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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業周刊主導拍攝的「水蜜桃阿嬤」紀錄片，引發各方口水大戰。但是一連串的爭執，其實忽略另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即一個又一個的弱勢家庭被擺在聚光燈下，一次又一次地捲起愛心捐款的浪潮，究竟透露出什麼樣的訊息？
貧窮議題的失焦？
由商業周刊主導拍攝的「水蜜桃阿嬤」紀錄片，描述新竹縣泰崗部落一個以種植水蜜桃維生的原住民家庭，阿嬤的媳婦和兒子因積欠債務先後自殺，留下四個孩子讓年邁的雙親照顧，沒多久後女婿也自殺，女兒帶著三個孩子回到山上，三個大人和七個最大不過十一歲的孩子必須努力再組合起已破碎的家。影片由楊力州導演掌鏡，六月份開始在各家電視台播放，原本應該只是一個催人熱淚的故事，卻因立委高金素梅出面質疑《商周》未將民眾善款用於阿嬤和七個孫子身上，反而是去購買由所屬集團所出版的生命教育教材，有「消費」水蜜桃阿嬤之嫌，此後引發各方口水大戰。但是一連串的爭執，其實忽略另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即一個又一個的弱勢家庭被擺在聚光燈下，一次又一次地捲起愛心捐款的浪潮，究竟透露出什麼樣的訊息？
弱勢者，有何出路？
台灣的貧窮家庭何止萬計，偏遠的原住民部落面臨的又豈止是水蜜桃收成的問題，我們是不是該思考「水蜜桃阿嬤」雀屏中選的真正原因。首先，三個晚輩先後自殺，已是具有戲劇張力的故事。還有阿嬤沒有選擇「亂死」，無奈卻認分的照顧七個孫子，相較於她的兒媳、女婿對生命和責任徹底的放棄，是讓主流社會更欣賞的高貴情操。
不論在雜誌文章或影片中，都刻意迴避這些孩子的父母是「因負債自殺」的事實，而是一貫地用個人人格缺陷如「典型的邊緣性人格」解釋肇因於貧窮的悲劇。當 然，如果把自殺原因歸於負債，便必須挑戰如底層家庭的命運如何被社經結構決定，或原／漢之間的貧富與城鄉差距等更大的問題，如此一來，所屬集團發行的兒童生命教育教材大概一套也賣不出去。
階級問題 社會解決
當鏡頭落在一個個等待救援的面容上，善良的觀眾總會盡責地在提款機前按下按鈕，但能否在以施恩者自居時，認真思考一窩蜂的捐款是否可以達到資源重分配的效果？慈善行為是彌平了階級鴻溝，或是掩蓋階級衝突？更多的弱勢家庭除了默默等待見光而獲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命運? 我們如何解讀憐憫與同情的產生，是人皆有之的善良人性？或者，能夠憐憫，更加確定了我和他們真的處在兩個世界；憐憫，就是我對於那個苦難現場的不在場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