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3, 2011
喇叭花又稱牽牛花,細細的藤蔓上綴著一個個色彩斑斕的花,寧靜而絢麗地編織著田園詩意。而村里的那兩隻喇叭遠沒有喇叭花的羞澀恬靜,像兩隻惡狗張著大口吐著長舌安臥在村辦公室門前的木桿上,受村“革委會”主任老豁的支使咬人,對地主富農是家常便飯;老豁看誰不順眼,一句話就可以把誰打成壞分子,喇叭就可以隨便對著誰咬。村里膽小的人一聽喇叭喊自己的名字,褲襠立馬就濕漉漉的。有一次我父親正捧著碗蹲在門沿上喝稀飯,猛然聽到喇叭裡喊自己的名字,飯碗即刻從手裡掉下摔成了兩瓣,所幸的是老豁讓我父親吃完早飯後幫他家壘院牆。為了這只不應該損失的粗瓷碗,母親心疼地嘟囔了好幾天。
從上小學開始,喇叭就走進了我的生活。儘管我五音不全,其貌不揚,可我一直是學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成員,演節目、掛標語、貼大字報,幾乎成了我小學的全部內容。在胸懷祖國的同時,我們還放眼世界,美國佬的炸彈扔在越南國土上,疼在我們心上,吃罷晚飯我們自發組織在街上對著清冷的天空“聲援”越南人民。我們當然沒資格動用村里的喇叭,那是老豁的專用工具。我們只能用雙手在嘴邊圍成喇叭形狀扯著嗓子大喊“美國佬從越南滾出去”。當然,我們在遙遠的中國北方偏僻農村的“聲援”,越南人民聽不到,美國佬也聽不到,“革委會”主任老豁卻聲聲入耳,常常難眠,就隔著院牆罵:“深更半夜的還驢叫,都滾他娘的回去。”於是,美國佬沒有滾回去,我們自己先灰溜溜滾了回去。
我與喇叭的緣分一直延續到成年。雖然新聞傳播手段都已到了數字化時代,可在鄉親們眼里新聞廣播依然等同於喇叭。我到邯鄲人民廣播電台工作的不久有一次回老家,談起工作,二叔就問我:“你也天天在喇叭裡喊?”我說不是,二叔馬上就明白了:“對對,你們那兒的喇叭肯定也是支書管著哩。”我哭笑不得。
二叔自作聰明的猜測也許有他自己的道理。不過,後來在鄉下採訪時我倒是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到某個村找支書村長,不用打聽,衝著喇叭走就成。喇叭從村辦公室移至村幹部家,是集體權力個人化的一種表現,還是喇叭尋求權力庇護的出逃?
但無論如何,現在的農民對喇叭的敬畏之心已大大減少,喇叭的平民化大大增強,誰家丟了豬羊雞狗、賣生產資料的新進了農藥化肥種子等等,都可以走進支書家,遞一根煙打個招呼就可以在喇叭上廣播幾句。喇叭的功用也在轉變,有鄉親們喜歡的歌曲戲劇相聲,也有村幹部催糧催款結紮的聲嘶力竭。
儘管喇叭的神秘感沒了,但並沒有多少農民別出心裁地弄兩個喇叭掛在門前炫耀,除非紅白喜事。其原因,一是沒有浪費錢財的必要,更主要的是在他們心目中,喇叭是權力像徵的意識依然存在,好像喇叭就是支書村長行使權力的官印,普通百姓掛在門前有點不倫不類。然而,這種意識並不是普通現象,有的農民就把喇叭作為與村幹部抗衡的手段。我的同學王付印就如此。
從上小學開始,喇叭就走進了我的生活。儘管我五音不全,其貌不揚,可我一直是學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成員,演節目、掛標語、貼大字報,幾乎成了我小學的全部內容。在胸懷祖國的同時,我們還放眼世界,美國佬的炸彈扔在越南國土上,疼在我們心上,吃罷晚飯我們自發組織在街上對著清冷的天空“聲援”越南人民。我們當然沒資格動用村里的喇叭,那是老豁的專用工具。我們只能用雙手在嘴邊圍成喇叭形狀扯著嗓子大喊“美國佬從越南滾出去”。當然,我們在遙遠的中國北方偏僻農村的“聲援”,越南人民聽不到,美國佬也聽不到,“革委會”主任老豁卻聲聲入耳,常常難眠,就隔著院牆罵:“深更半夜的還驢叫,都滾他娘的回去。”於是,美國佬沒有滾回去,我們自己先灰溜溜滾了回去。
我與喇叭的緣分一直延續到成年。雖然新聞傳播手段都已到了數字化時代,可在鄉親們眼里新聞廣播依然等同於喇叭。我到邯鄲人民廣播電台工作的不久有一次回老家,談起工作,二叔就問我:“你也天天在喇叭裡喊?”我說不是,二叔馬上就明白了:“對對,你們那兒的喇叭肯定也是支書管著哩。”我哭笑不得。
二叔自作聰明的猜測也許有他自己的道理。不過,後來在鄉下採訪時我倒是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到某個村找支書村長,不用打聽,衝著喇叭走就成。喇叭從村辦公室移至村幹部家,是集體權力個人化的一種表現,還是喇叭尋求權力庇護的出逃?
但無論如何,現在的農民對喇叭的敬畏之心已大大減少,喇叭的平民化大大增強,誰家丟了豬羊雞狗、賣生產資料的新進了農藥化肥種子等等,都可以走進支書家,遞一根煙打個招呼就可以在喇叭上廣播幾句。喇叭的功用也在轉變,有鄉親們喜歡的歌曲戲劇相聲,也有村幹部催糧催款結紮的聲嘶力竭。
儘管喇叭的神秘感沒了,但並沒有多少農民別出心裁地弄兩個喇叭掛在門前炫耀,除非紅白喜事。其原因,一是沒有浪費錢財的必要,更主要的是在他們心目中,喇叭是權力像徵的意識依然存在,好像喇叭就是支書村長行使權力的官印,普通百姓掛在門前有點不倫不類。然而,這種意識並不是普通現象,有的農民就把喇叭作為與村幹部抗衡的手段。我的同學王付印就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