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8, 2007
我們都是新臺灣人
我們都是新台灣人
徐錚
台灣的心腹大患在於存在兩個國家。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消彌不了這個分裂。幸運的是, 這些努力未必都搔到了癢處, 因而同志仍可努力。
今天, 我們不談理論。我們只談人人都知道的事實。 在台灣, 人人都要求族群和諧, 但族群和諧偏偏就在政治鬥爭中被人人擺在兩邊。如果沒有族群(衝突)導向的人民, 怎麼會有族群(衝突)導向的政黨和政客? 誰能說馬英九就比陳水扁更懂族群和諧的道理、更能成就族群和諧呢?其實,真要達成可長可久的族群和諧, 國族認同的問題是不能迴避的。看看南非、波士尼亞等等國家, 答案是很清楚的。 台灣的國族認同問題長期被統獨問題掩蓋, 難以得到大眾的客觀研討, 以致於每到國家級選舉, 包括這次罷免, 國族認同就一再成為主導議題。 而又因為缺少正面辯論, 人人樂於躲閃, 認同就自動向族群靠攏, 和諧自然在分化中失去。 但是更重要的事實是, 台灣的族群和諧屢仆屢起; 各族群融合的程度恐怕比瑞士、比利時等多民族國家還高。這又說明了什麽? 這是說明問題的本質不在族群, 甚至不必在統獨; 而在國族認同。統獨
不必大和解, 但兩國必須大和解; 這和解又不得不建立在對共同歷史的擁抱上。
現在應該是談國族認同的時候了; 不得不談而又有條件談。李登輝可算最早面對這個問題的政治領袖。他提出台灣主體、台灣優先, 再加上自由民主, 一個完整的台灣意識就出來了。 贊成他這話的請舉手? 好像很多藍營的人也都舉手了。在海外,作者還真沒遇到過不表現出這種意識的台灣來人。 既然這樣,為什麼大家不能坦然擁抱大聲說出我們都是一樣的台灣人呢? 問題應該出在 ”一樣”上面。這不只是要不要否認中國、去中國化而已 – 中國與否並不是台灣國族形成的前提, 更不是台灣主體的前提。這是一個承認兩國、繼承兩國, 進而平等融合兩國的問題。
李登輝模式的肓點在於沒有動態地處理歷史上的正義, 因而不能解決台灣目前存在的兩個國家的分立。等而下之, 綠營以既有的論述為滿足; 而藍營在這個問題上則根本採取否定的態度, 以弱者的防衛本能抗拒任何台灣國族認同的思想。當民主的深化帶來必然的國族議題時, 族群的分化或自保反而應勢而起, 愈發不可收拾, 並和統獨問題纠結成生命共同體。如果我們用一種簡單的想法來包容一些基本事實, 也許能找出一個補強李模式的方法以為兩國的出路。
這一台兩國的現象可以用三個時間點來代表: 1945, 1949, 和1996。 悲情台灣在1945年錯過了走出亞細亞孤兒命運的機會, 因此這個時間點所代表的是正港的台灣人, 是台灣國族以彺的約定俗成的涵義。在這個時間點,台灣與日本的同質性不但是相當的高, 而且全世界, 特別是中國, 都沒有正當的理由來不接受這個事實 – 難道不是中國要台灣人去做日本人好來換取1895年的停火? 然後1949年帶來了蔣氏的中華民國和上百萬的正港中國人。 就國族認同而言, 這個時間點所代表的就是後這一國對前那一國的同化。在正統的中華民國思維裡, 1945是不能存在的; 直到今天, 這一國仍然畸視這一年。相應地, 正統的悲情台灣一向全盤否定 1949; 直到今天, 這一國仍然畸視這一年。從台灣主體的角度來看, 國民黨當然是外來政權; 而反攻大陸的國策當然是一種殖民思想 (掠奪殖民地資源) 。但是歷史並沒有沿著這種簡單的進程繼續發展, 而是走上了一條可說是與任何國家都不同的路。 因此到了1996年當台灣人民不分兩國共同行使了對台灣的完整主權時, 台灣的國族認同反而空前混亂。在前所未有的平等融合的環境裡, 平等融合卻不幸地被遺忘了。
