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部落化

（本文刊載於《社會理論學報》第十三卷第一期，2010年春季）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黃厚銘

壹、前言：對話的意義

很高興湯志傑很認真地寫了一篇文章來回應我對他的批評，尤其是當我在北京建議他精緻化其煉磚、蓋大廈的比喻時，他原本跟我說，寧可把時間用在做出經驗研究來，但他終究還是精緻化了此一比喻，這可見於他先前文章所沒有的藍圖概念。我也很高興，經由這樣的對話，湯志傑在回應我的文章裡，開始用比先前更多的篇幅向社會學主流表白他的立場，也給予非實證主義的經驗研究與理論研究者更多的肯定。這都是我所謂的建設性。

我和湯志傑的對話凸顯出兩人之間的相同與相異之處，反映出我和他是在很類似的位置上對不同對象發言，才引發這樣的交鋒與對話。

簡單說，湯志傑跟我儘管都從事經驗研究，但基本上也自認是對理論研究比較友善的。然而我們之間的差異在於，湯志傑可能在經驗上看到理論研究者會批評經驗研究者沒有理論，或是，以我對他所處環境的猜測，更可能是經驗研究者告訴他，理論研究者是這麼批評經驗研究者的。而為了群學爭鳴、為了弭平這樣的裂痕，湯志傑之前寫的幾篇文章，主要訴求的對象是理論研究者，或至少比較重要的部分在此。他對理論研究者的建議有二：一是不要自我矛盾地批評經驗研究者沒有理論；二是做出有說服力的經驗研究來，乃至於他還主張只需要少數人有特權做偏向後設理論的研究。對於第一點，顯然湯志傑不是指我，而我的立場也不是這樣，所以湯志傑並沒有引述我的話。的確我也認為，所有的經驗研究都有理論，即使是紮根理論也是自以為放空、沒有理論預設而已。但在不爭辯其事實性的前提上，我會說，即使確實有這樣的批評，這些人也只能在邊陲如此私下罵罵而已。套用湯志傑在文章最後對「定於一尊」的樂觀態度來看，我會說，即使有這樣的批評也不會改變些什麼、對台灣社會學主流也沒有什麼威脅性，因此，不用太在意、擔心，也不值得他花時間寫文章來說服他們。但對於第二點，我卻要說，我不同意，我覺得這是過度要求、也有礙群學爭鳴。

相對於湯志傑以我眼中弱勢、邊陲的理論研究者為訴求對象，我的對話對象卻是主流學者。我是在群學爭鳴的構想下，提問理論研究是否應被當作群學爭鳴的一員？而我的提問是基於台灣社會學兩大主流期刊，理論性質的論文大多被歸類為研究紀要或研究議題討論的事實──而不是理論論文刊出的多寡之數量問題。這提問的前提是兩大期刊（主編）的公開與書面聲明，主張研究紀要或研究議題討論是文類，而非次等論文。據此，我所要凸顯與討論的是，兩大期刊對理論研究的歸類所反映之對研究的看法。也因此，我的論述既然亦是在群學爭鳴的構想下思考，也就毫無否定經驗研究、乃至於否定實證主義的意圖，而只是要證成理論研究的地位與正當性。循此，我主張，既不應要求理論研究者做出有說服力的經驗研究來，也不應認為理論研究，或是後設理論的研究只能是少數人的特權。

這一點又會進一步凸顯出我跟湯志傑的差異：其一是，理論與經驗之關係。我主張理論與經驗的關係是理論先行。尤其單就理論與經驗研究的關係而言，如前所述，我從未主張經驗研究沒有理論，而是經驗研究不知道已經預設了理論觀點。這是因為，被預設的理論觀點不是源於研究者本身的經驗研究，以致經驗研究者誤認自己沒有理論觀點。甚至還可能因為把經驗窄化為經驗研究，而否認植基於經驗研究以外的理論存在，或貶抑其存在價值，進而否定其為研究、並將之視為研究議題討論或研究紀要。相對於此，湯志傑在這篇回應我的新文章裡主張理論與經驗之間的關係是循環的。

其二，在理論發展模式上，我主張理論發展雖然也可能是基於經驗研究，但也可以是基於經驗、或是基於對他人理論的闡釋、發明與對話。最後這一部分算不算有經驗基礎，可以爭議，但這樣的理論發展模式卻是存在的。在此我做了一個區分：經驗與經驗研究。而後兩種理論研究，就因為不是基於經驗研究，而被否定為論說文，亦即不是研究、只是研究議題討論而已。相對地，湯志傑主張社會學是經驗科學、理論要有經驗指涉、要觀察社會、並要求理論研究者做出說服人的經驗研究。但他所謂的經驗指涉有時是指必須要有經驗研究為基礎，有時卻又比較像是要求把理論應用到經驗研究來。

此外，湯志傑無法接受的是，我主張他的看法有實證主義色彩。我必須聲明，實證主義對我來說並沒有貶抑的意思，否則就違背了我自己順著群學爭鳴之脈絡思考的初衷，我只是藉此要對比出非實證主義的理論與經驗、或與經驗研究關係──也就是理論先行、以及存在著基於經驗、基於對他人理論的釐清、發明與對話來發展理論的理論發展模式。

以下則是我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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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本土化[1]
（本文刊登於《社會理論學報》第十三卷第一期，2010年春季）

