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7歲,33年從事報業,今退休。最後職位是《東方日報》編務總經理。1954年生。1977年至2010年間,先後在《馬來亞通報》、《新晚報》、《中國報》、《星洲日報》、《光明日報》、《南洋商報》及《東方日報》擔任採訪、企業公關及總經理等職。其間,1998至2001年,先後在紐約《明報》及新加坡《亞洲週刊》服務。
1983年榮獲「大馬新聞學院」年度最佳記者(華文組)獎。
四度參與創報工作:《新晚報》(1986年)、《中國報》(1986年)、《光明日報》(1994年)以及《東方日報》(2002年)。
1978年至79年,為怡保深齋獨中華文主任兼庶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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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陣不青睞,民聯不理睬的惠民黨的自我解散,本來並非大事。尤其是它非滅於敵意攻擊,而是毀於其自家主席的意願。主席再益依布拉欣自嘆:這個黨無法扮演應有角色,應該自行解散,人道毀滅。
但是,一黨之廢存可不是一黨之尊說了算。於是惠民黨基層群起反對,與主席對著幹,在一個幾乎被黨主席形容為「生無可戀,死無可憾」的小黨裡掀起了它有史以來最大的論爭,也贏得了最大的媒體報導。搞不好這就是它即將毀滅的命運,而臨尾發出最大的光芒,迴光返照!
於是,大家也多了一份反思。惠民黨從成立時引起「兩線制之外的另一選擇」的殷切寄望而淪至今天「自我宣告解散之爭」,是否証明了我國政治的稚嫩和踟躕慢步,仍遠遠落後於大家的幻想。
主席再益向以清流著稱。不論在當權的巫統做寵兒,或是叛出國陣而加盟民聯當義士,他都訴諸道德、公正,摒棄貪污、朋黨。他曾經是清明政治的代表,受到擁護。可惜他不懂得要承天之大任,必須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而求快速、抄捷徑,遂而通過「接管」惠民黨之法,直接當黨主席,以圓其夙願。
再益大概以為貴為一黨之尊可以大展長才了。他自掏腰包給這個小黨「形象塑造」,還贊助許多黨活動,也動用自己那家大馬最大間律師行推動了好多惠民黨的工作。但是如此揠苗助長,縮短政黨應有的成長年份,卻無助於建立他所謂的健康黨風和給馬來西亞提供「正確的從政之道」。於是他失望了,可能也累了,也可能覺得如此燒鈔票卻助長了「馬來西亞式的政治攻訐」太不值得了。所以,他憤而提出要解散這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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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屆大選真有點像「狼來了」,幾度空雷不雨,此後雷聲再也無法保証下雨。狼來了,也許真的應了敦馬的呼籲,喊到五年議員任期屆滿才來真的。
所以,13屆大選盼得人人變成長頸鹿。它始自308海嘯就有人力指政局突變,民心不穩,必會立即閃電大選。因為唯此才能「框正」失了理智及過份懲罰執政黨的民意。結果2008年走到盡頭,都還只聞樓梯響,不見大選來。
09年4月納吉登極,人事翻新,一派榮景,士氣如虹,趁此舉行大選,一舉拿下民聯,乃順理成章。但是,新首相另有盤算,他要的是更佳的大選成績,所以他等。
原來,新首相有一系列新政,排山倒海,目不暇給,名堂之多,創開國以來的新紀錄。於是大家以為,新政恢宏氣勢,該是大選黃道吉日了。接著,2011年初反對黨正值多事之秋,公正黨窩裡反,五六個國會議員退黨,安華又爆兩宗性醜聞。而經濟成長又創下近十年來最高額的7.2%,我強敵弱。連反對黨都硬著頭皮迫得要來應戰了。結果,這13屆大選還是沒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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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總是單純,不會犯罪,只有代罪。所以,所有無辜受刑者都像是耶穌那樣,為洗淨世人之罪而被名命為「代罪羔羊」。我國最近連連出現了多位代罪羔羊,令人心生憐憫。
排在第一位非前雪州大臣基爾莫屬。事因其豪宅「基宮」案結被判有罪,不僅需監禁12個月,其「基宮」還被充公,真是賠了自由又折宮。
有的評論家說大馬的清廉國際排名下每況愈下,只有找個替罪羊祭旗,力挽清譽下跌之狂瀾。有的說安華雞姦案2.0下判在即,為示「刑罸不分朝野,判罪不計官民」,所以先讓基爾墊底。唉,不知是同情弱者還是選擇失憶,大家竟然忘了當年對基爾的深惡痛絕,如今無視於貪腐而當他為無辜的羔羊?
