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社面對艱困仍然矗立發展，自有其因，絕非僥倖，更非只會欽羨或妒嫉的其他社群所能理解。因為華社潛伏著不少無名英雄，在延續華社文化的工作上，孜孜不倦、不離不棄。

最近，雪隆潮州會館青年團來訪，表達了該團舉辦第3屆中學生中華文化營的計劃。交談中，讓我意識到主辦文化營，向年輕一代灌輸被遺忘的中華文化是何其茫然；要突破隔閡把孩子引到營中去學習，更為艱辛。

好不容易辦了兩屆，雪隆潮青仍不識苦滋味，檢討前兩屆之後推陳出新，在新屆文化營換了新內容。

潘永強君昨天在本報「名家」版專欄中的力作，介紹了世上多國選舉制度，並指出我國現行選制造成各黨的得票與議席太失衡，使我心生同感，因而沒等潘君尚有精采下文待續，就急於回應。

其實有關我國選舉制度的同樣議論早已有之。行動黨的林吉祥在七十年代、已故高庭法官拿督哈侖在九十年代都先後積極批評。不過，由於當時的民間和知識界都掀不起太大的波瀾，加上當局可能以會造成動盪或其他因素的考量，當其為耳邊風、三緘其口、全無理會，就把有關議題消解於無形。今屆大選之後的朝強野弱形勢更加明朗，現行制度的繼續更具民意，被包含其中的選擇也似乎更沒有議論的必要，所以故計重施，不予理睬照舊可以束之高閣的。

最近的大選成績和最新公佈的人口統計，先後警示了華社潛伏危機的兩個層面，亟需華裔全民關注。

首先，華人政治出現了空前的無力感。除了華基政黨議題模糊、華裔領袖魅力不卓，更甚的是華社大眾消極冷感、隨波逐流。而大選成績更揭示了殘酷的現實：儘管你們華基政黨在議席增減上各有解讀、各作歡悲，但只要總結華基朝野所有政黨的力量、總和統計，你就得承認華人政治已經輸了。

「哲學」兩字，有點莫測高深，令人肅然起敬。所以，一般平民百姓，自忖學識不足，不敢碰觸，只有敬而遠之。以致哲學何也，大家諱莫如深，不甚了了。最後大家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了。

其實，哲學既以研究社會作出發，以服務社會為目標，它必也來自社會。而且每個人本來潛意識中就有一套哲學，一套做人做法的框架法則，只是這個「哲學」很零散，沒有組織而已。

所以，普羅大眾對哲學的冷談是一種錯誤。最近，國家翻譯學院為配合他們出版「馬哈迪思想」的翻譯叢書，也創議建設「馬哈迪學說」，并鄭重地要將「馬哈迪研究」列為STPM普通試卷的課程。該院主席拿督阿都阿茲接受我訪問時說，國人疏懶，沒有興趣於高層次思想的研究，如果不通過制度硬性規定學習，恐怕也沒有人會主動來學習馬哈迪的教誨。

由於出席鳳凰衛視在吉隆坡的8週年台慶，我有緣與該台的著名戰地記者鄭浩交談。

鄭浩去過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好幾個戰場，戰地採訪，經驗豐富。所以聽他娓娓道來，進益不少。其實，戰地特寫，不論發揮在電視或報紙上，都應該善用一個共同的技巧，就是除了戰場上的真槍實彈，還要穿插血淚柔情。這樣才能在灰宏大格局中看到微觀小情節，進而用人性感情體會冷酷的戰爭。

世人太善忘，媒體人太無情。

阿富汗、伊拉克等戰爭吸引了世人目光之後，大家就很容易將也曾是殺戮戰場的東帝汶忘得一乾二淨，不再予以理會。媒體人看到那裡不再流血，也自然地不再前去採訪報導，東帝汶在新聞網絡上已變成零訊息。

如果不是一位身兼義工的日本記者，帶來了東帝汶的訊息，我真的會在記憶中將它抹掉。日本記者到訪《東方日報》，讓我警覺新聞工作者是如何的無情與善忘，和獨沽一味於聳動事件、冷感於其他事物。

日本記者向我們談起東帝汶見聞，我們盛情款待。當然，職業和慣性的訓練，又使我們切記抓鹿要脫角，何況這是送上門的專題猛料，於是安排記者專訪，儘可能從日本記者口中索取東帝汶的現狀現況。

老師們常哀嘆，尊師重道的日子一去不復返，過去為人師表乃學問之象徵，除了鄉親父老愛戴、社會賢達敬重，史冊文章也歌頌讚揚。

如今，老師除了仍然延續教導的功能之外，原來的敬重已消失無蹤。其實，改變的不是老師，而是社會。因為，今日兒童吸收的知識，豈僅於老師、報紙、雜誌、電視、網絡、SMS等，四面八方，如潮水湧來。這些不斷影響青少年的，正好也可歸為一類，有現代名詞加以命名 -- 傳播媒介。

老師們常因被責誨教不得法而憤慨，有些家長更為了孩子去找老師的晦氣。實際上，如果老師教不好學生，恐怕惡劣社會與不良傳媒的作用還比老師大。在現代社會中，資訊和傳媒是教育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尊師重道的觀念其實仍有持續，但「師」之涵義卻擴大了包括廣大的媒體。

鳳凰衛視前幾天在吉隆坡舉行8周年台慶，全台精英盡出，所有台柱雲集。大馬作為該台第一個海外台慶主辦地，應該很榮幸；而我紮上一角竟成座上受訪嘉賓，則誠屬僥倖。

僥倖在於能萬眾當中脫穎而出當場發言；僥倖在於趁機會向該台諸公當面表達對他們的激賞之情。

鳳凰衛視的維持，當屬不易。但其出現與存在，卻開放了中華環球資訊的第一頁，使CNN、BBC、半島電視台之外，世上尚有中文衛視可以與彼等分庭抗禮。作為大馬華人但又兼演全球華人之一的角色，我們都足以昂首挺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