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看見中大
黃偉豪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剛剛過了農曆新年,首先把握這個機會,代表政政系,向各位校友,同學,和所有關心政政系的朋友,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龍馬精神,心想事成。
一想到要寫這一封家書,總有一種難於啟齒的奇怪感覺,有很多平日的思想和感觸,一次過湧上心頭。忽然之間,千言萬語,萬般知味,不知應從何說起。但不說還須說,由於在去年下半年,剛到了哈佛當訪問學人,倒不如就在這裹跟大家分享一下當中的所聞和經歷。不過,在此之前,想先交代一下我和政政系的千絲萬縷的悠長關係.
結緣二十載
我是在九十年代初在政政系畢業,雖然曾離開過好一段日子,在外間工作和到美國求學,但從學生年代起到現在,前前後後,與政政系結緣也差不多有二十年的光陰,想起來連自己也不禁嚇了一跳,試問人生可以有多少個年青和活躍的二十年。
當我是學生的時候,是由李南雄教授當系主任,而負責請我回來任教的系主任,是鄭赤琰教授。但到了真正回港上任的時候,鄭教授巳退休,由翁松燃教授當上了系主任。但翁教授在我上任不久後,亦宣告退休。我在政政系任教巳來的大部份日子裏,就是在關信基教授的領導下在政政系工作。
數一數,自己在政政系經歷了五個系主任,不知不覺間,成為了五朝元老。更奇怪和意想不到的,就是連自己也變成了「系主任」。偶然當正牌系主任放假的時候,自己有機會被委任為處理系主任,替政政系臨時支持大局。這一轉變對於一向只站在系內眾長輩後,負責給點意見的我,仍是有一種發生得太快的「怪怪地」的感覺。或許,正如現任系主任馬樹人教授在他之前的家書所說,政政系真的巳步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老實的說,我當初從未想到會在政政系逗留這麼久,結下這長達二十年的不解之緣。在這個充滿了轉變的年代,雖然無人可以再百分百保証將來會發生的事,但和政政系畢竟相處了二十年,很難去否定的一個事實是很多政政系的價值和信念,巳變成了自己思想的一部份,而無論身在世界的哪一端,也不禁偶爾聯想起政政系的人和事,這正正是我今次哈佛之行的感覺。
當政政遇上了哈佛
自少會問自己這些問題,就是為什麼我是入了政政,而不是哈佛? 若果是入了哈佛,而非政政的話,會有什麼不同的命運? 為什麼政政不是哈佛,和哈佛相比,政政缺乏了些什麼? 當然,我所指的是並非是學校的名氣,學生的質素,或學生的前途。以現在的美國總統小布殊為例,他的父親老布殊是大油商和總統,根本不需入讀任何名校(小布殊是耶魯學士和哈佛碩士) ,甚至不需要入大學,也有大好前途.我真的想去比較的,是學生所接受的真正教育,他們是否可以在課程中被啟發,成功增值。
波士頓(哈佛所在的城市) ,對我來說並不陌生,由於它和我留學美國的Syracuse,只是相隔約五小時的車程,經常是周末消閒的好去處。但真真正正有名有份以哈佛人的身份來到哈彿校園,也是第一次。今次哈佛之行,給我一個珍貴的機會,零距離觀察哈佛。
學者的職業病之一是書不離手,閒來也喜歡行書局,而我的第一個發現,是哈佛所用的教科書和閱讀材料,都是和政政系的差不多,沒有什麼分別。事實上,這並不足為奇,因為在教材上的分別,哈佛學生和非哈佛學生的距離巳是零,所謂的名校學生根本佔不到優勢。很多大學的學生,也可透過圖書館,電子圖書館,與上網,得到所要的資料。最極端的,是MIT,它把所有的課程資料和教材,均放在網上,向全世界免費公開,稱之為MIT Open Courseware,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遊覽這個網址: http://ocw.mit.edu。
