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ERROR LOST

文本‧詮釋思想的詮釋 

藝術作品成為文本的概念若說是種當代眾生喧譁的狀態，毋寧說是藝術作品全然地開釋了眾多急切的詮釋者，作品（work）的概念成為閱讀對象的滑動，也就是說作品讓文本展開，而作品基本上變成是多文脈的抽象認識方法。然而這種認識論的擴張並不是空前絕後的，諸如人類學者Clifford Geertz在其文〈文類的混淆：社會思想的重新揣摩〉中談論的現象─社會科學的狀況進入了整體性的地圖重繪，關於我們思惟的方式已經轉變。然而有項前提勢必需要彰顯，若想要了解某項文本，似乎必先了解文本載以何物而獲建構，次之其傳達的意義方可被接收，那麼用智識思惟文本的方式，就只是知識菁英的難度，其餘在這之外的必須在熟悉這套模式的人那裡尋得協助，然而這事再尋常不過了，猶如羅蘭．巴特對文本的觀點：「文本並不停滯於文學大典，而且他並不是階級論的」。亦即，文本如可能成立的話，在他之外的基本上就是在他之內的，文本他成立於難以被歸類的狀態之間，換言之，文學以及當代藝術並不形成於某種典範之內，而總是要在典範之外創造成為可以被閱讀的普世性。 

文本的說法尤其未明的、成謎的正在此處，尤其在知識生產方式轉變之際，作品或者可以說是逃逸的。換個角度來說，我們不該把作品與文本對立化了，即便文字論述也在此限，就像棋盤上的運動一樣，文本是未名的棋譜，在作品與作品間，白子與黑子交雜的狀況之下他必須要去推動的是棋譜的結構，也就是可被閱讀的文本。然而能夠當下被感覺出來的這種類型，似乎已經不是當代的文本性格。換言之，我們根本不要去期待作品要與文本產生多大的關聯來散發多大的可能，諸如許多當代藝術作品要被承認的，他並不具有文本性，而是在逃離了某種在現實可能被推演的文本上頭去成立其作品，如果你願意去想像，越是亟欲創造文本性的，越是消彌了文本的可能爆發。或有另一種狀況，作品要在符合文本被議程化（agenda）的框架之內留點什麼，策展即是一例，然而策展並不圖存什麼，它也是著逃避文本的可能性格，僅僅意圖在網絡之外重新揣摩，因為其論述意義可在短時的被展覽結構保留下來，其現實性則否。 

尤其被我們所害怕的，揣擬能夠匯融眾家文類的分析者，究竟他想要幹什麼呢？專業的批判成員嗎？還是使我們先精神分裂之後再來分析？即便如Geertz談及的類比概念─以某種說法作為文本類比而試圖要建立成功論點的狀態─也不夠解決，“我們究竟想思想什麼”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文本除了在Julia Kristeva所稱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上更有意義，還有一層意思在於，文本的出現在於他散播的性格，他並不明確地去指向何處，同樣地，如果以意象來描述－他就像插立於海底的生物，在一處沈澱的平面上等待被截出或者抓取某物－作品(work)。 

事實在於，如果不再試著去懷疑文本是問題本身的話，那相信文本與相信神話、謬論的理由就沒有差別了，而且我們很容易地就對某些對建立文本性不遺餘力的作品寄與厚望，這樣地藝術環境積累過程也就拋棄了某些不存在或不再現、不可見的作品，因此文本根本上就是碎片化(fragment)存在的，即使你以為他以某些歷史脈絡站立優位，也沒有一種生物可以孤獨的掌控生態域，歷史也一樣，被遺忘的、被拋棄的、被標明為錯誤、荒謬、無可取的正是展顯了他的歷史貢獻，對於文本的貢獻，尤似斷裂而沈澱海底的不明生物。例如海參，他對歷史本身並無貢獻。