黃厚銘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於說明在台灣社會學主流的質化研究﹐其實是一種實證主義式的質化研究﹐其所構想的社會學本土化也是實證主義式的社會學本土化。其本土化構想雖有別於量化研究學者素樸的“研究對象本土化”﹐而不只是以本土經驗驗證與修正西方理論﹐但在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上﹐仍是一種經驗歸納的本土理論構作方式﹐因此才大力推崇紮根理論等研究方法。本文據此主張﹐並非所有的質化研究都是反實證主義的，當然﹐理應也並非所有的質化研究都是實證主義式的，可惜的是﹐台灣的部分質化研究者卻不自覺地接受了實證主義者的標準﹐而只能被量化研究者視為是次等的﹐沒有驗證效果的經驗研究﹐僅能做為探索性研究而已。然而﹐也因為實證主義的質化研究學者和量化研究學者共享著實證主義式的社會學本土化構想﹐以致否定了社會學理論研究在社會學本土化﹑乃至於在社會學的價值與貢獻。本文企圖藉著提出社會理論與社會學理論的理念型區分﹐一方面翻轉理論與經驗的關係﹐另一方面﹐確立社會學理論在社會學的自我反省中不可取代的地位﹐進而肯定從哲學人類學與思想模式進出西方社會思想﹐在社會學本土化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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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是藉由速度的概念來重新理解幾位重要思想家的思想，論證速度概念乃是他們省思現代科技及媒介的核心概念，進而指出速度概念是掌握當今社會文化特性的關鍵之一。而為了凸顯速度概念的重要性，本文從Heidegger有關科技與人類之間的存有論著作入手，取徑McLuhan關於傳播媒介對社會文化影響之相關論述、Stiegler有關技術、速度與時間之間關係的討論，以及Virilio對即時性電子媒介的速度學分析，逐步證成本文的主張。進而延伸 Heidegger的技術存有論，提出速度存有論的概念，凸顯速度與人類之間乃是一種涉及人類身體與存有本質的風險關係。換言之，人類的本質乃是由工具、科技的使用所界定，而追求速度又做為科技進展的重心，但缺乏自覺的加速卻也蘊含著失控的可能性，尤其即時性電子媒介的發展更可能危及人類的存有本質。更清楚地說，人類對科技的控制能力永遠是落後於科技的進展，而正如Stiegler與Virilio所指出的，在即時性電子媒介所主導的當代，此一時間落差在即時性（real time）壓縮真實空間（real space）、促成全球化趨勢的同時，不僅風險的規模更為擴大，也可能更為迅速，乃至於風險的內涵亦更深刻地指向人類的存有本質，從而危及人類做為人類的根本。

關鍵詞：技術哲學、海德格、麥克魯漢、維希留、史蒂格勒

ABSTRACT

With the concept of speed,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fres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ought of certain thinkers in order to reflect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 society. Starting from Heidegger’s ontology of technology, the author tries to reinterpret the media theory of McLuhan, Stiegler’s book on technics, speed, and time, and Virilio’s dromology to illuminate tha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speed is one of ontological one with its risk regarding the essence of human nature. However, with the advance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media to the instantaneity of real-time, our ability to control this development always lags further behind the immediate happening of the risk and the speedy change of technology and our social, cultural milieu. In order not to lose control of this process of speed-up,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elaborate the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contents of ontology of velocity to capture the mechanism of this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Heidegger, McLuhan, Virilio, Stie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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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說明】

這是台大歷史系的周婉窈教授為陳文成基金會舉辦的「我的三十一歲」接力串寫活動所寫的文章。今天我也恰好在電視上看到立委邱毅批評降級回任國安局駐歐盟代表許惠祐的說法，批評他忽藍忽綠、左右逢源。我不認識許惠祐，因此也不敢論斷他，當然也無意替他保證什麼。但對我來說，比較重要的是，邱毅的說法所反映的是，堅持藍綠二分鮮明的（敵對）立場，居然成為一種美德。而這恰是台灣目前藍綠惡鬥、對政治立場不同的同胞恨之欲其死的原因與反映。反之，我想，跟邱毅一樣持這樣立場的人，永遠不會了解台灣的民主人士長期以來究竟是在奮鬥些什麼？所謂的挺綠學者，像是李明璁、范雲等人，為何會連署七一五宣言批扁？以前是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簡錫堦，為何協助施明德教導紅衫軍非武力抗爭的知識，後來又受邀在野草莓學運演講？紅衫軍的賀德芬教授與魏千峰律師又為什麼在野草莓學運期間召開記者會批判國民黨版集遊法？對邱毅這些人來說，這叫做投機或是沒有堅定信念，只因為其實是他們自己被藍綠的眼鏡所綁架、所蒙蔽了，而以為這世界只有藍綠兩個顏色而已。

我經常說，因為民族主義都是建構而來的（不信的話，請看國父孫中山先生如何在革命期間主張驅逐韃虜，在革命成功以後卻呼籲五族共和？），所以我不相信中華民族主義，也不相信台灣民族主義，我只相信民主。也很遺憾，有些人所謂的民主與言論自由，正是止步於民族主義，也就是統獨，這不管政治立場藍綠都有。相對地，我認為台灣或中華民國的所有人做為生命共同體，都一起面對著中國無所不用其極地試圖用飛彈等武力威脅與外交打壓，來剝奪我們現在所享有的民主體制，以及我們用民主方式決定自己的認同與前途之權利與權力。而只有我們都承認政治意見不同的同胞有其神聖不可侵犯的言論自由與民主權利，我們才可能團結在一起，一致對外捍衛共有的民主體制。而這也是我一直希望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所推動的。也因此，我反對因痛恨台獨份子數典忘祖，而以司法迫害的方式打壓他們（但我支持嚴辦貪汙，也厭惡操弄族群），也反對不承認以民主方式當選的馬總統，而用一些不雅的詞彙辱罵他。

底下是我在plurk上回應我朋友的一些話，一方面是呼應周老師的文章，談為什麼到現在還要追究陳文成事件、二二八事件、乃至於林宅血案的真相。另一方面也是更清楚說明我做為一個大學教師的自我定位，算是藉此反對現行的行政中立法，已經侵犯了部分學者在課堂以外，做為一個公民的政治權利與言論自由。