排第二的是「國家養牛中心弊案」的主席兼沙麗札部長的丈夫莫哈未沙列。你們太沒良心,他為了養牛中心保本免虧,用公款買孟沙區的高價公寓,而且一買就兩間,並還越買越貴,買下新加坡更貴的豪宅。你們只志在打擊國陣,卻將好人當壞人,教這位不吭一聲,默默地承受你們一切指責的「沉默羔羊」受盡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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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走茶涼,馬哈迪的「七千萬人口」早被拋之九霄雲外了。最近一輪普查証實,我國人口增長減緩,以此增率就算到了2090年,我國人口也只達5700萬,而且這恐怕就是人口頂峰,不再增了。
專家們開始高喊「老齡化來了」,接著擔心「推不起經濟」,然後嚴防日本的「空白二十年」。不知何時我們開始瞻前顧後,懂得借鏡他國,以憂我國。就不知是否有檢討,何以今日人民生育踴躍,人口青壯有力,卻為何市道沉疴、經濟乏力。
不想今日之慮而憂明日之災,真乃昔日之杞人也。「七千萬人口」只是因羡於英國,既有龐大人口又如此先進,所以我國也該達此人數,以便超英趕美,成先進國。
人口中的種族比例還讓我們成了驚弓之鳥。多個華團及政治領袖不也各各懸賞,獎勵多生孩子的父母家庭,好讓我「輸人不輸陣」,跟馬來族fight過。不知是幸還是不幸,領導們喊破喉嚨,獎金卻杯水車薪,無濟於多多生養的沉重負擔,華人根本沒有興趣,生育獎勵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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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內爭,這一回輪到伊斯蘭黨。
一些報導還說伊斯蘭黨面臨分裂,搞不好還拖累民聯,進軍布城希望破碎,執政之夢化為烏有,真有愁腸百結、悲天憫人之慨。
不為什麼,只因伊斯蘭黨是民聯三黨中最有基層性,最善動員,也最能代表我國人口佔60%以上的馬來社群,是民聯執政與否的關鍵。如今在這時間點上犯了各黨都有的內爭毛病,自亂陣腳、自毀長城,尤為可惜。
不過伊黨之內爭,與其說是人事決裂,不如說是路線與意識形態分道揚鑣所致。這場內爭應該回溯到十多年前「烈火莫熄」期間大批學術性或溫和主義份子加入伊黨,一股「改革」伊斯蘭黨的新興潮流。
這個浪潮醞釀至今已過了三屆大選,當中的幾位人物如胡桑慕沙已晉級至吉蘭丹副州務大臣,其餘的祖基菲里博士、卡立沙末以及近年加盟的尼薩等都在308海嘯急升遽起,當了瓜雪、莎亞南國會議員及(前)霹靂州務大臣。而Mat Sabu更在今年黨選一舉登上伊黨第二把交椅的署理主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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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芭監獄地段好不容易突破「保護遺跡」的呼聲,昂首闊步、大興土木, 宏偉的BBCC(武吉免登城市中心)實現在望,突然又冒出附加建立一座吉隆坡巴士終站,不僅讓頭昏腦脹的公共交通問題徒增新的爭論,也使因BBCC而拆毀半山芭監獄的失遺之痛,重拾舊憶,二度傷痛。
半山芭監獄已拆得四不像,保遺早已無望,但若能讓它換來生活便利、市民幸福和隆市興旺,也算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偏偏冒出附建巴士終站的構想卻顯露BBCC計劃的反覆,以及巴士終站能否解決交通問題的疑慮。
第一、半山芭監獄地區早已是塞車黑區,路窄車多,如何應付終站建成之後的眾多巴士進出穿梭?第二、吉隆坡既然已經打散出各個巴士終站,何以又來一座塞車黑區的終站,而且還那麼接近富都車站,是否冗贅重疊?第三、這個車站是否與周邊的各個終站呼應協調,還是如同以往,各自為政?
