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目的有很多,其中一個就是提升社會的流動性(social mobility/class mobility),即讓出生環境較差的人有機會去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教育可以提升一個人的競爭力,使一些天生有能力但環境條件欠佳的人可以有機會發展自己,改善生活。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機會去接受教育,因為我們普遍都認同一個人不應該被其出生環境影響其人生前途(life chances)。教育是給予不同的人同等的機會去發展自己,而最後影響這個人前途的應該單純是其能力和努力。當我們看巴西教育制度的時候,我們很自然會覺得這樣的制度不公平,因為有錢的人能夠獲得較好的教育,所以自然地前途會較好。相反,窮困的人因為天生較窮,所以根本沒有機會接受符合水平的教育,盡管有些人可能天生有能力,但因為環境因素而不能發揮,所以最終社會上貧富懸殊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同樣地,我們會認為西方的教育制度(also many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為人民提供一定程度的免費教育有助令制度更公平,本篇文章想要指出這樣的制度並不是一個完全公平的制度。

近三十年來,英國一直大力提升教育參與率。在高等教育這個範疇,政府把目標參與率定為50%,05/06的參與率就已經達到了43%。 如果教育可以保障平等機會和增加社會流動性的話,在提高高等教育參與率的同時,我們應該看到來自不同階層的學生的參與率有差不多成度的提升。而事實上在1981-1999年其間,來自低收入家庭(lowest 20%)的學生參與率只提升了3%,中等收入家庭(middle 60%)的學生參與率提升了7%,高收入家庭(top 20%)的學生參與率則提升了6%。當中的參與率的差距(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op and bottom 20%)由14%提升到37%(from 1981 to 1999)(Machin and Stevens 2004)此現象除了出現在英國外,也出現在很多其他國家。

由此可見,在提升教育參與率的同時,教育制度的主要受益人仍然是富有的一群人。這似乎有違”教育是推動平等機會”的這一原則。即使在發達國家,教育不但沒有幫助減輕貧富懸殊,加大社會的流動性(social/class mobility),反而使當中的不平等變得更嚴重。

有人可能會提出類似以下的論點來反駁:

1. 我們需要做到的只是”機會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而非”平等結果”(equality of outcome),所以在所有人都有平等機會接受教育的同時,我們純粹依照個人能力和成積來決定誰應該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並無不妥。

2. 高等教育有較多人來自富裕家庭並非不公平,因為這只顯示了來自富有家庭的學生較聰明/勤力,而且對高等教育有較大的需求(greater demand for higher education)

3. 基於這些原因,闊大高等教育參與率並不存在原則性問題。

表面上來看,這是很強的一個論點,但這論點並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暢銷書Freakonomics就提出過父母的教育對孩子的成功影響很小,相比起來父母是誰比起父母怎樣教孩子的影響來得大。(ibid Chapter 5: The negligible effects of good parenting on education) 證明孩子的背景對成功與否有很大影響。最近這個論點被英國一個機構Sutton Trust的研究所確認。這個機構指出英國的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在1970年以來一直都沒有增加。 LS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研究人員嘗試研究這是否和收入因素有關,他們以2000和2001年出生的小孩作研究對象,得出以下結論

The report said: "Children in the poorest fifth of households but in the brightest group drop from the 88th percentile on cognitive tests at age three to the 65th percentile at age five."

Meanwhile those from the richest households who were among the least able at three moved up from the 15th percentile to the 45th percentile by the age of five.

根據這個趨勢,只要到7歲有較有錢的學生的成績就會超越環境較差的學生。研究又指出有44%來自最有錢家庭(income top 20%)的學生能夠獲得大學學位,同時只有10%來自最貧窮家庭(income bottom 20%)的學生能獲得大學學位(2002)。

Lee Elliott-Major, from the Sutton Trust, says the environment a child grows up in is all-important.

"Parental background is so dominant in terms of predicting and influencing people's future prospects," he said.

如果這研究結果正確,那很明顯地教育(最少現行的教育制度)並不能有效地解決跨代貧窮的問題,而且也未能完全達到”推動平等機會”的這一原則。現行的教育制度只保障了form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y而非effectiv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要理解兩者的分別並不難,舉例說,所有人都有權參加golf club;在法律上來講,每個人都有form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去參加golf club,但實際上付不起錢的人就不能享受這種運動,對於這些人來說,他們並沒有effectiv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去參加golf club。

為甚麼我要長篇大論的帶出這一點呢?我想要指出的重點是教育非但不能解決跨代貧窮的問題,反而增加了其嚴重性。以英國為例,大學畢業生和非大學畢業生的相對工資由1980年的1.48升至2000年的1.64。這使大學學位成位改善生活必需要具備的基本條件。同時間,大學生數量的增加主要令較富有的學生受惠,結果反而深化了貧富懸殊的問題。

在香港,在所謂的band one 學校中,大部份的學生都來自中產家庭。比較傳統的名校如九龍塘區一帶的學校,基本上就是非中產以上都不能入讀,結果變相成了”貴族學校”。單單指出這些人並非”全部”來自中產以上家庭並不能反駁此論點,問題在於來自於環境較差的家庭的學生在這些學校屬於絕對的少數。這些都和英國的情況一致。更深一層的問題是某些傳統名校在語言方面的陪訓比其他學校要好很多,這樣更加使不同學校的學生得到的教育質素有所不同,導致將來長遠的人生前途有所分別。這點上面,正正是巴西教育制度問題的縮影。

