究底,我們的直覺是怎麼來的呢?例如,在香港提到「福利」二字,便必然和「干預市場」的直覺扯上關係,並認為「市場是不能被干預的,因為這樣做沒有效率」。我們對這些事情所下的價值判斷,往往是由某些已故的哲學家/科學家/經濟學家......等等的先哲以自己畢生的精力把種種的直觀建構成一個又一個的系統論述,才有社會的價值基礎的。這一種的過程可以是互動的,不一定是一個上而下的過程,而整個社會的價值形成,可以說是辯證地(不太想用這個字,有機會再闡述)前進的。這有點像中國文化書所講的「大傳統」和「小傳統」的分別,知識分子的那一套系統當然並不是憑空而吊、無中生有的,可是如果平民的直覺思維沒有被前者吸納並形成一個系統的論述,似乎這些價值觀的傳承是很成疑問的。
而且,直覺的反駁並不能對一些既有的價值體系作出很有力的挑戰。比如人道思想對效益主義的批評、女權思想對父系社會的批評......等等,都是斷片碎章。如果真的要挑戰現有的思想主流,系統的論述是必要的東西,正如羅爾斯亦說過,要建立一個可行的系統取代效益主義,才是真正的反駁,而不是只透過一些直覺反駁替效益主義做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就算的。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