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里妮只有5歲，稚嫩之齡就遭匪徒擄走，令人生憐。所以，案發當時引起甘榜美丹（八打靈附近）鄉里友好的奔走相告，志願人士張貼尋人海報，馬來文報章也大事報道。嗣后警方嚴查、政要陸續登門拜訪，使莎里妮案件持續加溫，以致它成了2008年開年的最重大馬來社群新聞。
整個社群鬧哄哄，但是匪徒那方卻靜悄悄，連勒索電話也沒打過一通。如此一鬧一靜的強烈對比，尋查暗訪卻越發失望，一個月了竟然毫無線索。警方甚至認為莎里妮可能已被易容，因而那麼嚴密和地毯式的搜查（警方加上志願人士），仍然無法發現她，其實，大家心中不方便或不忍心說出真心話：莎里妮也許已經遇害了。找不回莎里妮，父母哭斷肝腸；惻隱之士洒下同情淚，犯案者從此逍遙法外。
莎里妮案可能會翻十多年前小菘升案的版－－被拐帶之後掀起群眾一窩蜂的追查熱潮，卻始終沒接過匪徒的索款電話，而後肉票人間蒸發，從此成為懸案。
雖然如今定論言之過早，但這兩宗案的群眾反應卻很一致。大家基於同情稚齡小童情緒激動，而匯成一股群眾行為，卻沒顧及匪方會為排山倒海之勢所嚇倒，寧可放棄索款，殺死肉票滅口，一走了之。熱情群眾好心做壞事。
同樣的，當年大家也為尋不著小菘升而制造空想，諸如小菘升被販去鄰國為集團路邊討乞。這與莎里妮易容之說一樣令人啼笑皆非。群眾很盲目，也很自以為是，以為通過強大輿論壓力就能迫使匪徒就範，卻往往逼狗跳牆，鑄成大錯。但他們都不必負責任，只有孩子的父母承受痛苦。莎里妮案重蹈小菘升案的覆轍，因為馬來民間沒有吸取華社當年的教訓，抑或說馬來民間當時沒有關注華社，自然也沒有察覺小菘升案緣起與結束，從而不會重犯錯誤。
兒童拐帶是都市化與社會複雜化的一種罪案。馬來民間過去不必擔心，因為鄉區田園人心純樸，沒有偷搶拐騙。曾幾何時，馬來人涌入城市，在擁擠空間和精神壓力下，沾染了華人的城市負面文化，聲色犬馬，打家劫舍，有樣學樣。涉及馬來人的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政府也許沒有估計馬來人城市化所付的昂貴代價，也沒有為他們城市化做好就業、增值和輔導的準備。這些弱勢群體一旦在城市中沒有工作和收入，就會鋌而走險，作奸犯科。莎里妮的拐帶也許只是癮君子沒錢買毒品而臨時造案，結果竟因此迎來強大的宣傳壓力，紓解不了而釀成慘案。單純而善良的人們變成大奸大惡，並非自願。這點，政府在疏導人口和控制城市發展，應該要有對策和方法，而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當然，兩宗案子相隔十多年作比較，雖然很牽強，但也警惕大眾。我們始終祈望莎里妮不會真的成為另一個小菘升，並且化險為夷、平安歸來。但是我們城市中存在的罪案，治安不靖，以及範圍日益擴大，連過去向無涉及的馬來人也受危害和波及，卻是不爭的事實。我們應該從根源探討，妥善解決和杜絕城市犯罪。即使莎里妮最後僥倖歸來，我們也不能竊喜，再次錯過這項珍貴的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