李登輝提出了新台灣人的論述, 使得1996這個時間點代表著另一個、反方向的一國同化另一國的政略。本來, 從人口比例來看, 李氏的論述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在1945 vs. 1949的背景下, 同化仍然代表了對一國的平反和對另一國的清算, 而不能把對歷史的反省化約成對威權政體本身的批判。 對抗和爭端自然是難免的。於是我們看到這兩國繼績各自表述他們時空錯亂的一個台灣。
一個人人都知道的事實, 也就是1996的深層意義; 是在這個時間點上, 1945 和1949都完全融合進了一個不可分析的整體。這不只是消極的生命共同體而已, 這是積極動態的殊途同歸, 在其間1945 和1949都已經一樣貢献給了台灣的主體性和歷史正義。在文化上, 1945的台灣人和1949 的中國人都不存在了; 就如同在國家和社會建設上, 過往的兩國已是不復能辨認。更進一歩來看, 台灣主體、台灣優先、自由民主的台灣意識又豈是任何一國所能單獨成功的? 如果沒有1945發達的台灣, 1949 的中華民國怎能復興? (藍營要感謝日本對台灣的貢献才是道理。) 如果不是蔣氏在1949在國際上首度建立了台灣的主體性並以武力長期捍衛了這個主體性, 1945 的台灣一定能對抗中國而存活到今天? 同樣的主體性, 也透過兩國逐歩建立在經濟、政治、社會甚至文化上, 而與中日平起平坐。到了蔣經國晚期, 中華民國在台灣 (蔣獨) 已是事實。因此從台灣主體的角度來看, 蔣氏父子在現實上豈不是台灣的國父? (有了這樣的後見之明, 到了現在, 還要用外來政權和殖民思想來定性國民黨並清算之, 就是自尋煩惱, 也不見得符合歷史的公義了。) 因此, 台灣國族認同其實可以跳過同化的老思維而從零開始、重新開始。從平等融合、從1996的精神開始。
我們能不能要求1949人向1945人反省道歉, 1945人向1949人感謝加盟。各政黨領袖帶頭高呼: 我們都是新台灣人。
然後, 大家以正體字版的中華文化為榮, 以日本遺產為樂; 當然更以本土文物為宗。在這樣的基礎上國際化, 台灣的主體性才能表裡如一可大可久。在這樣的基礎上, 讓我們來辯論統獨吧, 來辯論藍綠吧, 來辯論罷免吧。天幸我們還有機會這樣做。
後記: 其實, 在現實(海峽)政治上,台灣的統獨正像連體嬰,要有對方自己才能成功。不妨把這個叫做主體台灣的兩手策略: 以統撫中, 以獨伸台。統是獨的防火牆, 而獨是統的殺手鐧。在這中間, 台灣的主體性自然茁壯, 也對統獨都有利。我們不能想像愛中國而不推動中國的自由民主(這是馬英九的長處), 或愛台灣而不知道中國的自由民主對台灣生存發展的價值。因而中國的自由民主是台灣的統獨兩國, 在共享台灣的榮辱之外, 又一個共同的利益。有這麼清楚被绑在一起的命運, 就一定會有對這個命運的共識; 就一定可以產生相互的包容。台灣主體, 統獨一國。
(reposted 2007/11/8)
重訪建中(rev.)