「把陳文成或二二八家屬鍥而不捨追求真相的心情，簡化為別有所圖或被政客利用來謀取政治利益，是毫無同理心地簡化了他們親友死得不明不白的傷痛。就這麼沒來由地失去骨肉至親，要他們如何遺忘？沒有真相，又要如何原諒、放下？

說已經忘了的事情，就不該再勾起這些回憶。是因為你不是受難者家屬，而也很遺憾地，政治立場的不同蒙蔽了你的人性，讓你對別人的苦難與傷痛無動於衷。再者，如果既有的歷史記憶（或遺忘）是決定正義與否的準則，那麼有哪個當權者會不無所不用其極地藉由教科書或媒體宣傳來讓人民的歷史記憶變成對自己有利的方向，以便自己站在所謂正義的一方呢？

還是你對歷史自以為是的理解讓你深信蔣中正是世界偉人，這才是最原初、未經修改、也最具正當性的歷史記憶？但這可是連蔣中正的後代蔣友柏都沒有的單純想法呢。

我想，正是因為還有人跟你一樣大言不慚地這樣遺忘與無視別人的傷痛，甚至還說戒嚴的時光有多好，政治受難者家屬才更會不甘心地繼續要求真相、正義與公理。為什麼該遺忘的都是政治立場令你厭惡的人的苦難，而該記得的都是特定一方的所謂偉大事蹟？而你卻還是堅持你是最公允、最客觀、沒有顏色的？只因為你也會罵馬總統無能？拜託，這已經是common sense了。:-P 就如同我也罵陳水扁操弄族群，坦白說，我也不會拿這個來證明我有多公允。:-P」

「相較於我在課堂上會盡力克制自己不談具體的政治見解，我在plurk上則比較會顯露出我的一些看法。對我來說，這正是表示，離開課堂，我也是個公民，當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場跟選擇。而且，投票時我跟所有人一樣都是一人一票，這表示政治事務上，我跟大家一樣，並沒有比大家高明。

但我絕對會鼓勵我的學生要關心社會、關心政治，不只是因為他們所學的是社會學，也因為做為一個公民，關心公共事務是權利也是責任。更何況你不關心政治，政治也會影響你。像是兩岸關係跟我們的經濟發展、民主前景等等都是。

比較麻煩的是，兩岸的大學生其實很類似，我在中國任教的朋友說，他們的學生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六四了（這六四二十週年前後有個外國記者報導過）。而我們的大學生則是政治冷感，用政治魔人的稱號來貼在關心公共事務的同學身上。他們只關心就業，但卻不知道即使是經濟問題也跟政治、外交、兩岸相關。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今天的民主成果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所以我說，我絕對會鼓勵學生關心社會、政治。

但涉及政治立場的，我不只是跟大家平等，這大家也包括我的學生，因此我並沒有比我的學生更高明。我跟學生們說的是，如果你的政治立場都跟你的父母、家人一樣，你就要小心這不是你獨立思考的結果。我之所以這樣跟我的學生們說，是因為對我來說，社會學的精神與實踐就是把那些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拿來檢視。也就是說，社會學恰恰是一個反遺忘的學科，反對我們理所當然地遺忘，而把既有的、主流的等同於正當的、正義的。回到政治來說，這也包括中華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

但做為一個公民，我也絕對反對那種只藍綠不問是非的做法。要用有違師道妨礙校譽的理由開除莊國榮，就請用相同的標準開除李鴻源。要大家遺忘二二八或陳文成，就也請別紀念蔣中正與孫中山。要批評美帝，就請關切中國在圖博和東土耳其斯坦的暴行。否則，選擇性正義偏頗的方向，正是只問藍綠不問是非的照妖鏡。」

周老師的文章很長，但絕對很值得慢慢地、細細地閱讀，並花些時間想想。但我還是很願意摘錄一些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句子來與各位分享：

「上課教到這段歷史時，我告訴我的學生，如果有人要你們忘記這段過去、不要老是提這段過去，那麼，我問你，你能舉出幾個在白色恐佈中受害的臺大學長？（如果說得出陳文成，已經不錯了。）我們都還沒記住，怎麼就要我們忘記？」

「我的三十一歲，沒什麼特別的事，甚至一團渾沌，要努力想才想得起來，但那沒關係，因為我繼續活著，後來的我讓這段渾沌尚待定義的日子，有了「過渡」或「過程」的意義。但是，陳文成被剝奪了這個機會。」

「我認得一位臺灣出身的海外女性學者，他和夫婿曾竭力支持中國的六四運動，但他信奉黨國教育中學到的中國歷史文化，認為那是至高無上的，臺灣的本土化、政治上可能出現的臺獨路線，當然是他無法接受的，必得竭力打擊。支持六四、反臺獨，在他沒有矛盾。反過來說，我不用猜也知道他不會同情西藏人的奮鬥，遑論維吾爾族了；追根究底，他的中國民族主義其實也是現代版的中國帝國主義。」

「該條新聞寫道，劉曉波今年五十三歲，和我同歲。也許因此更感到一種相聯繫的感覺。過去二十年我毫無罣礙地沈潛於知識世界，而他卻冒著生命和牢獄之災持續奮鬥。今年六四的前一天，我有堂講演課剛好講到白色恐怖，我告訴同學，如果我們不肯定民主、自由和人權，那麼臺灣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就算被處決的有四千餘人，以我年輕時代臺灣人口約一千八百萬來說，再怎麼說，都是少數，何足道？中國現在人口十三億，一個劉曉波，只不過是十三億分之一，一個胡佳，也是十三億分之一，就算把所有維權人士通通加起來，只要除以十三億，都是極少數。整個西藏人口也不過五百萬。我請他們不妨在六四的前夕思考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

