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為馬來西亞《東方日報》編務總經理,55歲。1954年生於馬來西亞霹靂州太平。1977年起,先後在《馬來亞通報》、《新晚報》、《中國報》、《星洲日報》、《光明日報》、《南洋商報》及《東方日報》擔任記者、採訪主任、新聞編輯、副總編輯、執行總編輯、新聞總監、副總經理等職。1998年,他遠赴北美,擔任《明報》紐約編務顧問,又於1999年至2001年擔任《亞洲週刊》駐新加坡特派員。
吳氏曾榮獲「大馬新聞學院」1983年度最佳記者(華文組)獎。1992年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森林採訪土著裸體與獵頭文明;1993年隨聯合國維和部隊深入戰時的波斯尼亞作戰地採訪。
吳氏也是《新晚報》(1986年)、《中國報》(1986年)、《光明日報》(1994年)以及《東方日報》(2002年)4家報紙創刊期的「拓荒」人員。
吳氏在1978年至79年,在怡保深齋獨中出任華文主任兼庶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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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中關係是大馬獨特外交之一。除了一般的國對國關係,還滲雜了國內華裔的文化、政治、經濟、鄉情的因素,就像因馬來民族而特別看待對印尼關係一樣,不是單純外交。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馬在這個大背景之下,也就格外引人關注。儘管胡主席為了趕程只能在馬逗留二十多個小時,但大馬政府乃至於整體華社仍然對此寄以厚望。
縈縈大者,當推兩國大專文憑互相承認為最重要議程。此議在首相納吉六月訪華時已大致談及,但卻是頻攻龍門,尚欠臨門一腳,沒有付諸文件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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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六十或萬年也只是數字之別,北京官方並不在意。問題在于既然中國國家概念,始于浩瀚無比的歷史,經歷各段時代逐漸演化而成,自然也無法確定那年那月那日出了「中國」,何以又以「60年中國國慶」命名之呢?這與中國獨特歷史分割不了。
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文明歷史從無間斷的國家民族,這是她值得驕傲和他國羨慕的。她因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不斷更迭而傳承,遂有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秩序。更因漢族治史比別族更講究而有二十四史,整個民族也與生俱來地承接了如此統一的歷史概念。這也導致今日繼承中國法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變相地成了歷史上的一個朝代,她的六十年也等於中國的六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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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認定,他與胡耀邦改革半途犧牲都敗鄧小平之手。他也認定,改革議程阻滯多難都拜保守派之賜。鄧很致命,但乃導師;保守派很要命,干擾圍剿但騷不到癢處。
不過,所謂的保守派,與中國慣用的左派或右派等名詞一樣,都定義模糊,內涵不明。趙書也出現這種狀況,讀者若不熟悉當年中央形勢很難看清脈胳。
趙紫陽所說的保守派,有時又叫左派,其實兩者在定義上並不相符,但大家都用它泛指所有堅持毛澤東舊制或文革路線的幾批元老。這些人不一定同一陣營,甚至可能自相矛盾、內部對立,但一致敵視胡趙或鄧的經濟改革,卻畏於鄧的權威,而又與鄧有同樣的反對思想自由立場。敵中有友,友中有敵,錯綜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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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胡耀邦與趙紫陽這個「鐵三角」,本是「四人幫」倒台之後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寄望。但是組隊不到十年,胡、趙相繼倒台,改革工作最後還是由「最偉大的工程師」小平同志九十掛帥,完成任務。
根據趙書的描述,鄧胡趙三位同志的性格看法各異。可能礙於改革當前求同存異之需,大家都沒宣之於口。1980年胡任中共總書記及趙任國務院總理,中國就在新舊左右繼續激烈鬥爭之下,由鄧小平領導進入「後毛澤東時代」,跌跌撞撞。最終,改革的熱情抵不住歧見的撕裂,胡耀邦在鄧的指示下辭職。1987年的胡下趙上,舖設了趙更上一層樓升任總書記的康莊大道,實際上是預埋了兩年之後趙也因歧見撕裂而被鄧棄擲下台的伏筆。
所以,87年取代胡,還流傳了各種趙氏對胡的下台落井下石,以及置最後一根稻草的謠言。趙深感不憤。其實,面對保守力量的包圍,少一個胡耀邦,加劇險峻形勢,趙的工作反而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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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140人死亡的維漢衝突顯示了中國民族之間仍深藏的矛盾。而不管事件到底由誰挑起,衝突雙方誰對誰錯,中國已經因此蒙受莫大損傷。
中國一直致力調和漢人與各少數民族的鴻溝。實際上,它在新疆、西藏等「民族事端頻發區」的撥款花費是非常「慷慨大方」。有的計劃甚至不符合經濟效益,只求「促進民族和諧」。