重訪建中
徐錚
今年三月終於又重訪建中。以前總是在寒暑假期才能返回台灣，因此這是二十多年來首度重睹台北在春天的美。萬花怒放，那種愉快的景象還真不是記憶能比得上的。能不能說這就是這二十多年來的變化呢？能不能說這就是民進黨與國民黨共同的目標呢？
特意從台北車站沿著當年上學的路程，走過重慶南路、博愛路穿過植物園而到了建國中學的大門口。大門和紅樓看來都和當年一樣，門內的銅像也似乎凝結了時光仍然瞻之在前。連學生都穿著一樣的制服，披著一樣的外套。變了的是門房：由男而女；但一夫當關的氣勢仍舊是萬夫莫敵。
紅樓正門台柱上崁著一面石牌，上面鐫刻了四言的銘文，「赫赫黌宮…….」。這篇文字記得是出自一位國文老師姚朋先生的手筆，銘記賀翊新先生自校長位上退休的大事。在當時，那真是大事。賀校長在當年的師生心目中是建中的化身，是建中自由學風的創造人和守護神。不論這樣的評價有多少群眾心理的意味，也不論賀校長以「河北幫」治校的背景有多少歷史的因素；當年是崇拜英雄的時代。上有蔣公，那麼下就有賀翊新校長（還有北一女江學珠校長、和其他許多省中校長們）的神話地位吧。但這神話正鑄造了建中精神和建中自由學風的氣勢。在當時，在學子心目中，賀校長的退休集結了許多事實的、想像的，和自我投射的情結。三十八年過去了，這些年中我仍然會聽到賀校長被學子提起；那麼賀校長退休的大事應該不是已盡成灰了吧。但是，站在紅樓前，我卻不能完全認出石柱上的銘文了。刻文於石以永垂於世卻不期風雨的消蝕；三十八年到底是多久？會不會我是若干時日以來，第一個站在銘文前仔細閱讀的人呢？下一位又會是什麼樣的人呢？
石牌上的銘文也登在那一期的「建中青年」上。那，應該是民國56年3月出版的建青第四十期，也是我們這一屆接棒後的第一期。〈我們負責了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和四十三期；然後交棒給蔡傳志、蕭堉真、溫肇東、張復、施智漳、吳光彥等人。）我們這一小撮建青編輯在當時的氣氛下（記得文星停刊前由李敖主筆的那篇「謝然之先生，天厭之天厭之」的社論嗎？），還真有些仁人志士的味道。錢永祥兄主持了以「國書三封」一砲而紅的「植物園」特區，專門搞串連（不只是面向江學珠校長的女兒們而已，雖然錢兄在當時也不免另具「青」眼）。李潮雄兄主持「紅樓的故事」紮根本土。王宇東兄和後來加入的張逸民兄革新美術設計，再加上原有的孫徵明兄等，建青四十期承先啟後，正好誕生在賀校長退休的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
新銳之氣也反映在封面上。王宇東兄設計了一個上紅下黑的二色封面，構圖簡單有力，不只前衛而已。後來候立朝先生的雜誌有一期也用了類似的設計，但候先生卻沒有抄襲建青的問題，因為這個紅與黑的封面被教官們（或者安全部門）在一場「印刷廠政變」中改成了紅與藍。（我始終不明白，要改幹嘛不改成藍與黑？留著紅是何用意？）
這場印刷廠政變來的全無預兆，完全在我們高中生的經驗之外。我們那天還像往常一樣到板橋林老板的大觀印刷廠去作付印前的校對。一進門，全廠頓然停機，每個人都定定望著我們…。然後我們知道有些照片、文頁被抽掉了，然後我們知道封面被換掉了，然後我們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
