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隨父親辭別先祖母墓，再走上飛鳳山頂。極目四望，溪山無語，雖未流淚，但悲痛之情難以言宣。本想再到豐鎬房探視一次，而心有所不忍；又想向鄉間父老辭行，心更有所不忍，蓋看了他們，又無法攜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戀耳，終于不告而別。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無立椎之地！且溪口為祖宗盧墓所在，今一旦抛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于萬一。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蔣經國日記 1949. 4. 25

讀完這個故事，很訝異於徐林克簡潔而平實的文字筆法，所傳達出來的故事，卻叫人如此難以釋懷。濃烈的愛中，浸透著難以言喻的冷冽；冷漠的思緒，卻潛藏著無力燃燒的怒火。是故事本身使然？或是故事反映出的歷史的力量？

距離多遠、時間持續多久，才能稱為長途旅行呢？我想，人生吧！

 1981年，走過理想澎湃、民歌傳唱的七○年代，六個年輕的音樂人，李壽全、蘇來、蔡琴、靳鐵章、許乃勝、李建復，組成了「天水樂集」，企圖透過概念音樂的創作，掀起一場音樂制度的革命。他們計畫製作三張系列專輯，但完成了「柴拉可汗」以及「一千個春天」，卻未料，這兩張專輯竟成了民歌風潮的最後聲音。

 不過，當年買「一千個春天」專輯時，我對這一切渾然不覺，為的卻是非常不理性的理由。

革命之路到底有多長？通往哪個方向才是正途？

想像與現實有多少差距？誤解與偏見會割裂多大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