若果哈佛的優勢並非來自教材,莫非是來自它的資源和設施? 但根據我的觀察,中大的設施和哈佛相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當裝修舒適豪華和設備先進的講堂在中大隨處皆是時,不少的哈佛老師仍然是用黑板和粉筆教學,學生仍然是坐著木板椅上課。在課堂的師生比例上,哈佛仍有很多課是以數以百計的學生人數來進行,師生的關係和距離,亦絕不比政政系好。始終,在名牌大學,學生要近距離和教授接觸仍然不是一件常見和容易的事。
說到最終,教育是有關於人的事業,成敗建基於人與人的互動,老師與學生的努力,兩者缺一不可。從老師的方面出發,我們不能成為哈佛的原因之一,是太多約束,擁有太少的自由和空間。很多校友和同學,可能只聽見過中學的教改,但其實在大學裏,也有多項的改革,這也解釋為何現在當系主任,往往被視為一份苦差,面對相當沈重的工作壓力。
最想我們成為哈佛的,並非是學系自己,而是大學的管理層。可惜,在這個過程中,做法往往不是替老師製造更多的發展空間,也不是着眼於製造enabling factors,看看老師需要什麼資源,而只是把制度官僚化,單方面定立很多的指標和要求,情況就如只要下命令要我們要成為哈佛,明日就自然會辦得到一樣。這制度使很多的老師每日均埋頭填表交數,很容易忘記教育的真正意義和樂趣。
在哈佛,教學和研究卻擁有很大的空間。它甚至沒有所謂的mission statement,校訓是追尋真理,簡單不過,清楚易明。而非正式的校訓是get the best people, and LEAVE THEM ALONE,又再充份顯示空間的重要性。老師擁有真正的實任(tenure),不會輕易被「送走」。相反,在哈佛出現過老師集體投不信任票,成功「請走」校長的事件。哈佛亦擁有二百多億美金的基金,不需任何收入,也可運作十年,財政完全獨立,絕不會發生類似港大和教院等政治干預學術自由的事件。
心中一團火, 對命運不甘心
在學生方面,當有人問典型的哈佛學生是怎樣? 得到的標準答案,是哈佛有不同類型的學生,根本不存在單一化或主流化的典型學生。這亦是我擔當系內收生委員會主席時,被問及相同的問題時,所給與的答案。
我確實相信政政系並不是一間工廠,不是要在上堂時給與學生標準答案,製造一模一樣的畢業生。沒有典型政政系學生的例子之一,是在數年前,我們曾有學生因參與示威,在清晨時分,在赤泥坪被警方重案組以觸犯公安條例為理由而拘捕。事後才在黃鉅鴻老師的口中得知,原來當日不單被拘捕的是政政系的人,負責拘捕的警方內也有政政系的人,連之後到警署幫助學生保釋的人,也是政政系的。原來政政系的學生,早巳遍佈「黑白」兩道。忽然有一個奇想,可能社會上的很多事件,也是由政政系「搞」出來的,一手包辦。
在政治上,我們也可以在不同的政黨內找到政政人的足跡,政治光譜極闊。每年,政政系也有畢業生,加入建制,例如當政務官,但也有較不滿建制的,選擇加入如綠色和平的社會組織,希望可以改變現狀。
如果要為哈佛學生和政政學生找個不同的地方,我認為,我們的學生缺乏了哈佛學生的一份自信。哈佛學生一向被視為精英,甚至被認為是高傲和狂妄。但這個特點,如果視它作為優點來看侍,反影了他們放膽夢想,敢於挑戰自己的特性。在政政系任教了這麼多個年頭,我認為學生對自己的自信會比學生的能力重要。學生若果能力不足,教授還可以用心去教導,慢慢地培育。但若果學生一開始就認定自己天生不如人,故步自封,認為哈佛永遠第一,自己一世第二,學生連學習的動機和自信均失去,老師如何去用心教導,也恐怕於事無補。
因此,如果我懂得法術,可以送政政系每位同學一份禮物,這份禮物就是心中的一團火,甚至是思想上的反叛 (強調是思想上,不僅是行為上) 。政政系的學生始終不應太乖,否則只會變得迂腐和呆板。還有的是一種對命運的不甘心,一種扭轉命運的決心。始終,我深信教育的功能,是開拓和擴闊,為人生帶來機會,使學生看見以往從未察覺到的生命中的各種可能。教育的奇妙莫過改寫命運的能力,但要把沒可能的變成可能,首先需要的是去接受生命的各種可能性,敢於夢想,擁抱希望。
最後我想補充,我不是認為政政系一定要成為哈佛,但從年青人的角度,若這麼年輕,便認定了自己的宿命,這是一種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