我被告知的原因是我們對賀校長的退休「紀念」得過了頭；我用了一張新校長崔得禮先生的照片，下註「滾雪球的人」。雪球愈滾愈大固然好，但是化了怎麼辦？（故事的教訓：別亂用自己沒經驗過的比喻。）當然，故事沒有這麼簡單。我們這一小撮人並不真正明白，「當時的氣氛」是怎麼一回事；並不真正明白，文星，在居高臨下的政治人物視野中，是如何可以和建青掛鈎起來。事實上，在這記破天荒的教官團突襲印刷廠搶扣建青的重拳之前，在這之前二年，建青已經被關愛的眼神垂注到了。從建青三十期（民國五十三年主編谷文瑞）到三十四期（民國五十四年，主編楊少麟，加上沈謙）這兩屆，有些文章像何文振的「液態空氣時代」，實在是想不引人想入非非都難。入人於罪的後果就是學校把楊、沈這屆腰斬，將下半個任期（建青三十六和三十七期）交給夜間部去負責。日間部則在一個學期之後再接手回來，也就是章鳴明和李振瀛負責而老錢和我加入的建青第三十八和第三十九期。因此，這次的事件也可以導致建青再度下放夜間部。事實上，下放已經啟動。
救了建青的，卻正是崔得禮新校長。他同意我們的請求，讓建青留在日間部，而夜間部只負責監察編務和行政。這個安排讓夜間部趙主任（原為日間部訓導主任或訓育主任，我不復記得；因此也曾經負責監察建青）監督了建青四十一期的編務。我不知道趙先生在之前對建青的控管如何，但他對四十一期可絕不鬆懈，我們也沒有放棄同崔校長陳情的機會。一個黃昏放學之後在他的辦公室，我向崔校長陳述了四十一期的初稿內容，並要求放行由趙主任扣下的幾篇稿子。我一再重複述說建青的光榮傳統，終於他以四川話（就是說，崔校長要講親近的話了）開口了：「徐錚，我不希望你變成李敖第二。」那是第一次，我意識到了建中校長和政治領袖之間的關聯，建中的地位，和李敖先生與我之間八竿子也打不到，但卻一竿子可及的類推。這樣，他放行了所有的稿；但隔壁辦公室的趙主任卻還是不放行。我還記得他苦著一張圓臉向我用道地的京片子說：「唉，崔校長大人大量，但我可惹不起保防啊，你不知道他們的厲害。」我還真不知道，但卻知道立刻跑回校長室告狀。終於，崔校長以國語說：好，趙主任不必再管建青了。建青就又回到日間部訓育主任沈文瑞先生的治下；而沈先生就完全是另一個故事。我必須交待：在這個過程中，我曾試著把保防官每期必登的保密防諜文章刪掉；這當然是刪不掉的。
沈文瑞先生是我終身難忘的一位建中老師。印刷廠政變之後，我的學生生涯面對了一個我自己在當時並不知道的危機。當時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的級任導師陳教官突然之間對我作了家庭訪問。我除了應他的要求向他展示了我所有的「藏書」之外，似乎並沒有其他太多的對話。但是家庭訪問到底是希罕的事情；從小學以後，那次是我得到的唯一一次家庭訪問。一直到後來，另一位教官才告訴我，沈文瑞先生為了我們的事和保防官拍桌子對幹。不需要那位好心的教官告訴我，我也能明白對那位讓趙主任寧可違背校長也不敢得罪的保防官拍桌子幹架需要多大的擔當。而所為何來？為我們這些學生。當然，如果沈老師不拍桌子事情會如何演變已是無由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絕對可以不拍桌子，而我（們）也絕對會面對保防官的下一步；絕對不會有人能保証這一步不會改變我目前所過的人生。沈文瑞先生原是教官，在教官之前曾經參加過東山島戰役；教官退役後出任建中訓育主任和國文老師，他對建青絕對做到維護自由學風。當然，在這點上，我必須明確地提出崔校長。賀校長曾一度下放了建青，而崔校長始終維謢了建青。如今回首，在當年的條件下，所有這些先生們都是令人尊敬的。只是， 唉，保防官，我最後不是還是登了您的大文嗎？
在麗日和風中我走出建中。「沙漠」上的朝、夕會似乎仍然迴繞在木樓、風雨操場和紅樓間。六十年風雨如晦，多少藍綠豪傑共此朝夕。這石牌、銅像、門房所見證的，難道不是一個建中建國的歷史嗎？像繁花似錦的台北之春。
(rev. 2007/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