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死刑，爭論很久。在國家法律尚未廢除死刑下，以法務部長暫不簽署執行令的行政方式，暫緩死刑的執行，形同變向的廢死政策。
其實，在法理治國的基礎上，這是不對的。法律的判決，應被執行，除非法律廢止，或是發現疑點，追求平反之中，否則對於死刑定讞的犯人，以行政手段變相否決法律，有如中科三期的扭曲推諉，不是法律國家應為之舉。
對於廢除死刑，有其歷史演變，從最早國家的酷刑虐殺，人民反對國家暴力的施展，到現今演變到對於死刑犯的人權保障，廢死觀念架接在下列五種假說上，成為廢死運動的基礎，但是它們並不紮實，仍有思辯空間。
人權說
廢死最基本的理由，在於法官的人間機構，有否權力決定他人生死。這樣的假設基礎，在於人的生命無可剝奪，但是這世界決定他人生死的事情太多，從父母決定墮胎，優生保健法的人工流產、終止懷孕，生命在他人決定中消失，到醫生放棄搶救拔除插管，讓病人傷患離開世間，生命一樣在他人手裡消失，甚至國家派出軍隊作戰，生命一樣在一紙出征公文上早已被決定。
世間有太多被決定死亡的事件，或許因為父母意願、醫療資源，或許因為國家榮耀、利益爭奪，許多生命被決定死亡，這些被決定者存在世界各國，他們的死被同意、被決定，他們也有人權，但是在人間現實裡，這些行為是被接受的社會價值。
至於死刑犯，當然也有人權，但是他們的人權在「司法證明」他們剝奪受害者人權之後，他們的人權也受到相對剝奪。法官當然不是上帝，但他們是法律的執行者，對於加害者的定罪，從褫奪公權到限制自由權，甚至剝奪生命權，都是人權的限縮，不是說只有判處死刑，才是人權剝奪。
所以，當人們質疑以死刑作為最嚴刑度之時，是否犯下決定他人之死的人權剝奪，這樣的說法太薄弱，如上所訴，從墮胎、流產、參戰，在這個世界決定他人生命消失的情形太多，而且被視為「正確價值」，各國依法施行，為何罪犯的死刑，就成一種人權禁忌。
冤獄說
其實對於廢死，最讓人擔心的就是冤獄問題，這也是廢死強調如有冤獄，一旦執行死刑，變成一切無法挽回的遺憾。
問題是，冤獄的發生，根源在於司法審判過程的疏失，所有問題的改正，在於警方蒐證、檢方偵查，以及法院無罪推定、辯護制度的革新，杜絕冤獄的發生。甚至制定死刑判決後的再審機制，案情仍有不清疑慮之處，死刑執行令的緩簽，都可成為救濟措式。
但是不該把許多兇犯認罪，物證確鑿，死刑定讞，已無冤獄情事，再假設所有死刑都有冤情，來成為通通不許死的理由。如果對於司法審判的弊端，無能加以改正，只以不執行死刑，來假設終有一天能夠水落石出。那麼在法理上，這些被假設有冤者，不是死刑讓人含恨，就連關在牢房一天也是苦難折磨，根本不該關在牢房，為何不是呼籲釋放？
許多死刑案件，確有再審再查的空間，但是不能把這些冤獄個案推到全部，以偏蓋全，互作連結，作為廢死的理由。
刑度說
沒有冤獄情事，廢死的觀念推動終身監禁取代死刑，甚至處罰勞役貢獻社會。
以不死為人道的展現，傅柯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即說明現代獄政中，創造的「有用身體」的謬誤，那種剝奪死之權力，展現給予生之權力，以規訓來確保可用資源，才是嚴重的人權危害，不死的人道，只是人權剝削的另一種形式。
不死，常常是一種慈悲的想像，對於古典時期斷頭台的恐懼，但是進入現代，死刑不是斷頭臺，對於罪犯作為一種可用資源，長期監禁下的規訓利用，才是一種恆久的苦難。
廢除死刑，真的就是一種人道展現？有時只是一種假潔淨的意識，容許規訓利用，不許槍聲驚人。
悔過說
死刑的問題，在死刑未廢除前，不是不能死，而是該不該死，這也是悔過說的意義。
殺人任何手段都是兇殘，一刀斃命，分屍烹煮，覆述任何殺人行為，都是讓人氣憤。問題是法律問犯罪動機、看犯後態度，這都是罪刑輕重的問題，文化差異的湯英伸案、甚至中國受欺殺官的鄧玉嬌案，其實殺人動機足以憐憫，刑責難逃但罪不及死，甚至犯後態度深感悔悟者，法律都該網開一面。
量刑可依情理給予機會，情有可原之人罪不該死，但是如何設下不能死的禁區，讓無冤又不悔之人，早被決定「不能決定」他們之死。悔過，可以作為不處死的理由，給予一定觀察時間，一定評估量表，證明他們的悔過。
悔過可以視為死刑判決的決定要項，但是對人性泯滅絲毫不悔之人，終身監禁有何意義？就只是為了不能死的人權，所以存在世間？
原諒說
不能死！當人權說不是普世原則，冤獄說重在司法改革，刑度說旨在規訓利用，悔過說細思情節量刑，這些支撐廢死的假說，都不再是絕對唯一的真理，剩下的核心問題就是原諒說。