吉隆坡公共交通問題的確積重難返,但也無需瞎子摸象,頻頻拋出脫節兼不實際的方案。市民早已飽受搭巴士夢魘之苦,而越來越多人寧可額外開支去買車。儘管駕車也同樣受搭巴士的塞車之苦,但至少免掉車次不準時導致遲到和爽約以及巴士司機自選路線不理搭客下車地點的煩惱。
公共巴士正逐漸失去搭客。如果沒有徒然增多的兩百萬的外勞,填補了本地乘客的真空,不僅鄉區的巴士要關閉,連吉隆坡的巴士也要停駛。所以,巴士或公共交通困境並非是終站多寡或其富麗豪華與否所致。它是我國多項問題累積起來,互為因果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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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統大會結束了,可惜沒有驚喜。如果它是為大選作準備,恐怕只有空彈亂射,沒有沙盤演練。會中不乏虛浮的聲嘶力竭,但流於搧情而引不起共鳴。不湯不水的土著至上主義,卻徒增非土著的反感而得不到馬來社群的肯定。重要的公眾議題沒有觸及,政要人物弊案懸而未決,大選上陣的標準何在,大會結束了,問題還沒有答案。
搞不好,敦馬哈迪建議的「先解決內部鬥爭好過倉促行軍,等到任期屆滿才大選」會弄假成真。
巫統看來還沒走出308海嘯之後的徬徨,也找不到收拾舊山河的重心。加上會議之前又有不容搧動的上詣,許多不經大腦也可發揮的議題又不可碰觸,於是大家各自擦邊球,不深入底線,儘管大炮頻頻,卻散漫無章,沒有連珠炮式的連鎖效應來激起中央代表的亢奮。所以,只能靠空洞的排他主義和獨尊巫統,填塞了五天的四場大會。
巫統還沒有走出308海嘯的泥沼,除了土著至上,還沒有找出收復山河的新重心。反而常常因為議論幼稚,不堪一駁,產生反效果。比如建議巫統代表都應該擔任官營公司的董事,就完全違反了公務和企業的經營法則,而且還突顯巫統裙帶風和朋黨風氣的弊端,也反映了巫統代表的幼稚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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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疾呼「華人社團國際化」,但卻遍遍「國際組織越發社團化」。
華人社團常被調侃繁瑣、累贅。因為他們所議之國家要事,常常始於呼籲,止於無能為力。而各團各會領導人之間,盡皆互相移形換位。「華團界」,來去那幾位。春節團拜、會慶旺季時,同一批人,潮來潮去,湧去那個團,再拼這個場。
於是,有識之士呼籲「華團國際化」。實不知,國際也很社團化。比如最近國際會議馬不停蹄、接踵而至。信手拈來,就有G20、APEC、東盟等所謂峰會,忽而在康城,忽而檀香山,忽而峇里。所議的不外是世界經濟大蕭條、亞太經濟大合作、東盟經濟大整合。題目相近,內容重疊,而與會的首長,也是同那幾人,只差在不同城市。
各國諸公諸婆像足社團大佬,總是沒法說清說楚。G20講不妥,又在 APEC再談。APEC談不攏,又去東盟峰會。然後「東盟十加三」、十加六,沒完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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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寂寞的敦馬哈迪又嗆聲了,這次被他狠批的卻是他「含辛茹苦」帶領了22年的巫統。
原來,他恨鐵不成鋼。他責錯巫統毫無寸進,沒有攻城略地,沒有贏回馬來人的支持,至今還只停溜在2008年國陣潰敗時的階段,不斷消費過去的歷史光輝,而殘留下淒涼的身影。
他指名道姓,敦阿都拉是巫統弱化的罪魁禍首,這個禍根由納吉繼承,造成納吉繁瑣事務糾纏,困得無暇分身。黨內也嚴重缺乏誠信可靠的領袖,不論是黨中央與區、支部都如此。於是,大家只熱衷於黨職與權位,只想爭奪大選上陣的機會。「當每人都只顧本身的得失、鬥個你死我活,那麼就不會有誰在乎黨的生死存亡了。」
所以敦馬憂心忡忡,如此巫統如何應付來屆大選。只是皇帝不急太監急,熱臉蛋碰到冷屁股。敦馬的警言竟被巫統諸公低調回應。副首相慕尤丁默認了巫統確有內鬥,但今已全速改進;內長希山卻堅持巫統進展良好,馬來票正在回流。
