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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Chiao-Lin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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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09
2007
隨著台灣逐漸邁入人口老化的時代，姑且不論咱們台灣是不是發達國家、是不是真的開發了，人口數值的演變影射一個國家將來發展可能的總總問題。人口逐步的老化─65歲以上的人口呈倍數的增長，其意義在於數學比例的消長做為社會的結構分析，以離析出一個經濟的、勞動的恐懼，在這些使人訝異的人口報告之中，處於65歲以下、15歲以上中間段的這些人口，擁有經濟能力、獨立生存與勞動力的人不斷的縮減，而他們所要擔負的正是處在人口年齡曲線兩端的老小。
文 / Hao
羅喬綾作品裡頭的社會關係，就在人口的兩個端點上頭開展了─孫女以及祖父、母。如果給些距離的假設，100年前的台灣社會或者位於東半球西南部的非洲，在過往的歷史中，為人父母的總比含飴弄孫記早一步進了棺材，他們根本來不及看到孫字輩就闔眼死去，當然這種假設太過虛偽，然而在一個成長的歷程中，經驗與感情的跨距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們對於祖父、祖母的感情，要加以隱喻的，是我們對父母離場的反應，而按照數學家的分析，台灣人民的社會結構在對於我們上一輩的感情中，委婉地哭泣著，而且很可能的，在將來，我們只有更老的父母和祖父母(卻沒有孫子來和我們一起拍紀錄片、電影或者VEDIIO ART)。
羅喬綾的錄像作品裡呈現的這種跨距倫理感，父母、祖父母之於他們下一輩的關係，反應了社會資源內在能量的變異，也就是說從我們祖父教我們畫一筆完成的小鳥，到現在我們也試著，教他們我們比他們清楚的事物─數字：1234567890…所建立起的，是當代社會中所需要的這種情感結晶，阿公阿嬤之於他們的孫字輩，緩衝了社會生產價值的壓力，因為擔負著養育責任的經濟人口，在時間演進的原則下，呈現的並非一個無用的社會價值，我們發現了這個無可丟棄的關係可以媲美的，並非在電影《水蜜桃阿嬤》、《佐賀的超級阿嬤》、《有你真好》裡頭我們看到的強者阿嬤，那道德勸說與倫理的暴力，它反而在數不盡的數字中，由那個書寫者連貫起的社會資產。再回到人口老化的分析面向，數學邏輯隱含的資本關係，以及資本兩端點的失去與缺乏，並沒有根本的優位關係，祖孫倫理所呈現的是另外一種的資本建構，以資本建構資本的倫理觀。
因此，不得不說明的是那種書寫，不管是影像本身或是作品中化為痕跡的字母概念，如果呈現出優位的見解，書寫本身所隱含的真實不在場，也將只會是主從的倫理而已。有個最近的例子可以舉正，2008年台北雙年展中受邀的一位義大利藝術家Mario Rizzi，他過去的一件紀錄片作品《impermanent》，這部作品拍攝一位96歲的約旦醫生(Ali)講述其生命過程中許多的故事，包括他如何成為醫生、納粹在二戰期間的行徑等等。重要的是，透過Ali的口述，書寫本身(在影像與語言之間)並無法化約某種真實為真，同時語言似乎擁有某種優位，將影像所承載的紀錄性格變為語文的附屬(supplement)。
因此除了沒有任何語言為基礎的記錄片，語言都在文字、聲音的基礎上，不可避免的成為藝術品中倫理觀的利他主義，語言難以意外地在藝術品的溝通層次上進行回返，也就是說，當我們看待羅喬綾的作品，儘管他並非紀錄片的，任何一種書寫形式的觀察，並無法簡單地將倫理關係提升到意義的表面，這根本必須要對任何進行倫理感僭位的行動做一種譴責，排除在美學層次上的舊瓶新裝。
再者，羅喬綾的作品在書寫與文本的鏈結上，其影像與書寫的痕跡非僅本質性的對比，而更多地，放在詮釋的角度來說，作品本身重建了倫理文本的紀錄性，而在這類並非純然以紀錄片命名的作品中，紀錄性(documentarity)通常地對立於倫理、道德的辯證，或者根本地藝術作品的紀錄性先要跳脫語言中心主義，方能再接續上述關於其他學門的分析的模型，紀錄性因此有那足夠的空隙，去呈現關於社會性、政治性的問題，而作品中記錄性的紀錄性，同時亦是一件藝術作品對於廣大社會論述的詩意關係，做為隱喻，或者美學中連繫於文本的可能超越。
MARIO RIZZI, IMPERMANENT
http://www.rizziar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