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曾說蓋監獄的目的在於〔眼不見為淨〕!
是的，社會上就是有這些人，我稱他們為病人．
自由刑之目的不僅在於施行應報，更該重於教育！
所以我國的矯治對策均以教育理念為主，以教化的方式矯治受刑人！
但～～～下面的文章的加害人真的是病人嗎？
我仍無法苟同他們是病人的觀念！
他們是社會的．．．渣．．．
真想對他們說～～～給我〔砍掉不重練〕！！！
ｐｓ．看完會想哭
我知道清晨喬喬回來過。
每天，我總是在清晨醒來，在寂靜中期盼聽見喬喬開門回家，再關門離家的聲音，她的聲音總是那麼的輕，可是我聽得出來，她在脫鞋、在喝水、在洗臉、在換衣服……，我以耳朵取代我的眼，以想像取代我的身體，陪她在屋裡繞過一圈。我總是在她關門的那一刻開始流淚，那一扇門，關上了我們的聯繫，也把我關在她的世界之外。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麼，只知道這樣至少我還可以感覺，她回家過。
她總是這樣，每天在台北街頭遊蕩。她知道，3天不回家，少年法庭的人就可能去抓她，所以她每隔2、3天會偷偷回來一次，有時換個衣服，有時洗個澡。起初，我試圖在她回來的時候攔她，可是我很笨拙，每一次的結果都是爆發更大的衝突。
我最後一次試圖挽回她是在1個多月前的清晨，我們又發生了大的爭吵，用最不堪的語言傷害對方，後來，我心力交粹地問她：「喬喬，告訴媽媽我要怎麼幫妳？」她冷冷回答我：「不需要！妳應該要幫的是5歲的李小喬！」
9年前，我的前夫，也就是喬喬的爸爸做生意虧損，一連換了好多工作，我也因此在原有的工作後兼差貼補家裡因為生意虧損的財務漏洞。那時候的生活很苦，可是喬喬總是像一隻小蝴蝶，在我身邊微笑、飛舞、說話、擁抱，讓我相信她是上帝派來的小天使，溫暖我的生活。
也是差不多在那時候，喬喬第一次哭著說：「媽媽，我好痛！」那時我緊張的抱起5歲的她，問她怎麼了？愈問，她哭得愈厲害，一直哭一直抽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我愈追問她就一直搖頭，椎心刺骨的哭，直說：「我好痛，媽媽，好痛，痛，好痛好痛……。」
後來，她常常不知名地哭，不知名地喊痛，我檢查她全身上下，找不出任何問題。幾次之後，我開始對她的大哭冷漠以對，以為過一陣子就會好了。
後來，她真的就很少這樣莫名的喊痛大哭，可是同時，我身邊那隻快樂的小蝴蝶就消失了，她變得鬱鬱寡歡，常常發呆，也很容易被巨大聲響嚇哭。我困惑於她的轉變，可是更忙碌於生活的經濟壓力，漸漸也就淡忘這件事。
一直到2年前，我才知道5歲的喬喬的痛來自於爸爸，爸爸從那時起開始對她性侵，一直到她國中，懂得以翹課離家逃離這段記憶，也逃離我的關心和愛。
這2年來，我常常夢起9年前她哭著說：「媽媽，我好痛！」那一幕。每次，我總是哭著從夢中驚醒，慌忙起身想去找那個滿臉淚痕的5歲喬喬，然後在30秒後發現，這件事已經過了，喬喬已經14歲了。可怕的是，14歲的喬喬的長相愈來愈模糊，5歲的喬喬滿臉淚痕的景象愈來愈清晰……。不斷哭喊著：
我好痛，媽媽，好痛，痛，好痛好痛……
後記:
「做了那麼久的諮商，照理說我應該很冷靜面對個案，可是當那個媽媽在我面前一直一直流眼淚的時候，我也跟著留下眼淚……。」 這是一個做了10幾年諮商的諮商師，跟我們談到好幾年前的這個案子時說的話，她說，那個媽媽遭受壓力以及心裡的創傷，早已超過她所能承受的了。因為我們的社會總把保護者照顧者的責任放在母親身上，一旦孩子受到性侵，特別是家庭亂倫，許多母親都跟這位媽媽一樣，感到自責愧疚與恐懼，甚至因為同時身為母親與妻子，不敢讓家人知道，也不明白可以向誰求助，只能默默承受強烈的無助與孤獨，承受不了也許就選擇傷害自己。 每年實際遭受性侵害的人數約有34,300人，這些孩子的母親(或是重要他人)都可能像這位媽媽遭遇類似的處境與煎熬。所以我們徵得這位媽媽的同意，寫下這個故事，她也希望因著自己的經歷，讓與她相同經歷的朋友以及社會大眾知道，這樣的悲劇絕不是身為媽媽的錯，而且妳不會孤立無援，因為當事情真的發生時，可以尋求專業的協助，像是勵馨隨時可以提供幫助。 後來，媽媽在勵馨蒲公英諮商中心，經過多次的會談後，她開始鼓起勇氣跟喬喬溝通，也嘗試說服喬喬一起來進行家族治療，但是倔強的喬喬一直不肯。所以在那2年多的時光，我們陪伴著媽媽面對這些愧疚與低潮，也協助她與喬喬溝通。另一方面，我們也將此事通報社會局，經由社會局的介入，讓父親負起應負的法律責任。 一個小孩受性侵，整個家庭都會受到嚴重的衝擊。在蒲公英諮商中心性侵害的諮商服務中，要陪伴安慰的，不僅僅是受傷的小孩，也是受創的大人，因為，大人需要的協助並不亞於孩子。我們期待，救孩子，也救那個破碎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