海參與文本 

如果餐桌上你吃上的海參料理令你感到美好，不是因為我們見著了海參的形象本身(海參的樣貌，如果真實的攤在眼前，你敢食？)，而是海參成為了食慾、肉慾的文本。或許這根本上是種對海參本體錯誤的想像，海參的樣子也根本就不是個良善的食譜對象。再者，假若你浮潛時見著了牠的身影，你與牠形成了某種距離，浮在海面的你與沉在海底的海參，文本的想像性再度勃發，也許你欲圖潛入海底將牠抓起來看看他詳細的面貌，這裡呈現了另一種狀態，因為你不太可能抓起牠，因為你浮潛在自身的脈流中，而且海參本身的反抗機制─吐出黏稠的乳膠狀液體或牠的毒內臟─會讓你的手包裹著一層難以除去的膠膜黏附在皮膚上頭、讓你摸了就中標。可以說明的事情是，海參就是一個多重文本的爆發點，必須要做到的，就是對之切斷其醜陋的面貌，以及引發牠的難纏的抗體機制，藉以我們對海參展現了最大的擁抱，而且是極佳的張開文本的雙懷。


Error的意識

去組織某些你認為錯誤的、厭惡的，以及在某些範疇內肯定會被遺漏/遺忘的事物，正是文本展現張力之處，但Error並非要對顯關於「甚麼是正確(correct)」或是定義No、Error、Lost本身的意義，而是說我們不再能僅置身於所謂的正確、準確的範疇裡頭發現新的文本，正也是在思維上的反逆突破了理想的文本狀態，策展以及藝術創作的意圖即是，NO ERROR LOST也在排列組合的辯證中。更誇張地，大剌剌的將海參公諸於陸地，多麼的瘋狂與失序。同樣地，更沒有所謂的中立、中間性可以使文本性有效的被感覺，就像說所謂的「政治正確(PC)」並不能保證偏見、歧視的不發生，有些時候當你稱一個人為精神病，比起你稱他為瘋子還要來的傷人，瘋子所帶來的負面效果反而具有正面意義，爆發某些不可能再現的政治性，瘋子就像開啟了幽默文本的現實版本(當然，弱智到智能障礙的轉換更是一例)。「還有甚麼觀點可以比站在中立的位置去指責敵對，然後弱智化對方，在倫理道德上更具說服力」，Zizek如是說。

 
最遙遠的距離 

就社會科學來說，文本某種程度滑動到了無法被範疇化的領域。一種我們要把見不得人的事物重新擺佈出來好彰顯文本的真實力量，實際上胡說了，也不可避免地製造了一些不可世的藝術作品，精緻化的無理頭與比較高級一點的荒謬性。所以既然來自於Error的想像為文本性帶來了多更多，“海參”也許不是那麼好的例子去對應於這檔展覽中的作品，然而前述的那個浮潛例子有點原則要浮顯出來了，就是那種距離的誕生才促成了文本性，無法回溯、不可觸及的現實原則，而經由狂想、臆測的態度去成立它，距離本身是重要的，就像“愛(Love)”本身並非要將對方黏在你身上，海參自己也不想把那些吐出物黏在你手上，不可不去推敲一下去愛的狀況是怎樣：愛不正是時常地製造錯誤，愛也使得現實法則遺失了，或者愛還很可能的拒絕了規範。要強調的不是精神分析層次的欲望邏輯，而是那個“拒絕納入被規範、被範疇化的動作”，並且愛本身也沒有所謂的真諦可以奉為聖旨，也只有不斷再拒絕愛的超過與堅持愛的距離，文本性才得以持久的呈現。

因此，如果互相有愛意的話，那就是一個最佳的對話機制。而前提是，去斷了你可能被辨識出來的背景、立場、願望與你以為你正在愛的那個狀態，好好的去嘗試一些錯謬的規則，以及一些被時代所遺忘的倫理或卑鄙法則。若否，如果你認為根本就沒有愛存在的話也無須傷心，因為那句爛台詞要變態下去：「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其實就是愛你的就在你身邊，而你根本不知道你被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