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ruary 28, 2007
每年此時，二二八成為一陣熱潮，在眾聲喧囂之下，一段歷史不斷複述，面對喚醒仇恨的冥火與安慰悲傷的亡靈二種力道下，台灣擺盪在融合與撕裂之間。
對於二二八的談論，所有的發聲都是好事，但是問題是有多少人願意靜下心，細讀相關這段歷史的文獻，探究在那一段時空下，究竟甚麼樣的因素，讓人民陷於劫難，讓後世的子民，從二二八事件記取教訓。而不是隨著熱潮，投身族群的撥弄，讓二二八成為抽離時空的動員咒語，踏著一位位亡者的姓名，謀取政黨乃至個人的利益。
二二八在歷史文件陸續出土後，其實它不是沒有真相，或是沒有詳細的事件經過，而是在相互勾連纏繞的事件背後，究竟該賦予它何種意義，深切理解二二八的傷悲與根源。
孩童時代，鄉下的外婆，總是告誡我們，長大不要碰政治，胡亂來會被打死。當時的年紀根本不懂話中意思，直想大概是作奸犯科被抓去槍斃。直到上了大學，喜歡上左派思維，在閱讀台灣社會主義思潮中，總是連結著一段隱晦的"叛亂史"，二二八事件以一種幽暗的面貌忽隱忽現，在二十多年前，還以為那是像鹿窟事件一樣，一場局部性的小小戰鬥。
直到服役，進入警總，才在那些長官的酒後交談下，知道這是一場遍及全台的血腥屠殺，終於清楚外婆口中不要碰政治的膽寒原因，更明瞭當時民主運動中，那一群總是悲傷的受難者家屬，於是二二八像一個歷史黑洞，讓人想要探求這一段空白。
追索二二八，成為一種有趣的人生課題，它成為對於國家、人民、社會、政治種種思考的重點，更是台灣戰後殖民史的起點，在學生的BBS論戰中，二二八成為話題中心，談到台灣主體性的建立，二二八不能缺席。十幾年下來，從零星的報章雜誌訊息，到老一輩的記憶口述，再到專文專書的研究報告，一點一滴收集二二八的訊息，腦海中的二二八圖象漸漸清晰，所有發生的時程與事件，就像一塊塊拼圖一般，在半世紀之後顯出原貌。
隨著時代變遷，政治勢力更迭，二二八應該是有足夠的力道，走出陰霾，在歷史真相公布，歷史責任追究，平反與賠償工作展開後，更重要是在二二八事件裡，記取教訓，永遠不再重蹈覆轍。 但是，幾年下來，二二八始終成為政治動員的工具，甚至在族群上肆意切割，遺忘二二八的真實意義，讓二二八更成服務政黨的工具。
探究二二八，必須從三段時間點觀看，從1947年2月28日到3月8日的動亂期間，從3月8日國民政府大軍登陸後的掃蕩大屠殺期間，從1950年後的白色恐怖時期。不同的時間點，有著不同的事件發生，其實也意味著影響後世談論二二八的角度，更有著不同歷史責任的分佈，也是為何二二八成為一段爭議歷史的核心。
二二八的發生，對於當時統治者國民黨而言，始終將眼光放在第一段時間，認定二二八是一場民變，甚至連結赤色共產，於是不斷合理化後續的屠殺與鎮壓手段，但是相對於黨外及受難者家屬，焦點放在掃蕩大屠殺與白色恐怖期間，更甚是長期以來對二二八歷史的粗暴壓制，成為受害者無法伸張與悲傷的二度傷害。
其實這樣的不同視角，真正存在著是人民對於不義國家的反抗，以及國家權力合理施展的問題。
對於當時接收的腐敗政權，最大的反抗權力是什麼，當以人民革命的力量，對抗一個不義的政權，在現今被喻為「官逼民反」，或是「人民革命」，是否意味這股反抗力量至今依然適用，對於所有不義的政權，都有行使革命反抗的權力，獲得普遍的同意，這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所有政權都不願面對的問題，直接的告訴人民，革命反抗是否是人民追求公義的權力。 其次，國家權力的施展，也是二二八事件最黑暗的一幕，就算以平亂的角度行使治安手段，但是近乎虐殺的情事，根本脫離合情合理執法的常軌，國家殺人已是不爭的事實，縱使所有罪責者不在人世，但是一場歷史大審不該逃避，對於人民永遠不會有遲來的公義。
人民權利與國家權力，成為二二八的核心課題，也是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社會的最大意義。
但是，抽離國家與人民的對位關係，只想把二二八鎖入國民黨、外省族群，甚至轉化為台灣獨立，無異是讓統治政權紮出箭靶，只以少數人物為祭，逃離面對一旦政權腐敗，人民是否能夠武力反抗的問題。
對於人民，統治的暴力，不因族群而生，而是統治者對於被統治者的心態，從早期異族的殖民統治，到所謂內部菁英的後殖民統治，權力的施展在於手段，而非身份，族群只是一種區別方式，更重要的區別，是統治者跨越身份的嘴臉。
將二二八視為族群衝突，無異是一種虛偽意識。從所謂的光復台灣開始，沒有太多人視國民政府為外來政權，甚至抱著回歸祖國的歡欣心理，對抗異族不像日本治台之初，風起雲湧的抗日風潮。
但是問題就出在這群新到接收的統治者，形成的腐敗統治，更甚是在台灣人民不以外族視之的心態下，統治者反以異族的心態對待，在全面接收台灣產業與政權之後，完全高度的攏斷，形成民間社會的窮困。