「此刻的臺灣，尚待定義。不，更確切來說，正面臨重新被定義的危機。或許，我們好不容易獲致的多元文化的思考，將再度一統化；或許，我們的子孫將在課堂上大聲誦讀：「臺灣自古就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西藏也是、新疆也是。」或許，那個外於臺灣歷史過程的偉大史觀終將再度決定我們怎樣思考、看待這塊土地的過去。陳文成三十一歲的死亡，無庸說，再無究明真相的可能；他被迫縮短的人生也將不具任何意義。解嚴以來的歲月也將成為暗黑長路中偶現的光景，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藉由這個轉載說明，我想說的是，民主，是唯一能夠超越藍綠、團結我們的共同價值，也是我們一致對外的立足點。而這也是我在網路上聲援圖博、聲援東土耳其斯坦、呼籲大家莫忘六四、以及幫忙援救劉曉波的原因。無奈的是，那些眼中只有藍綠的人，看到的永遠只是他們想看的，但反映的也只是他們自身眼光的侷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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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5019302.shtml

誰是「罪魁禍首」？誰是「首謀」？

晚近有關集會遊行法的修正爭議，甚囂塵上，各種草案版本紛紛問世，除了「除罪化」的大前提略顯一致外，對「自願報備」或「強制報備」以及各種執法權力的相關規範皆出入不一。但就在事涉敏感，立法院決定將草案擱置到下一個會期討論時，現行「惡」法的「惡」果，卻激盪出台灣新一波社會運動的「創構力」：集體自首運動。

先是六十位抗議民眾到中山分局前「集體自首」，高喊「我是首謀，我要自首」，來回應三月中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抗議沙烏瓦知部落迫遷事件，被警方以違反集遊法取締並將其中一名抗議代表以「首謀」處分。接著是在網路上發起的「我要自首」連署活動，聲援去年年底在野草莓運動中同樣以違反集遊法被移送法辦的兩名教授「首謀」，號召曾在集會遊行場合隨群眾呼喊口號，或持擴音器或麥克風發表演說、演唱者，以集體自首的方式對抗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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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1782830/IssueID/20090714

立法院上會期結束前，國民黨團在6月3日提出《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的最新版本，於6月4日公開，號稱參考民間及在野黨批評意見後的修正；但整部草案仍處處充滿保守、箝制人民自由的設計，為警察濫權留下空間，與民間要求的「集會遊行保障法」相距甚遠。本文僅就該版本所涉及的六大荒謬逐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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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於新新聞1166期)

引言：台灣從一九八○年代街頭示威抗議興起至今已二十多年，即使再嚴重的政治對立，也沒有一次發生過難以收拾的流血衝突。台灣公民社會的成熟度、自治能力很高，毋需靠警察的暴力威脅來維繫集遊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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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說明】

Michael所轉載王增齊的文章勾起了我許多回憶。因為，在高中時就不顧父親反對加入國民黨的我，就是在文裡阿忠（李文忠）被退學的事件中開始了我的啟蒙。也因此，看著樂生與野草莓的學生盡心付出卻也受挫於大多數人的冷漠與缺乏公民意識，我總是深信，只要大家身邊有幾位同學因此而得到啟蒙，這就很值得了。

出身於一個全家都是國民黨員的家庭，我的啟蒙之路實際上是很漫長的，幾乎花了我整整大學四年。也就是說，即使我父親當時反對我入黨，那也只是因為不希望我參與政治而已，而不是因為我出身於一個反國民黨的家庭。反之，印象中，高中時我就曾經在我姊姊的書櫃裡，看過她大學時期擔任區、常委與小組長的證書。也因此，在上大學前的成功嶺受訓時，我在莒光日的心得寫作與發言，總是能夠得到長官的賞識，進而被推薦到全營的朝會中發表。

我想，大概也是因為記錄太好，新生訓練當天，教官點了我與另一位畢業自建中的同學的名字，並問我，我想要擔任班代表還是學生代表。隨後就直接跟班上同學宣布，由於大家都互不認識，他已經幫我們班選出了兩位幹部。而我，也就這樣成為學代，進一步參與了校園政治，也和我所屬的政黨有了更多的接觸。這對於來自中南部的我，是很大的鼓勵。彷彿自己能夠藉此告別我曾就讀的那所每年斤斤計較有多少學生考上台大醫科的貧乏又變態的高中。而國民黨與救國團，在那個時期恰恰提供了我許多的學習管道。這也包括我終於參加了從高中就夢寐以求的「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這是一個希望藉由對台灣古蹟與歷史的研究來證明台灣與中國有著密不可分關係的半官方組織）。

但在這同時，也因為開始有了政治意識，我也會去旁聽李鴻禧老師的憲法課、甚至當李文忠絕食時，混在人群裡在傅鐘底下聽那些搞學運的學生商量對策（在野草莓每晚毫無保密的流水席式民主時，我經常想起李文忠他們在傅鐘下開會的那一幕），也去參加教授們為了決定是否開除李文忠所舉辦的公聽會，直到學校違背了尊重委員會的承諾還是把李文忠退學了。也就是說，在持續接受黨、團的栽培之同時，我也開始有了些許的疑惑。我發現這些學運份子和我並沒有那麼不同，我發現他們在男生廁所貼的小傳單與他們刊物上的言論也不是那麼沒有道理。乃至於，我也開始懷疑，為什麼一個民間的政治團體可以在國立大學行政大樓的某一層樓借用一間辦公室當作校黨部。儘管如此，我還是繼續接受國民黨與救國團的訓練，而嫻熟於議事規則、期刊編務、組織領導、團康帶領、傳統建築等知識技能，甚至也開始幫他們辦營隊吸收與培養更多低年級的同學。那時，我已經是社會系三、四年級的學生了。（再加上後來警總服兵役的背景，我私下常開玩笑，當許仁碩在電視上被某記者逼問，要他舉出野草莓裡有哪個藍色的老師時，他應該把我抬出來的。只是那記者八成會說，黃厚銘是誰？沒聽過。）