這次發生衝突的新疆,中央政府也是一廂情願地搞經濟建設,摧枯拉朽地把傳統民居以新式高樓取代了。本意是給世代貧窮的維吾爾族改進民生,但卻很容易曲解成民族文化的摧殘和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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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願意與否,六四事件是中國政府不能迴避而必須面對的歷史。儘管今日中國達致高水平的發展、卓越的政績和空前的盛世,中國人民也廣受政府良好統治的福澤,甚至世界經濟也拜中國支撐而立於不敗,但六四烙印太深痛,不能因為其他成績而「功將過抵」,輕易抹掉。
所以,世界還在感激中國拯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卻又反過來質問六四事作的交代。
正在此時,六四事件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的回憶錄香港上市,又令北京頗為尷尬。雖然趙氏已逝,也完全沒有政治影響力,但趙氏以及他的書對中共統治的道德與良知,是一種無形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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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金像獎無關政治,而今接近六十歲的女星鮑起靜奪得最佳女主角更無政治意味。這次將第二十八屆香港金像獎扯到政治,不是無限上綱,而是感慨於意識形態爭執幾十年卻打不過和平崛起的大趨勢。
鮑起靜得獎,某個程度上代表了香港電影的左右兩個流派,重歸統一。鮑起靜上台領獎激動流淚,也許是觸及個人奮鬥的感受,但當年熱捧她的電影《小當家》、《三個十七歲》的擁躉們通過電視看到這一幕,卻想到了四十年來政治氣候轉變的無常,而萬般滋味在心頭。
所謂左派電影,起初是五十年代反映香港低層市民生活或反日侵略及古裝歷史等較寫實的電影,以當時的長城、鳳凰(華語片,以及港聯的粵語片)為代表。六十年代大陸激進化,狂吹文革風,健康電影也滲入意識形態而大量出品工廠工人與老板抗爭的電影。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街頭暴動,還有不少鮑起靜的前輩如石慧、傅奇上街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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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的更動已經久違。三十多年前一輪風火地改用簡體字,天翻地覆。經過沉澱,現在一般華人的文字使用基本上都已規範。沒想到全球化與兩岸互動又產生了簡、繁兩體漢字混雜交錯,而致非規範化的現像。它必須新一輪的研討來解決,進而再立漢字發展的里程碑。
中國社科院放話,新一論的改革將在{「漢字復繁」或「更加簡化」的兩條路上研討。卻沒有想過,簡繁合併、去蕪存菁是否是更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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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感情糾紛,日益複雜,也許是改革開放、泛自由化的結果,但也似乎是必須付出的代價。因此,不能因噎廢食而開歷史倒車。所以為了繼續開放,提升法律、警紀、人倫、道德,變成及時克制社會亂象的必要手段。
去年,貴州省貴陽一宗兩名男學生與一名女老師的三角戀情殺案開審,轟動一時,案情錯綜複雜,還牽扯了地方鄉鎮風氣,以及司法如何在道德與法律之間作介定等中國開放社會的新問題,是中國當局從中吸取和學習的非常珍貴一課。
中國《三聯生活週刊》長篇報導,我將之摘取到馬來西亞《東方日報》刊登,並也上戴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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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宮鼓樓殺人事件,即沒導致中美對抗,又不是恐怖襲擊,所以驚擾一陣之後,就在奧運的歌舞昇平之中,為人遺忘。如果不是美國《新聞週刊》近期圖文並茂,舊聞新炒,它只能當成小意外,堆進刑事檔案,就結案了。
如果死的不是美國遊客,如果中國瘡疤不是最受美國好奇追讀的資料,這宗3個多月前的蠅頭小案,絕不會勞動到《新聞週刊》特遣記者明查暗訪,把久逝記憶重新喚回。
但是,美國刊物儘管另有所圖,它卻揭露了鐵一般的事實。中國社會近30年的改革的確扭曲了人格、敗壞了社會、產生了專權時代都不曾有的罪惡。這也是批判中國改革的最有利和最佳武器。
這篇鼓樓謀殺案報導並沒開出解救藥方。但是它平舖直敘之中,道出了悲涼與無奈,也突顯了中國弱勢群體被邊緣化的可憐。一般平民百姓始終如一照舊生活:還是那個中國,還是那個共產黨。但政策悄悄改、地位轉移,昔日英雄今日狗熊,已由不得他們選擇。所以,適應不了的就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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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是中國共產黨立國以來,身兼共產黨主席及政府總理的唯一領導人。他一身兼兩職,比起都只單挑主席或總理或只是副總理的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都更高位階。但比起這三人的爍古耀今,他又似乎寂寂無聞。有時甚至無法令人想起他在中國政治扮演過什麼角色。
他就在毛、周、朱(德)1976年驟然同期去世、左傾思想瀰漫、權鬥凶狠無比的年代,擔當了權力轉移的關鍵工作,卻悄然無聲地沒有受到史家關注。沒有他,或沒有那樣人格思想的人在那個歷史時段出現,中國或不會有今天。
華國鋒雖是毛澤東晚年時代欽點的繼承人,但他下無堅實基層,上無顯赫戰功,身邊卻圍繞著「四人幫」或延安時代和長征時代的大批毛澤東信臣。莫說推動新政和統管崇高威望老毛留下的諾大中國,就連保住身家性命,都沒把握。他唯一比較有威力的登位「法理依據」──毛澤東給他的遺言「你辦事,我放心」──也只是半副委託而已。因為「四人幫」被捕上庭後來指露,華國鋒巧奪毛澤東遺言,只顯有利的前六字,卻隱了更重要的後六字「有事情,找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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