二二八的發生，說穿是一場台灣近代的階級革命，它以族群為外貌，實際是人民對抗國家及其即得利益階級的戰鬥，來自最底層人民反對貪腐，要求公義的呼聲。
事件發生後，3月5日台北處委會要求的八項提案內容，再再顯示這是一場人民要求正義與權益的行動，反映台灣人民要求生活，要求人權的呼聲，無關獨立，更無關種族仇恨，只是要求合理的權力分配。
（1）專賣局兇手，立即在民眾面前槍決。
（2）厚卹死者遺族，無條件釋放被捕民眾，且不得追究發動之人。
（3）軍隊武裝全部解除，交處理委員會保管，治安亦由處理委員會負責，中央不得派兵來台，以刺激民眾。
（4）取消專賣局、貿易局，並令專賣局長向民眾道歉。
（5）一切公營事業由本省人經營。
（6）公署秘書長及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各處長及法制委員令委員，須過半數以土以本省人充任。
（7）法院院長及首席檢查官，均須登用本省人。
（8）立即實施縣市長的民選。
這樣的提案內容，顯示一地人民對於生活與公義的要求，並非涉及政權推翻或是建國獨立，當時以民變叛亂看待二二八的國民政府，實在是過度反應，甚至在後續清鄉中，根本有計畫的獵殺異己。
其實二二八的主軸，在於不義國家與起義人民的相互衝突上，但是漠視這一層面，只想緊緊擷取族群衝突，視二二八為一個族群對決的起點。那麼，不僅忽略在群情激憤的期間，多少台灣人保護著外省人，外省人在清鄉時救助台灣人，甚至在後續掃蕩清鄉與白色恐怖期間，外省軍人屠殺人民，又有多少台灣人殘害出賣台灣同族。
二二八下的族群關係，其實就是在國家與人民關係之外，亂世下人民與人民的關係，其實互鬥互助皆有，甚至並非所有人一昧仇視對方。如果查閱二二八乃至白色恐怖的傷亡資料，開始會發現，所有的迫害，不會是單純的外省人殺害本省人，這也包括外省人迫害外省人，本省人構陷本省人，要在族群上清楚的切割裡外，不如循著統治權力的界線劃分上下，才能清晰敵友的位階。
在二二八究責報告中，開始研究所謂半山的角色，這群以軍統情治系統為主的台灣半山，如何成為鷹犬，搜捕構陷同族，更是二二八中最不堪的史實，一旦史料陸續出土，殘害者不再是單純的外省人，包括擁權相害的同族人士，到時又如何將二二八視為單純的族群對抗。 統治階級與其在地買辦，構成綿密的權力網絡，施暴虐殺的對象，無關族群，而是所有被懷疑妨礙政權統治的被統治階級。
放大歷史眼光，二戰後的赤色風暴，讓國府展開獵紅行動，早在當時各地進行，赤裸裸的統治暴力，早已無分地域、族群，台灣二二八的發生，只是一地被視為左傾民變區域，思維不變，鎮壓作法相同，台灣和當時中國各地一般，人民都是陷於恐怖氣氛之中，無分省籍，無分族群，面對相同的國家暴力。
以族群切割二二八，無異是讓統治階級與受統治階級的衝突，消散在族群的假面之後，忽略官方與民間的戰爭，以及錯綜複雜的權力相鬥、同族相陷，構成二二八的異樣面貌。
去年二二八，慈林基金會的專文令人動容，更點出二二八事件的真意。
我們認為，二二八事件最基本的主軸是：專制腐敗的政權，對人民的抗議施以殘酷的屠殺，甚至濫殺無辜以製造恐怖氛圍，並藉機剷除可能成為反抗其統治的台灣菁英；其目的是確保其政權的長久存在。
對於二二八，沒有理由一昧的講求寬恕諒解，國家血腥屠殺人民，歷史的真相與責任必須釐清，但是絕非追究一群人、一個政黨之後，二二八就告終歇，國家與人民的權力對抗，更是二二八不該被遺忘的歷史弦音。 對於當權者而言，如果只想在族群上操弄二二八，那麼請別忘記，二二八不是民間的族群相鬥，只是所謂外省人欺壓台灣人，本省人尋仇外省人，而是面對一個以政權為體，武力為用的國家統治機器，人民透過革命的手段，攻陷政府軍火庫，進行戰鬥，以人民的武力反叛不義的政權。
當二二八為人們記憶，所有政權必須戒慎膽寒，二二八所彰顯的，不是像彰泉械鬥、原漢衝突的族群互鬥，而是從荷、清、日到國民政府，台灣人數百年來，無論異族或同族統治，只要統治者不義，人民最真實的反抗力量，這才是二二八放入大歷史脈絡，台灣土地上的人民為了生活與生存，最最不屈的強悍精神。
二二八悲情不斷，我想到賽夏族的矮靈祭，無論它越顯觀光型式，但是在態度上，不僅是一個加害者衷心的贖罪儀式，更有著深沈的歷史教訓，告誡後世子民該有的道理。
二二八應該一樣，不該只是一個假期，應該有種固定的儀式，甚至由加害者發起舉行，不僅致上最深沈的慚悔，也必須記取洞悉事件發生之因，不是緊鎖一個政黨、少數人的惡行，更讓後世所有統治政權，記取國家對於人民，永遠必須懷著謙卑之心。 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在歷史的洪流中，我們是否記取教訓，避免下一場二二八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