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安雨林

我懷著這樣的偏見來到S老師家樓下。一個年輕男孩為我開門以後帶我上二樓， 告訴我今天沒有課，要我稍等一下S老師。我在等待的空檔裡環視這個兩間店面打通的空間，發現這裡正像P曾經對我描述過的，『有好多好多張桌子。』P記得，當年她在此處補習時是與其他數個學生一起圍著一張桌子，跟著一位助教偷偷摸摸地學中文。 我的目光接著掃過靠牆五六個高矮不一的書櫃，發現架上多是台版書，有新有舊，有八零年代及之前幾位外省作家的散文、 大眾心理叢書、 <我如何考上台大>...等等。直到在第三個書櫃裡看到洪範舊版的<昔我往矣>， 以及旁邊的兩本遠流電影館關於民族電影的書，我才開始覺得這個S老師可能是個有趣的人了。

訪談伊始，我和S老師交換名片。 他示意我在一排長沙發上坐下來，自己則坐在沙發的末端最靠近樓梯口的位置。 略為把自己坐的那塊沙發略往外移後，S便與我隔著一塊沙發的距離不完全地面對著面，談起話來。

我們的談話先圍繞著這個補習空間、教學狀況，間接穿插我的基本資料。 但很快地S就給了我一個大意外。原來，在印尼禁止中文的年代裡(1966-1998)，S老師的教學風險完全由自己承擔，沒有得到台灣的任何幫助。 而他對於台灣的什麼代表處也不抱期望，更從無往來。 「連要登記一個補習班都沒有辦法， 推推託托，」S說。 我問登記什麼， 為什麼要登記？ 「好像是註冊成一個…」S老師一時找不到適當的辭彙， 「但意思就是不承認嘛，」 他強調。 「註冊成一個海外華文教育機構嗎？」我試探性地問。「 是的。」S回答。 我回應自己剛到印尼時想做僑民登記， 駐印尼經貿代表處的人把我的電話轉了又轉最後告訴我現在已經不做這樣的登記了， 他們的解釋並讓我覺得原來自己的要求好像還挺奇怪的。 我加上一句：「 他們自己的位置大概也很尷尬吧， 所以做一事不如少一事。」 S點頭贊成：「自身難保啊。」

那麼xx同學會的人呢？ 我接著問。
『他們只負責保送。』
對於赴台升學的人才培育有什麼著力？
『沒有。我這邊出事情被人檢舉的時候他們都不出面的， 都裝作不認識的樣子。...尤其是自己有事業人；因為怕麻煩。』

我在心裡告訴自己：碰觸到敏感的話題了。小心翼翼反反覆覆地問， 知道S老師這裡被檢舉過四次。 當時大概的情況是這樣的：

S老師從70 年代開始教中文， 剛開始是在學生家裡教。 20餘年前搬到這裡， 先買下的是面街邊的一間店屋。 從1980 年中期起有三次，平均每隔一到兩年，就會有人衝進來檢查取締。 這三次事發時，都正好有二三十個學生在二樓補習。 便衣情報人員也都是趁有學生離去傭人開門之際衝進門，直上二樓。 這時S就會讓學生到三樓去， 然後與警察就地談判， 花錢了事。 由於警察來的時間地點都掌握得很準， 所以S相信告密的不只是華人， 而且是與他們相識的人。

『我因為在公司上班有和警察官員往來的經驗， 所以知道怎麼處理。』S解釋。
他們敲竹槓敲得很大嗎？
『是啊。 比如第一次， 大概是我們一年的收入。但是要在這裡解決， 如果去到警察局送檢察官就落在他們手中， 就更危險了。』

因為接連發生了三次這樣的事情， 所以S老師採取了一些措施。於是，學生進補習班時得先走到巷尾， 右轉入屋旁的小巷， 通過一道鐵門， 進入屋後的小巷， 再由屋後鐵門進一樓。 S還在往二樓的樓梯口再加設第三道鐵門， 這樣就算樓下有人衝進來，也無法直接上樓。如此一來樓上的學生就有時間把中文課本換成數學或英文課本，躲避檢查。

最後一次檢舉發生在90年初期某年學年度的最後一天。S記得，因為那一年的升學團再過兩三天就要出發了， 所以他提前半小時下課， 讓即將離鄉求學的學生們回家收拾行李。 所以，當檢調人員在正常下課時間出現時， 補習班裡已經沒有學生了。 S在門口看見四個便衣警察， 兩個守巷口兩個進來問，便好整以暇地和他們在一樓談了起來， 承認自己以前有教，但現在早已不教了。 『因為沒有證據嘛，所以也不怕。』 S說。但是由他們露面的時機來看，可以再次斷定是由熟知內情的人告密。

另外還有兩次，是由一位便衣隻身來問。 因為沒有檢查行動， 所以不算檢舉，但是也得花點小錢打發。

由於以上種種風波，S老師坦承那時教書壓力很大。但他其實也並不期望別人來為他做什麼；『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違法的事情嘛。』 既然選擇要做，就得獨力承擔這些風險。

而如果S當年不付錢而被移送法辦，到底又會犯什麼法，負什麼刑責？ 我呆呆地問。

S的表情轉為似笑非笑， 停頓了好一下，才說這是『犯國法的事情。』 『這樣說好了，』他試圖解釋：『你來的時候大概沒有了，但從前搭飛機還沒入關前要填申報單， 上面規定武器、色情書刊、華文出版品等三種東西是不能帶的。』 的確，我想起2001 年隻身從新加坡飛印尼，在登機前讀了那項規定， 竟揣揣擔心起我手提行李中印著中文的茶葉禮盒是否也算是個違禁品。

S又補充，其實從前去台灣讀書都算違法。 S以前每年都帶學生去台灣唸大學，當時都得先飛新加坡或香港。因為印尼政府規定學生出國讀書得事先登記報備，而去哪裡讀書都可以，就是不許去台灣。 一行人的機票於是都只買到香港， 在那裡另準備一張機票到台灣。在L市機場也不讓海關人員知道是去台灣，一切就像在補習班裡唸中文，都得偷偷摸摸。

我於是也想起印尼友人F。當年他知道我來自台灣，立刻興沖沖地拿出自己的護照，翻到最後一頁，給我看那上面的一行字：『此護照持有人，身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官員，禁止進入以色列與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