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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黨，我的德國經驗

我在德國的時候，1984 年到1996 年，是保守黨基督民主黨CDU 長期執政期，從到的第一天到回家的那一天，一直都是Helmut Kohl 當總理。那時後，從70 年代的社會運動轉過來的力量，已經從體制外（ausser parlamentarischer bewegung) 轉換到體制內，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綠黨與社會民主黨（SPD) 在黑森邦的聯合執政。在Hessen 邦與SPD 聯合執政，不久之後，單一選區兩票制，綠黨超過5 ％門檻，進入到德國議會。

柯爾下台後，德國綠黨的Oskar Fischer 就進入執政團隊中，當起了部長，我記得應該是外交部長。之前他在Hessen 是環保處長。
從70 年轉過來的綠黨，原來是有路線之爭，此路線之爭，到今天應該還存在。最明顯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路線，要改革社會，必須要推翻資本主義的路線，另外就是修正的，以環境保護作為一種團體認同的主張。這個以環境保護為前提的，修正性的社會改革主張，的確能夠得到戰後世代比較多數的認同，所以逐漸的在議會民主的政黨權力分配中，可以在兩個大黨的細縫中逐漸擴大其位置與空間。

綠黨出了進入聯邦議會中，幫忙立法外，在地方，特別是在我所讀書的大學城 Freiburg後來真的選上了一個市長， Dr. Dieter Salemon.對於這一個綠黨的市長，我有一面之緣。從好朋友處，也聽到對他的讚賞。 2003 年與台南縣長去參觀Freiburg 的生態社區時，在市政廳幫忙做翻譯。當時我也自我介紹，說我是Freiburg 大學德文系畢業的，指導教授是誰等等。當然，介紹自己的指導教授是很重要的。因為我的指導教授，就是綠黨的發起人之一，從68 年學運開始，一直就是站在反德國市場經濟的模式，來對抗當權者的。我想，因為這個原因，Dieter Salemon 市長對我的印象好像很深刻。

我從我指導教授學到馬克斯的社會文化觀點，心理分析的文化觀點，從社會學指導教授學到文明進程理論，這一些都是我今天能夠維繫自己存在價值的抗體知識。

去年我提了一個國科會的研究案，研究的學們是外文學門，雖然審案的德國教授很欣賞，但是後來還是沒有得到國科會補助。那一個研究，很有創意，但是看來外文學門的幕後黑手們，無法認同這一類異質性高的文學研究─ 從德國戰後世代文化認同，來觀察德國環境保護意識。研究的動機在於，我的指導教授那一個世代的德國人，為了要與上一代撇清文化關係，甚至再選擇就讀的系所上，都與自己父兄有所不同。例如拒絕讀醫學院，而去讀沒有什麼前途的文史哲學。這一些在學生運動的時候，以馬克斯做為理論導師，在街頭上反對越南戰爭，反對伊朗的巴勒維國王來反訪，反對政府的市場經濟，後來也造就了 SPD的 70年代執政，而 SPD的執政，便有一連串高等教育改革措施，對後來影響，甚至影響到我身上的，就是為了要去造福弱勢的工人子弟的免學費措施，包括外籍學生的免學費，都是那時候社會力量的展現所改變的結果。如果沒有這一連串的高等教育改革，我這一個花蓮出生的窮小子，大概這一輩子不會有機會讀書，讀完博士，而且還是讀那一個沒有辦法被市場所用的德國文學博士。

今年我50 歲了。回想我活過的半世紀，原來自己的命運，並不是自然與運氣，真實的情形是，在那一連串歷史發生的結果，而所謂的歷史，也不能歸納成為「事在人為」，如果是人為，那人為，其實是糾結在一大堆人的行動意圖之中，最後自己成為意圖。社會運動的結果，成為後來社會發展的條件，才讓未來有可能打開大門。一開始的時候，老德國人似乎沒有什麼人會想要認同綠黨，但是隨著年輕世代的成熟與老化，權力的鐘擺，逐漸的擺向這一些對抗既有體制的綠黨。以永續發展做為人類下一代能夠生存下去，取代階級鬥爭，綠黨成功的在德國，也讓戰後的世代，不見得一定要朝向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作為自己唯一僅有的人生價值。從社會公平正義的主張，發展到環境保護，讓集體認同從經濟成長轉換成為環境保護，成為新的集體文化，德國綠黨也寫下人類治理社會的一類新理性。經濟、環境、文化，三生一體的主張，讓德國許多的工業逐漸與環境文化成本結合，成為新的市場需求。像豐田汽車的油電車就是德國的發明，但是被日本量產。德國 IBA 魯爾的工業區的轉型，廢水處理的技術，去污的技術，太陽能的科技，低能源的住宅，都是典範的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