直到大學畢業後在警備總部某縣市的警備分區服兵役，我一下部隊就在選舉期間接下情報相關的職務，加以親眼見證軍隊涉入選舉的作為，以及單位主官在選後說：「我們選輸了。」這一類的言論，我暗自下定決心不讓國民黨繼續這樣黨國不分。如果我沒有記錯，那一年羅文嘉也在軍中發起一個跟軍隊國家化有關的運動與組織。

也因此，在退伍後，我隨即參與了100行動聯盟發起的廢惡法反閱兵運動。在這之前，我只緣於一位研究社會運動的老師鼓勵與帶領，在那個街頭狂飆時期抽離地用相機做記錄。那時的媒體除了在事後一定會提遊行又耗損了多少社會成本以外（諷刺的是，街頭運動起家的民進黨執政時也換了腦袋，大談社會成本），此外，就是把群眾抹黑為暴民。那位老師因為擔心攝影會遭暴民毆打，還特地訂製了有台大社會系幾個字的頭盔與背心。而我，卻在毫無防備地直接面對群眾拍照時，見證了群眾的友善，並在事後的報導中確認了媒體的抹黑。但我在廢除刑法一百條的那次運動中，最大的收穫卻是某位學姊在大家被驅離、載送到台大門口後的經驗分享。她訴說著自己如何徹底實踐非武力抗爭的原則，直到被抬上警備車、被抬到座位上為止，對照著自己的實踐我有了更深刻的體悟。而這難以忘懷的體悟促使我在1106凌晨打電話給李明璁關心他是否有經驗教導同學們非武力抗爭的知識，也讓我在1107當天躺在警備車上的走道、並成功說服幾位同學和我一起阻止第一輛警備車載滿學生的企圖。只可惜，儘管在1106與1107那兩天，我幾次上台分享我所知的非武力抗爭原則和精神，卻沒有太多同學能夠將之付諸實踐。也因此，我會更加佩服我的一位女學生，居然第一次就可以很徹底地堅持到底，直到被抬到警備車上的走道為止。

我想說的是，非武力抗爭並非只是上街、坐下來等著被驅離，然後很挫敗地回家，一次次累積更多的失望或憤怒，最後變得更加犬儒或暴力。相反地，非武力抗爭是要培養與鍛鍊出更多意志堅決並手段平和的同志。如果三、四位和我一同躺在警備車上走道的同學就可以遲滯警方的驅離行動，那麼1107當時的三、四百位師生、乃至於未來要是有上千位、上萬位民眾也以各式各樣有創意的方式來進行非武力抗爭，我相信沒有一個政府可能抵擋得了這樣的堅定而和平的力量。正如甘地的不合作運動甚至可以讓殖民政府屈服一樣。

實際上，我也親眼見證了野草莓同學們在運動中的成長，並且聽到樂生的同學們告訴我，他們在最後那次反迫遷的行動中如何遭受更加粗暴的對待（其實野草莓後來在自由廣場被驅離時也有類似的遭遇）。我想，他們將會跟做為上一代的老師們不一樣而有自己的特色，因為他們參與社會運動與民主改革的經驗跟老師們不一樣，也跟我學生時期不一樣。在這過程中，也會淬鍊出不同於老師們的能力，甚至可能會走上不同的道路。但只要不忘初衷，那就夠了。反之想要成為有學術成就的大師，說不定更可能是一條交換靈魂的不歸路。

我並不是要建議大家別走學術，而是即使走上學術這條路，只要不忘初衷，年輕時為正義所付出的，也將形塑出自己特有的問題意識。或是，如果沒有走學術這條路，也已經在參與過的這些運動中，培養出我年輕時、甚至至今都還沒有的能力與意志。只要不忘初衷。其實，我也很感慨王增齊提到的那些人名裡，有些人因為過多的政治權謀而交換了他的靈魂。

此外，我也深信，不論是走入社會還是走學術這條路，實踐與思考閱讀是需要同時並進的，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與心中的困惑，很可能許多大師已經想過了，因為他們也曾經年輕過、認真地困思他當代的問題。這也是他們的著作能夠經得起歷史的淘洗的原因。有現實感與疑惑的思考與閱讀必然有助於實踐，同時，也只有在實踐中有了疑惑後的閱讀與思考，才會成為真正的知識，而不只是無法消化的資訊、或只是成就自己就業條件與身分地位的修課學分與學術研究成果。

無論如何，正如在日前跟一位野草莓同學的對話中，我說，雖然現在我被你們當成老師，但我期待，經過這些實踐上的淬鍊與困思後的閱讀，有一天你們會成為台灣的領導人，而我會很高興地擔任你們的幕僚或部屬，因為時勢造英雄，我年輕時花了很多時間摸索，至今才稍有啟蒙，而起步比我早很多的你們，未來才正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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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說明】
我今天才在課堂上跟學生們提到這件事情。在我眼中，台大的同學們還是比較願意跳出自己原來的生活與視野，去關心那些看似和自己無關的事情（儘管其實只要稍做思考，就會發現很多看似與自己無關的事情，實際上都是切身相關的）。關心速成追求卓越的教育與學術國際化政策、關心寧可住在破舊老房子的樂生院民與原住民為何背井離鄉住在河川行水區等弱勢族群、關心核電廠廢料的儲存地點或是松菸老樹的保護、以及關心政府為降低失業率所訴諸的一些短視的措施、各級大專畢業生的短期就業（實習）計畫、以及關心消費卷發放這一類振興經濟作為，還有關心要花很多錢的農村再生條例，關心被放無薪假的勞工與派遣人員、外籍配偶的處境、集會遊行法的修改、乃至於關心老師們能否組工會、可不可以罷教、一直到該不該開除所謂破壞校譽、有違師道的莊國榮老師（那李鴻源因緋聞辭官回台大任教呢？）等等，甚至是關心圖博人民、關心因零八憲章而遭受迫害的中國民主人士，這些事情都是如此。有些其實正在影響著我們，有些是有一天也可能以另一種形式降臨在自己身上，有些根本就是現在的年輕人和我們的後代得背負這些政策的代價與後果。