誰來原諒？國家？人權團體？或被害者家屬？這也是廢除死刑最大的阻力，廢死不是挽救一個清純無辜的生命，而是在被害家屬的遺恨中，寬恕一個加害者的罪衍。
廢死最讓人痛苦的事，不是決定死刑犯能不能死，而是將廢死的原諒，加諸在被害者家屬身上，那種報復刑的說詞，讓人痛惡。人是情感動物，任何親人被殘忍殺害，是人不會沒有情緒，都是期待伸張能夠正義，從被關到處死，表面是國家執法，實際都是報復刑的作為，如何切割處死就是報復，監禁終身就不算報復，誰定下這樣的標準？
至於被害家屬的補償協助機制，在一個講求互助的國家，本來就是應為之事，如何能將廢死與被害家屬的補償機制，勾連一起。如果不廢死，被害家屬完成所謂死刑報復，是否國家就無補償協助義務？
原諒，不該是一種強迫的價值。當冠上人權，迫使他人原諒不想原諒之人，加害者有人權，被害者人權何在？被害家屬人權又何在？就像二二八事件，政府年年說和解，家屬時時要正義，對於不義的忿怒，如何一笑泯仇？
原諒，不是要求被害家屬開放胸襟，而是要兇犯展現悔意，如果家人被害，還需擔起原諒與感化的責任，對於被害家屬，無異難以沈受之重。
回歸社會價值說
不能決定他人之死！不是一種全然絕對的真理，更不是普世價值，它是社會發展的共識。
「存在就是合理」，當廢死反對以社會價值將死刑合理化，相對廢死也是一種人間價值，它無法唯心的要求遵行，必須證明不死的意義。
人類世紀，不該排除異己大肆殺戮，不該發動戰爭殘害生命，不該兇徒狂妄虐殺無辜，不該法治不明誤殺良善，在人類發展歷程中，太多情況人們痛恨，形成共識不該奪人生命。但是在此之外，一些「有條件」決定他人之死的社會價值，同時存在，五個月的嬰屍，腦死放棄急救的病人，甚至植物人泰莉都被最高法院判決拔管安樂死，這些無罪之人，都在社會價值下被同意決定生死，如何在罪犯的廢死上，硬是劃出禁區，難道不建康可以死？太殘暴不能死？
決定他人之死的事，普存於世間，問題是甚麼「合情、合理、合法」的狀態下，可以決定他人之死，胎兒危及母親？出生無法治癒？醫療耗費資源？家族的共同決定？政客的戰爭指令，這個世界太多情況，允許有條件決定他人死亡。
一旦不合優生，耗費醫療資源，甚至為國捐軀，都是可被剝奪生命的情事，為何犯下侵害他人人權與性命的人，就不能被決定死亡？
死刑下的決定他人之死，不是濫殺無辜，而是面對犯罪的處置，在一定條件下，死亡是可被決定的！
對於廢除死刑，以人權做論，抱持絕對不能死的堅持，其實只是信仰，不是真理，更不具道德優位性。
社會大眾的「擔心犯罪」與廢除死刑的「更生人權」，其實是二組不同概念，有賴國家革新法治與整頓治安，來讓社會安心，否則國家模糊了這條界線，一談廢死，立即連結到擔心犯罪，日本四千人上街，呼籲判死刑伸張正義的情事，有朝一日，也有可能在台灣發生。
廢除死刑，它必須在推動一定社會共識下達成，不只是被害家屬的彌補與原諒，更是獄政制度的更生矯正，如果在相關配套及條件都不成熟下，廢死硬要成為無可妥協的價值，遭到的社會反撲，只會讓廢死運動不進反退。
至於政府，不該是躲一旁，看著廢死與反廢死陣營相互仇視，國家要走向廢死目標，政府必須擔負絕大部分的責任，從改革司法，改革獄政，甚至以更生成效，推動社會原諒，如果一昧放爛，只想在理念上沾光，人數上騙選票，治安敗壞、再犯率高，造成的社會越不安，廢死越難成。
死不死！人間價值
很多朋友推動廢死，寫這樣的文章不合時宜。但是必須說，對於人的生死，上帝真沒說過什麼，除了那本聖賢寫的末世啟示錄，世界太多生死，都是人在決定。所以，別把廢死推給上帝，人們所追求的，只是形成於社會共識的人間價值，不是天啟！
該切割的！冤獄、悔過、刑度、原諒，都是廢除死刑可以討論與注意的要項。但是端上人權，放在剝奪他人人權生命的罪犯身上，堅持廢死，有時只是慈悲的想像，遺忘兇狠切割罪衍的傾斜人權。
台灣的廢死運動，從馬曉濱案到蘇建和案，甚至張方田案，問題都出在警方差勁的辦案、違法的刑求，對於犯罪事件，該推動的是嫌犯人權，體現在公平偵查、審判的過程中，當不公平情事發生，有其司法補救機制，而非審判之後，以廢死作為慈悲展現。
罪犯不死，不是最終的正義，案件不明，才是構陷無辜傷害家屬的人間不義。
廢死可以是追求的人間價值，但是它沒有形而上的優位，也不必冠上進步性，而是必須在寬容與理解上，持續推行社會共識，當不死有其意義，人權不會只是徒留生命的空虛型式。
書寫這樣的文章，不是鼓勵反廢死，而是期待在追求廢死的道路上，多些現實性，要求政府有所作為，而非舉著廢死理念，就能萬民信服。一直覺得，廢死是一種求理解的人間理念，不是形而上的人權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