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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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03文化交流史讀書會 第三次聚讀紀錄
導讀者：古偉瀛老師
整理人：石小石
導讀者：古偉瀛老師
整理人：石小石
閱讀文本：
Spiegel, Gabrielle M. “The Task of Historian.” Presential Address, 2009/02.
二戰後第二代的精神失落感明顯地不限定於個人，也不只針對猶太人，而構成了一個世代對於戰爭的歷史挫敗、及戰爭恐怖揭露的認識。而且我必須指出我並非唯一主張後大屠殺與後現代意識間可能關聯的史家，這現象始於Habermas對普遍意識的整理：在奧許維茨發生了至今沒有人考慮過(是可能發生)的事，改變了歷史中生命連續性的基礎。這個關聯也在Lyotard的《Heidegger》裡猶太人的換喻使用中不言而明，而”猶太人”作為後現代性的形象，即是在奧許維茨後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分裂以及打亂了我們存在、對知識提出質疑的暴行。在美國學者們如Dominick & Santner也堅持大屠殺具決定性的角色，其(造成的)餘波便是現代主義及後現代主義的分水嶺。Santner更激烈地主張基本文化規範和概念的後現代不穩定，特別是與認同及共同體有關的東西，若是缺乏了對奧許維茨之後生命倫理、思想的理解，就無法了解了。兩人都指出失落、死亡、困乏及哀悼主題的突出，以及滲透於後現代評論、寫作中(的哀慟)。因此，在語言轉折的前兆下，後結構主義的出現預示了伴隨人類歷史在科學知識與方法的庇護下持續進步信念的歐洲啟蒙運動、自信樂觀時代的結束，尤其是科學化歷史。
值得一提的是，單一世代受後結構主義及語言轉折影響而改變的經驗，似乎解釋了其出現於70、80年代的時間點，而非戰後的幾年。存活的戰後世代關注的是歐洲的重建，在美國則是冷戰衝突及麥卡錫主義的興起。或許除了流亡在外的史家(Pinkney在他1980年就職演說中提及他們對德國及歐洲歷史發展的影響力)，歷史研究的領導學者們對於戰爭及其餘波對歷史研究可能造成的影響令人驚訝地只給予了極小的注意。當歐洲努力修復社會組織，社會史首先佔了優勢，年鑑史學在歐洲大陸及美國的主導以及社會史普遍的影響力可標示這點。
直到60年代中葉至70年代中，也就是戰後第二代的成熟，我試圖描述的心理學才開始發揮作用。美國歷史學會就職演說直到1978年方提及「後現代」這個名詞，William J. Bouwsma演說「The Renaissance and the Drama of Western History」中也提到，是為了承認對於「我們現在進入了後現代\這個說法感到困惑。Bouwsma的確承認言語中「認識論的決定」[1]是人類理解外在世界的先決條件，文化在這意義上便先於唯心論及唯物論。(因為唯心論跟唯物論都是從某一角度去理解世界，而文化是理解外在世界的先決條件，故先於這兩者)，文化代表了各種相反的努力、給予了存在本身所謂語言學上的合法性，使存在可以主觀地去了解世界。[2]在這世界裡，人類創造性的實際來源破壞了人類對於超越的追尋(人性會追尋一種超越，但時空及本身的限制破壞了對超越性的追求，即是人無法脫離他所存在的文化背景)。而歷史做為一種建構的東西，便傾向成了一種使人誤解、有時候是有害的僵化、固定。
10年後，1989年David Harlan清楚地將後結構主義的出現歸類為歷史研究認識論的危機(關於何以知道歷史是客觀的質疑)，聲稱語言的轉折質疑了我們對不變的、可決定的過去的信息，危及了歷史再現的可能性，並瓦解了我們在時間裡認同自己的能力。結果使歷史知識化約成遺跡和虛構的斷簡殘篇，隱藏著本質上的空白。在1977年以前，Joyce Appleby在她的就職演說中直率地宣佈後結構主義和語言學轉折對史家及其大眾造成認識論的危機，並承認論述的後結構主義理論帶有的解釋性力量、她稱之為語言的暗示性密碼、及兩者在個人與社會的文化形塑的力量，但她同時也試圖更加肯定史家的領會─即歷史中具有不可化約的實證論元素，其力量來自於現代中過去的持續不斷地影響著我們，迫使我們再造。[3]
今天，在後結構主義及語言轉折的介紹後約30年，過分地在人類努力領域中系統化強調語言的作用引生出了逐漸增長的不滿，即便是有所理解的人，也認為這種情況太超過了。如William Sewell所表示的，有一對於把文化的概念作為象徵與意義的普遍反動，傾向相信文化是一實際活動的領域，充滿有意的活動、力量關聯、掙扎、矛盾和改變。從此看法來說，文化與其說是系統的結構(緊密具整體性)，不如說是儲藏著各種功能的倉庫、成套工具、實際理性的範圍、行動指引的策略 (觀念上的不同：文化從原先環環緊扣的變為一個可自由取用的工具箱)，藉由動員符號和象徵來找出行動者經驗的層面，這些經驗在過程中是有意義的、實在的。[4]
歷史因而被重鑄成一「有表演性質的詞彙」，在過程中符號發揮了作用，被用以指涉、詮釋這個世界。由此觀點來看，歷史研究作為社會分析的起點，因為研究作為一個在論述構成以及個人動機間發生的有意義的交集空間，(因為個人動機開始進行研究，研究時蒐集了資料、相關成果等等，從中找出意義加以詮釋，便是構成論述的過程，兩者便產生了交集)。這種個人首發的行為首先是主體認知的，是價值、優先順序、利益、行為的認知性重新整理，這些都是由我們的現有的論述、語言、符號系統所提供，但不是被完全控制的，仍可以被我們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