而從參與前述這些議題相關社會運動的成員組成來看，實際上也很難簡單地用藍綠來加以定位。我也一直擔心所謂政治魔人的說法與藍綠惡鬥的狀況，會使得很多人以為政治離我們很遠、關心與參與政治事務是無聊或骯髒的。而事實上，政治的意義就是管理眾人之事而已，既然是眾人之事，也就是與大家都相關，只是相關的方式就如同我前面所列舉的那樣，有很多種方式且未必都那麼直接。但表面上看不到的，並不等同於實際上不存在。而也只有在更深入的關心、了解與思考後，或許我們才會發現自己理所當然地抱持的立場有多少自相矛盾的原則，或是雙重標準的判斷。甚至是被藍綠邏輯所綁架，但卻也只因為我們沒有深入了解，才會輕易地用藍綠的眼鏡來看待這些社會運動。比如說，有人以為綠黨是民進黨的外圍組織。

此外，我在台大學生的這個活動裡看到，他們在校園內對抗學校、對抗同學們的冷漠，從中學習如何說服外人說服夥伴、學習合作，以及思考行動策略、活動內容等等。也基於這些經驗與從中培養出來的對抗權威的勇氣、與合作夥伴的同志情誼等，未來更可能成為社會的良心和社會改革的中堅。也就是說，這些跳出自己生活與視野的社會參與（校園也是學生們直接接觸的小社會）絕不會是白白的付出而不會有任何收穫。而自棄於這些所謂政治的公共事務之外，只因為眼裡看到的只是短期、切近成就與利益的大多數人，未來更可能只是等著被領導而已，這也包括被藍綠政治人物所利用。

不論我們願不願意承認，台大學生會是台大學生，這些人在過去、現在與未來會是台灣各行各業、甚至是國家的領導人，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因此，我也很希望那些我曾經與正在用全心教導的學生們，能夠從校園事務關心起，進而培養參與社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與意願，從中成長學習。這才不枉費他們享有較多資源、以及未來應該要成為社會中堅的身分。否則所謂社會中堅這個詞彙，將只是一個虛妄的頭銜而已。我相信台大的學生做得到，沒有理由我的學生們就做不到。只是願不願意、願不願意把嘴砲落實為行動而已。

進步的意義：
從Velazquez與Picasso談起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黃厚銘

「……因為，社會學幾乎將自己理解為經驗科學，但是卻將『經驗性』這個概念極狹隘地理解成獨特的資料調查與分析，也就是理解為對一個自成的實在的詮釋。這樣一來，社會學就失去了一個可能性：以變異多樣的理論構想、其他的區別經由不同的方式來描述公認的諸事態。或許正是這個方法──這方法當然是以一個極高度的理論技術知識為前提──可以為我們的論題帶來較多的收穫。」

──魯曼(2005: 34)

「畢卡索並不認為視覺的真實是本有的，必然的。相反地，他總是注意到：任何他所看到的事物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在可見的形式背後存有非常多其他遺漏的明顯的可能性。」

──John Berger(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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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說明】

相對於郭冠英寫了文章不敢承認，還以別人的名義發表文章歌頌自己，像蔣友柏這樣，才有資格被稱為高級外省人吧（不是自稱喔）。應該說，胡子丹、蔣友柏、乃至於林世煜他們的氣度與作為才是堂堂正正台灣人的表現。

對我來說，是不是台灣人，不是省籍的問題，也不是主張統一或獨立的問題。而是珍不珍惜台灣的民主體制、認不認為我們直接選出來的就是我們的總統，是認不認同台灣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不論她叫做中華民國還是台灣），是堅不堅持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有權在「沒有武力威脅的前提下」（我強調！）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不管是統是獨）的問題。

再者，外省人就如同本省人一樣，理應不是同質的一塊。有貪汙吃香喝辣的本省人，而我也接觸過台中太平鄉下的老兵，早期國民政府為了反攻大陸而禁止他們結婚，後來又因為經濟與年紀的限制，成為婚姻市場中最弱勢的一群，再把自己的不利地位複製到下一代的身上。但也因為他們背負的中國歷史，國民黨的權貴仍能夠藉由操弄族群，用台獨來恐嚇他們，來壟斷這些位在底層的外省選票。另一方面，在民進黨邁向執政之路的過程中，又有多少弱勢的本省人捐出手上僅有的積蓄，只希望下一代不再得像歷代祖先一樣，無可選擇地接受荷蘭人、日本人、中國人的統治、只希望可以選出真正照顧弱勢者的政府，最後卻換得一個以「愛台灣」為口號炒作族群議題，實則汲汲營營累積自己財富與權力的總統。

但其實，當中國以武力解放台灣、肅反很多年（這是郭冠英的主張）時，不管是所謂的外省本省，都將面臨一樣的戰火蹂躪與失去自由的處境。而台灣（中華民國）若非早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又怎麼能夠幾度一人一票選出自己的總統呢？

退一步說，其實我並不反對統一。台灣的人民絕對有權力要求在沒有武力威脅下決定要與中國統一或是獨立，更別提在武力威脅下都還選了幾次總統了。但令我憂慮的是，那些口口聲聲說中國人民是我們的同胞、西藏是我們固有領土的人，如果對於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對於中國在西藏的暴行、對於法輪功信徒受到的迫害、以及對二零零八年因為發起連署「零八憲章」至今仍被囚禁的中國人民都不聞不問，甚至還找理由幫中國政府合理化，我不禁懷疑，他們所期待的統一，是不是不計代價、可以犧牲正義、民主、犧牲台灣利益的統一。更何況，這荒謬的立場不僅用數典忘祖的罪名剝奪他們自己的下一代自行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也強加自己的包袱於歷史經驗完全不同的族群，尤其是原住民身上。實則，中華民族主義和台灣民族主義都是一樣虛妄的。否則，孫中山先生為何在革命時主張「驅逐韃虜」，在革命成功後卻又主張「五族共和」呢？中華民族到底包不包括滿人呢？

