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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Weidhaas衛浩世／著 |
我第一次見到衛浩世，是在1989年，時報出版公司任內。當時台灣力圖洗刷海盜王國之名，不但修法積極保護國外作者的著作權，也加上經濟起飛等因素而希望全面與國際出版社會接軌。因而就在版權代理公司這些新興行業出現在台灣的同時，新聞局也來找我，希望由時報出版公司出面，第一次正式組一個台灣團，到法蘭克福書展設一個台灣館。
頭一次參加法蘭克福書展的人，都要受到一些震撼。在那個紙張出版品鼎盛的年代，更是如此。這樣，在漫天而來的各種訊息與印象中，我以「台北出版人」展館策劃者身分去拜會了衛浩世。
這樣，我們從他每年書展期間「每十五分接見一位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士」之中的一個約會開始，逐漸熟了起來。再後來，成了朋友。我們見面的場合，總是在世界各地的書展裡，見面的時候，泰半都因為書展的過程而疲憊不堪。不過，找個空檔見一個面，聚一聚，反而成了大家紓解壓力的時刻。我們交換各自在工作上的一些狀況和心得，經常會從東西方文化的對比裡，驚訝地發現那麼多相異，以及相同之處。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在1995年。那時我正因為自己公司裡一些複雜的人事問題而苦惱不堪，和他見面去餐廳的路上，沒想到他就突然講起他自己雖然在書展上風光不可一世，但是回到公司要面對董事會各種慘烈批鬥的經過。那晚我們伴著話題，喝了不少酒。事實上，不光是怎麼辦書展，從怎麼整理藏書，甚至到怎麼解決難纏的愛情問題，衛浩世都教了我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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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浩世常說：「書展主席的壓力是別人沒法想像的。」
書展的壓力，來自時間和空間兩個方面。就時間來說，每個書展少則四、五天，多則一個星期。一年的準備，只為了這最多不過七天的時間。如此濃縮的時間，本身就產生極大的壓力。空間，指的是位置。書展的要點，就在位置。每個參展者都希望在有限的空間裡爭取到最好的位置，因此緊縮的空間本身又形成極大的壓力。
書展除了本身的時間與空間壓力之外，還有政治的壓力──尤其在一個書展成功之後。一個成功的書展，除了經濟的效益之外，還會有鉅大的文化形象與影響。這種影響，會吸引各方人馬前來染指。「甚至有些書展之所以成立，就是因為有人想拿來塑造自己的明星地位。」衛浩世說。「所以，每個書展主席，不論大小書展，都會面臨極大的壓力。」
就衛浩世自己任內而言，他最沉重的壓力有兩個方面。一個壓力來自外部，出自於美國和英國這些強勢文化。以美國為主的英語系出版者，挾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總是要求法蘭克福書展對他們有特別待遇，而衛浩世則基於法蘭克福書展是個全球書展的本質，力主平等對待各種語言與文化。於是衝突不斷。近年來，出現了許多新的書展，以法蘭克福書展為挑戰目標，更擴大了這種抗衡與爭鬥的縱深。另一個壓力，則來自內部。由於他個人的成就太過奪目，法蘭克福書展的影響力也太大，因此不免為許多人所覬覦。
這樣回頭看看，會發現衛浩世主持這個書展的成功有幾個方面：一。可以在這麼鉅大的壓力之下挺過二十五年（這段期間他們書展有兩位同事承受不住壓力而自殺）；二，成功地與各種強勢文化週旋，吸引他們持續共襄盛舉，把法蘭克福辦成一個書展中的書展；三，盡可能地從平等的立場，一視同仁地對待各種語言與文化；四，以高效率的經營團隊運作以上這一切。法蘭克福書展每年有來自一百多個國家，接近七千名參展者，二十五萬名參觀民眾，展覽場地橫跨八個館，然而整個書展的正式內部編制人員不過五十人左右。
當然他也不是沒有付出代價。在他還沒有退休之前和他見面的時候，他的左手手指會經常輕微地顫抖。等他退休之後看到他的時候，注意到他的手指不再有顫抖的情況，我跟他說，他高興地回答一聲：「是啊。」
我問他：到底是什麼因素支持他能在這麼鉅大的壓力下生存過這麼長的時間。
衛浩世回答：「我曾經逃離過我的社會，我是下了決心才重回這個社會。所以我不能讓這個社會的壓力再把我擊倒──我不想再次退出這個社會。」
除了這個根本原因之外，我覺得書展這個工作可以和他個性相投，應該也是原因之一。每次在世界各地的書展上，看到他夜裡坐在哪個飯店酒吧的一角，喝著他最愛的伏特加，那種流浪的氣味都會讓我想到這才是他的寫真：他有著在出版世界睥睨群雄的氣慨，也有著浪跡天涯終不悔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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