要解決跨代貧窮的問題,並不能單單靠教育,最起碼不能以現在的方式去盡行。在很多貧窮家庭的家長眼中,他們以為問題是來自於純粹的金錢差異。所以我們最常聽到的論點都是如:

因為他們有錢,所以
1. 可以為孩子提供更多的補習機會, 使他們成績更好
2. 可以學習其他才藝,如音樂等,使他們更有競爭力
3. 有更多旅遊的機會,所以有更廣的國際觀

而新聞最常報導的也是一些窮困家庭沒錢讓孩子學習才藝的情況,結果造成的錯覺就是有錢就可以解決問題。

在高等教育方面,經濟學家普偏會以年輕人沒有抵押品所以很難借貸為理由,提出要政府出資提供學生資助,令這些學生能夠有機會進入大學。

這些論點都並不完全錯,而且的確有很多和教育相關的問題是來自錢的問題。可是錢,並不是為一的問題。Brown(2003)和Brown and Hesketh就提出過單單靠提升高等教育的機會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

”Those from higher socio-economic groups have ways of fighting back, through acquiring additional human capital (for instance, via masters degress), plus accumulation of a superior stock of social capital – networks, 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skills, and a range of personal attributes (for example, dress sense and accent).”

真正影響這些孩子機會的並不單是金錢。一個人的成長背景,其經歷也是很大的影響因素。

1. 在屋村長大的小孩子,父母多數都是收入比較低,而收入和學歷又有某程度的correlation,這些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所接觸的人很多都會是一些背景比較複雜的。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古有孟母三遷,不難看到環境對孩子的影響。

2. 即使孩子的父母是會教子女的人,在其成長過成中難免會缺乏接觸中上流社會人士的機會,這樣對其日後與人相處有深遠影響,繼而影響到前途。如果一個人自懂性以來所面對的人都是經理級以上的,他在日後面試時應對和談吐自然會比較好。

3. 以上一點又聯繫到networking的問題。Easy jet的老闆就曾講過:”If you want to become successful,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to have is a rich dad” 比較沒有這麼極端的例子,就是不少人都會安排子女去做internship,家境較窮的學生就缺乏這種優勢。

4. 另一個方面來說,生活習慣也是一個很大的分別。簡單來說我們可以稱之為McDonalds與西餐廳的分別。前者都是西餐,但你就沒有機會學到基本的table manner 和 挑選餐酒的技巧。

這些都可以解釋為甚It is who your parents are that matters.

當然,如之前所說,錢也是一個大問題:

1. 一個有自己一間房的學生和一個要坐在飯廳中間工作的學生成績就肯定會有所差異。

2. 錢可以買機會。當我們集中於分析單一教育體系時,我們都忽略了有錢的學生並不一定要留在體系內。近10年來香港人到外國留學的人數就直線上升。在香港會考或高考失敗的考生,背景不同命運就有很大的差別。有些人可能要放棄學業去工作,或者選讀副學士,但相對有錢的學生就可以選擇出國留學。高考5F到英國考A-level獲得5A的例子並不算罕見。透過這些途逕,很多人甚至進入了國際級的名校。重點是這些人不是因為特別聰明才能到外國讀名校讀書,只是因為他們特別有錢而已。相比起來,對很多在香港讀書讀得很傑出的學生來說,到外國留學是遙不可及的夢。
一個外國undergraduate學位大概要100萬港幣(400多萬新台幣),如果提早兩年到外國讀private school,最少要多花60萬。總體投資大概就要160萬港幣(640萬新台幣)。以一個普通畢業生平均工資HKD$11000計算,我就假設從外國回來可以多20%,即約HKD$16000起薪,單是要賺回HKD$16000就要100個月即8.3年。如果扣除生活開支和160萬所放棄的投資回報(以2%來算,8年的複式回報為17.2%,即約27萬5千元),最少大概要10幾年才可能回本,如果把中間的工資提升都算進去,就當要8年才能回本吧。(這已是非常保守的估計)

由22歲畢業到30歲其間工作的收入基本上都是付回教育投資成本,在此以後才是真正的收益。以30歲後工資x3來算,大概有57.6萬淨收入一年,扣除生活開支,假設每年剩下20萬。如果以一棟物業值300萬來算,3成首期要90萬成本才能置業,即到35歲才有能力開始供樓,以供20年來說,要到55歲才正真擁有物業。根據某大銀行所講養大一個孩子要400萬,我不知道這個人如何有能力養下一代。由此可見在外國讀書要收回投資成本是需要很長的一短時間,與其說是為了前途,不如說是中產保持身分的一個方法。

寫了這麼多,我想做一個總結,

1. 現行的教育制度並不但不能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甚至使社會流動性進一步下降。單單加大在教育的投資並不是辦法,在未來的教育發展方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因素。

2. 發達國家的教育制度只是巴西這類貧窮國家的縮影。現行的教育制度間接地使跨代貧窮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長久下去會導致更嚴重的社會分化。

雖然這不是本文的寫作目的,但在教育政策方面,我覺得有幾點可以考慮,

1. 在升中的過程中不要純粹靠成績來分派學生,因為這樣只會使學生成績的差距擴大。

2. 如果可以加大推行小班教學,應該嘗試鼓勵學校在中學時不要以成績分班。

3. 可以有條件地向成績好的學生提供貸款,使其有機會到外國升學。形式最好以income contingent loan的方式來進行,20年後未能歸還的debt就write off.

如果我們不嘗試去改變目前社會的運作模式,當跨代貧窮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時,將會為社會帶來很多很嚴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