尤其是郭冠英為了他自己的民族主義，竟希望中國武力解放台灣，還要肅反很多年，乃至於質疑他所任職的中華民國新聞局是什麼東西，我為有這樣的台灣人感到悲哀（儘管很可能他根本不屑承認自己是台灣人）。可悲的是，還在言論中提到警總的郭冠英，完全沒有想到，他所主張的言論自由，是多少台巴子和外省人知識份子被關被抓、經歷白色恐怖，乃至於還有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鄭南榕、詹益樺自焚以後，才慢慢爭取到的。

祈願有一天我的小孩和那時的台灣人可以在沒有武力威脅下決定他國家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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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陣子身邊有越來越多的朋友失業或是放無薪假。我除了懷疑這些企業如此對待員工的合法性以外，更疑惑的是，為什麼我們的政府可以坐視這些事情的發生而沒有任何作為。一位朋友說，放無薪假總比被降薪、開除的好，但其實他自己也曾被雇主故意分派到不適合的職位來逼他自動離職，最後還是跑了好幾次勞工局和諮詢了法界人士，才拿到資遣費離職。我想，那時候他應該不會對自己說，調到不適合的職位總比被開除的好吧？

另一位朋友則似乎看破政治真相地說，誰叫所有的執政者都是只照顧有錢人呢。但令我困惑的是，明明選舉制度最終是不管有錢沒錢都一人一票，是數人頭、比票數的，為何佔大多數的受僱者卻無法選出照顧受僱者的執政者呢？對我來說，前述的「看破」只是讓情形更不可能改變而已。

實際上，事情之所以會如此，做為選民的我們絕對有責任！歷來的執政黨總是巴結有錢人，是因為選舉很花錢，需要大量的政治獻金才行。而我們如果就是吃這一套，盡信華而不實的文宣廣告，就別怪那些政客一旦當選，就得設法回報有錢人的資助，甚至藉此確定未來更多的政治獻金，也難怪政黨輪替只是金權政治的接續而已。

更重要的是，用Marx的措詞來說，在藍綠對立的台灣，佔大多數的受僱者卻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階級利益，而沒有辦法真正成為一個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只要操弄族群意識，選民在投票時就各自回歸藍綠兩大陣營。但我必須強調，操弄族群不是民進黨的專利，國民黨是只做不說，也是操弄族群的獲益者。有興趣的人不妨查閱一下相關的學術研究或是好幾年前TVBS在各地投開票所所做的出口民調結果，了解一下台灣各族群政黨偏好或是投票行為「集中程度」之比較。

可悲的是，藍綠兩大政黨用族群議題與統獨議題來恐嚇選民，使得選民在擔心另一個爛蘋果當選的情形下不得不選擇了原有的爛蘋果，這一招總是奏效。也在類似的心態下，選民們擔心投給第三黨會浪費選票，甚或導致自己討厭的政黨候選人當選，再加上兩大黨聯手分贓訂定的選制，也造成小黨沒有生存的空間。 還記得李慶安的事情在國民黨的迴護之下拖延了多久嗎？還記得當時民進黨如何幫陳前總統的清白背書嗎？最終只是在兩個爛蘋果之間做選擇，無怪乎台灣的政治無法進步，更別提選出真正照顧大多數人的政府了。

在此，我懇切地呼籲大家，幫忙聯絡大安區的選民朋友：跳出藍綠對立的困境，給兩個爛蘋果真正的教訓，以便讓台灣持續進步，就從這次立委補選支持綠黨的候選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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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有幸接受陽明大學素有傳統的醫學人文營之邀，擔任幹部訓練課程的其中一名講師。到了現場意外發現，即使是晚上六點半的演講，教室裡卻還是人氣十足，約莫四十位同學出席。除了學生參與的踴躍程度讓我吃了一驚之外，這群課業負擔理應比其他學院沈重的醫學院同學們，在演講之後還會進行小組討論，議題曾涵括基因科技的倫理爭議、自由廣場更名的轉型正義等。看著他們，不禁懷疑，要是敝系舉辦類似的演講或討論活動，能否出現同樣盛況？回到課堂向同學提出我的疑問，他們果然給了否定的答案。而依我長期以來的觀察，即使是傑出系友座談，邀請系友回娘家介紹畢業生未來就業狀況的講座，參加的學生亦是寥寥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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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我今天花了些時間瞭解中國劉曉波等民主人士發起「零八憲章」的相關事情，也毫不猶豫就決定去參與連署聲援了。對我來說，不管我把這些因為發起「零八憲章」而受到迫害的人當作外國人，還是同胞，基於人道的理由與基於一個民主的中國對台灣的統一或獨立都絕對是好事，我都願意支持這些推動中國民主化的聲音。但說實話，我懷疑那些口口聲聲說中共非中國，以及中國人是我們的同胞的人們，會不會聲援這些因發起「零八憲章」而受到迫害的中國人呢？還是無論如何都只會把台獨當仇敵，把中共當朋友呢？乃至於，我相信他們會舉出一堆理由來拒絕參與連署聲援。要不就是不管聲援本身的是非，先用藍綠來定位這個聲援的連署、接著用陰謀論來抹綠這個連署，要不就改口說這是中國的事情，在統一之前，不干中華民國人民的事情。但恐怕這些說法所無法面對的是，知名歷史學家、也是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余英時也是「零八憲章」的發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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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說明】