於是,這場本是關乎馬來民族問題和巫統勝敗的交鋒,輕描淡寫地又從水面沉回水底,悄然消失。但它反映了馬哈迪的焦慮、馬來民族的茫然和巫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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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提出「壩羅會議」一個未經肯定的全新歷史名詞,或有譁眾取寵之嫌。但在浩瀚的孫中山史跡中,確實有過一場在壩羅舉行並點燃了黃花崗起義的會議。只是它被忽略、被遺忘、被擱置,沒有被認可。
壩羅,其實就是今天的霹靂州首府怡保。它開埠於十九世紀末,因為初到貴境的粵籍華工多從近打河邊的甘榜Paloh上岸,因而把Ipoh叫為壩羅。此名至今仍為粵籍人士使用。即使孫中山當年,多封來往書信都稱怡保為「巴羅」。
怡保在黃花崗起義的待遇,也像檳城未被「庇能會議」驗明真身之前一樣,排斥於正史之外,飽受真相尚未水落石出的委屈。只是,要辯証怡保的黃花崗地位比檳城更為困難。因為檳城至少以「庇能」諧音可以對証,怡保卻沒有直接的明証。
實際上,孫中山與怡保的淵源也不遜於檳城。孫氏幾度訪怡,在此也有幾位深交。除了擔任怡保同盟會領導的鄭螺生與李源水,還有端洛(華都牙也附近一小鎮)出世,回去廣州讀書,旋即回馬經商的朱赤霓,和1892年與孫中山在香港醫學大學校做同學的黃怡益,以及李孝章、鄧應章、姚德勝等。
除了新知舊雨,孫氏在怡保也經受各種挑戰考驗。一是胡子春作為清朝的郵傳尚書和榮祿大臣所代表的宮廷勢力(胡在黃花崗起義之後,投向孫氏);二是更早紮根的康梁君主立憲保皇派;三是光復會陶成章直搗黃龍,與鄭螺生同室操戈的搗亂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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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孫中山在吉隆坡遺跡的尋找,幾乎從未啟動或進行任何嚐試。既然不曾耕耘,自然沒有收穫,所以辛亥百年,吉隆坡拿不出孫中山的遺產,也無法分享辛亥革命中應有的功勞與榮耀。
不曾嚐試挖掘孫中山遺跡,到底出於何因?也許是大家都認定孫氏沒有留下任何東西;或者吉隆坡深受時代沖刷,許多文物都飽受摧殘,孫跡自然無法獨善其身,倖免於難;再者孫中山在吉隆坡的事蹟,沒有明確的官史紀錄,縱使志氣沖天,也難以按圖索驥,去查証所謂的「遺跡」。
所以,大家沒有一絲愧疚,偶爾泛起一點遺憾,就讓沒有孫跡的現實過了一世紀。不過,眾生冷漠卻有個別人士熱心,文史工作者陳亞才兄最近給空白的吉隆坡孫跡填了充:10月16日他在《東方文薈》版的大作「歷史就在墓碑中」,通過杜南先生墓碑的誌銘,解說了杜、孫兩人交往和當年的孫中山事蹟,重現歷史,詡詡如生,令人歷歷在目。
雖然杜南(1854-1939)這些「生前事略」純屬主觀紀錄,佐証的物件也大多遺失殆盡,但它是當時之吉隆坡同盟會主席陳占梅的撰述,並得國民黨黨史的纂修陳肇琪認可,應屬確鑿。而杜南這篇生前事略可能就是追尋孫氏在1906年吉隆坡事蹟的唯一根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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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良辰吉日,計算紫微斗數,測量風水八卦,以決定大典時辰,自古皆然,見怪不怪。可是我們的全國大選之舉行,也看「首相吉祥號碼」,乃乾坤一怪。
話說我國首相都有lucky number:前首相拉伯的是13號,今首相納吉的是11號。所以,拉伯2008年才會選了2月13日解散國會,舉行那場鬼哭神號的308大選。唉,不選反而好,選了13號,伯拉大敗,最後退位。
幸運號碼會栽跟斗,但人們還繼續迷信幸運號碼。可能納吉,名字本身就夠吉祥,他的大選,竟然盛傳11年11月11日(三個11咧,猛牛)這一天國會解散。搞得新聞界驚惶失措,股票行搖擺不定。最後,解鈴還需繋鈴人,首相金口否定,乾坤回歸正道。
號碼能否沖喜,我不肯定。我只知2004年大選拉伯首次領導大選時,就沒有幸 運號碼:當時是3月2日解散國會,3月21日投票,怎樣加減乘除,都湊不到幸運的13號。結果伯拉吹起魅力旋風,一舉拿下國會10分之9的議席。評論界的什麼3分之2、4分之3、5分之4…議席優勢,都被這個沒有幸運號碼的大選成績,盡拋後頭、教你 等望塵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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