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報導，名廚生病了，住在醫院隔離病房。報導中振振有詞地寫著得性病、免疫系統失調、高燒不退、體重驟降、神秘住院，再加上性向問題引人聯想，拐彎抹角迂迴地繞了半天，就是寫不出明明已暗示地昭然若揭的三個字：愛滋病。

我們為何有權利對別人罹患的疾病捕風捉影指指點點？為何有必要根據一個人可能的性向而聯想他可能罹患的病症？為何有權利要求別人對他罹患的疾病開誠佈公？為何有權利根據這些可能罹患的疾病作道德判決？而如果明明心裡已經作了判決了，又為何虛偽地不敢說出口？

是什麼樣的病像佛地魔一樣，我們只能繞著圈子含沙射影地討論，卻不能提到它的名字？寫出來會被告嗎？寫「性病」應該沒有好聽到哪裡去吧？如果我們不認為愛滋病是一種應該難以啟齒的可恥事情，就不會連它的名字都不好意思說出口。也正是因為愛滋病已經背負了太多病毒以外的生活型態標籤與道德判決，我們才更堅信：它應該是不能隨便說出口的，因為它是一種最終極的汙名化標籤，與通姦、淫亂、轟趴等任何與性有關的負面標籤一樣可鄙，它絕不只是一種疾病。

有什麼樣的媒體，就會有什麼樣的閱聽大眾。當媒體自動通過已經內化而根深蒂固的價值觀進行報導的選材與執行，並在字裡行間毫不留情地透過因果臆測搶著作道德宣判，就已經為成千上萬的讀者作了潛移默化的教育。我們將因此繼續相信，愛滋病患者是應該被隔離處置的，他們是應該從社會中自慚形穢地自動消失的，也許直到有一天，疾病不明所以地落到我們的頭上來，直到我們發現自己終於也因一場病症而成了別人眼中的佛地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