再一篇！

也請參考原文網址中的留言。那些只想貼藍綠標籤的人，應該要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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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說明】

在我轉載廖元豪老師另一篇文章的轉載說明中，我已經提醒了：那些打算貼藍綠標籤、以人廢言的人，貼標籤前請務必google一下原文作者的背景。

也藉此問候那些曾經在行政院與自由廣場和我碰過面或是出現在我flickr相簿的同學、朋友們，希望在明天（十二月七日）中午的自由廣場上，還可以看到你們堅毅的臉孔。十一月六日、七日兩天，你們站了出來，寫下了野草莓自己的歷史。明天以及未來，也讓我們一同用行動證明：草莓族不再只是草莓族，而是隨時都願意為公理正義而站出來的野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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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說明】

底下的說明與文章出自 http://blog.roodo.com/lifeshot/archives/7724717.html

妙子：這一篇出自於野草莓學子的文章，是住在美國的朋友傳回來的。我想跟寫這篇文章的野草莓說：謝謝你寫出了這段故事，讓我們知道在為台灣人權奮鬥的路上，又多了一份力量。你故事中那位拿水瓶的主角（庭和老師）也看到你的文章了。庭和說他被抓去的那天，有朋友告訴他曾聽到有年輕人對警方發出質疑。原來，那就是你。很高興，在網路上又和你不期相遇，就讓我們彼此相互加油打氣，為心中的那份理想勇往直前。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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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說明】

對於那些只問藍綠不問是非的人，其實我也不確定新增這篇轉載有沒有意義，因為他們最終還是可以祭出最後的大絕招，說這篇文章是偽造的。但我還是希望這一陣子的轉載多少可以有助於讓台灣的公共議題呈現彩虹般的多樣色彩。

今天(11/22)晚上，廣場的同學們決議要去參加立法院的公聽會。但其實我是反對的，原因不在於我是什麼鷹派。對我而言，做為不是運動主體的老師，不必每天待在那裡過夜，無論是施壓或是藉由所謂的期待，要同學們不論刮風下雨都要堅持下去，這是不道德的。因此，我絕不容許自己成為鷹派。相反地，我之所以希望同學們拒絕參加公聽會，不只是因為我不相信公聽會的效力，更重要的是，只要有公聽會，就表示在公聽會之前，同學們是等不到修法的具體承諾的。更何況公聽會可以不只一場，更何況公聽會不代表修法，但我連讓同學們在廣場上多待一天，也覺得心疼。我好希望他們在拒收邀請函的同時，在那些被立委召喚而來的媒體面前，明確地要求立法院的諸公，即刻修法，或給出修法時間表。這樣他們的第三個訴求，就可以早一天完成，早一天去掉待在自由廣場的理由之一。

無論如何，同學們參加公聽會的決議，卻也顯示出，即使是幾乎最常出現在廣場的老師之一的我，也無法左右學生們的決定。可悲的是，那些自身深陷藍綠邏輯的人們，卻還是要用學生們被老師們利用的說法來打擊這個運動。

隨著這個運動的延長，我越來越無法理解，這個號稱苦民所苦、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馬政府，為何忍心讓這些學生們在寒風中、在大雨中長期靜坐露宿，乃至於還反其道而行地使出拖延戰術，刻意讓學生們繼續在自由廣場苦撐。在我幾乎要論定馬政府是個蠻橫的政權之際，卻又忍不住抱著一絲希望地揣想，馬總統是不是被下屬蒙蔽了，因而不知道實際上曾經發生的那些執法過當的情事，因而不知道這群廣場上的學生們不是被哪個特定政黨或團體所動員而來的。但在此同時，我也要留下一個朋友所給的說法，待日後來加以印證：那就是等到馬總統任期過半以後，他就會開始謙卑、願意道歉了。雖然我很不希望事實是那麼殘酷的。

千萬不要以為我的這些文字是在幫同學們求情、行哀兵之計。我更想跟馬政府講理的是，1106一整天，在圍城的民眾與警察暴力相向時，這群學生自制地在行政院前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靜坐，即使是害怕地面對驅離時也是如此。這其實是在向那些大人們示範，抗議或抗爭可以不是那麼暴力的，可以比較的是意志力，而非武力。而實際上，也確實有位參加圍城的民眾，因此公開在自由廣場上向同學們致敬。

我想問問馬政府的是，這樣無所不用其極地用權謀與抹黑來對付和平靜坐的野草莓學運，以便讓這些學生們一無所獲、讓這個運動無疾而終，你們清不清楚這對於那些五百多萬、或是你們所謂僅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我指的是，馬政府宣稱，根據民調，針對這次陳雲林事件，支持政府作為的民眾是反對政府作為的民眾之兩倍）的民眾們宣示了些什麼？你們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嗎？

這才是我真正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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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說明】

一樣地，請先看仔細這篇文章的標題。沒錯，政大法律系廖元豪老師的立場是比野草莓更激進的廢除集會遊行法。但請別急著又要貼藍綠標籤了。有興趣的人，可以去google一下，廖老師目前在馬政府的參與。我可以很明白地說，相較於要貼廖老師藍標籤，要貼他綠標籤應該是更加困難的。但不論是綠標籤還是藍標籤，我只能再重申一次，這是很可悲的。請別用自己的色盲、色偏來框限一個基於自己的學術良知發言的學者吧。

更何況，那些只會用藍綠眼鏡看世界的人，這次，會是最最最最最最可能貼錯標籤喔。呵呵。

另外，也請參考廖老師在新聞台的另一篇有關政大不續聘莊國榮的文章。（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liaobruce/3/1308710084/20080707111826/）

我完全贊成他這兩篇文章的看法。也佩服像廖元豪這樣的學者，尤其是相較於之前曾為文主張集遊法是惡法，但在研考會任職以後就噤聲的江宜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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