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部落化

別急著用藍綠立場或是省籍背景的標籤來定位這篇文章。Bourdieu說，人們總想當別人的社會學家。也就是說，我們總是很輕易地用別人的出身背景來定位別人，其目的在於藉此指出對方思想的侷限，進而以背景、以人廢言，來否定他言論的參考價值。更重要的是，急著指出別人的思想、言論或判斷是受到他的出身背景所干擾的人，之所以會這麼做，會不會也是受到自身出身背景的限制呢？

是的，跳脫自己的位置、自己原有的立場確實很不容易，因此，我很佩服親綠學者能夠連署倒扁，尤其是清大社會所的李丁讚老師在選後對民進黨的檢討（那篇文章我稍後也會貼上來），正如我也很佩服蔣友柏可以跳脫自己家世背景的限制，在他的blog講出那些話來（嗯，別急著又要當他的社會學家，用陰謀論來施加在他的身上吧）。

也因為這個原因，我很佩服郭力昕老師。因為，其實他也是大家所謂的外省人，他的母語就是文中所謂的強勢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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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這篇文章是台大社會所學長、曾留學University of Wesconsin-Madison的翁仕杰所寫。

對我來說，台灣的各種制度、環境，諸如沒有水準的媒體、窒息年輕人的教育升學體制、過度保護子女的父母，讓我們（包括我自己）非常缺乏國際觀。即使是媒體的國際版面，充斥的也是娛樂新聞、上大學前讀的教科書內容大多沒有營養，但上了大學又等同於自由解放，反而不再成長學習、以及在保護（限制）下成長的我們，不僅父母不願意讓子女四處闖蕩，年輕人自身也缺乏外國青年壯遊的勇氣（這一點，我們可能連日本、韓國都比不上）。以致於我們對其他的國家的認識不多，對重大國際事件也經常漠不關心。

乃至於在國內政治對立的影響下，有些人甚至反過來為中國在六四天安門、在西藏的暴行合理化，說是任何政權都不可能容許其人民如此挑戰政府。要不就是覺得這是其他國家的事情，不甘我們的事。姑不論國際對中國人權問題、或是對美國入侵伊拉克都有過關切、批評，前述說法也是大有問題的。因為如果不得不然可以做為合理化暴力的理由，政府（不管是哪個政黨執政的）就無須為二二八、或白色恐怖道歉、賠償、我們也就無法批評陳水扁隨口就抬出戒嚴來嚇唬人民。其次，即使不談中國瞄準台灣的無數飛彈與反分裂法的武力威脅，中國跟台灣的關係到底是祖國－子國關係、還是國際關係，抑或是特殊國與國關係，這爭議以及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對領土的界定，恰恰證明我們也無法輕易地把西藏正在發生的事情當作是事不干己的外國事務。甚至，更可能的是，不管兩岸關係該分該合，關心西藏就是在關心台灣的未來，不是因為台灣必定會成為下一個西藏，而是因為無論統獨、和戰，我們都非得跟中國政府打交道。

我們可以因為聲援六四天安門的同胞或民主人士而舉辦燭光晚會，卻不見藍綠兩黨真心地、認真地動員支持群眾關心西藏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也不只是缺乏國際觀使然，也是國家認同的分裂、政黨立場的對立，讓我們無視正在發生的武力鎮壓與屠殺。但對我來說，從人道、從做為人的基本價值著眼，基於對自由、民主、生命、正義的重視，而聲援西藏、抗議中國，正如有些人會抗議美國入侵伊拉克一樣，應該比藍綠對峙、比誰當上總統還重要許多。

因此，請幫忙：聲援西藏、抗議中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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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說明】

唉。

參與推動期刊排序、TSSCI的某位老師曾經親口告訴我，他們推動這些制度，是因為期刊太多了，應該藉此迫使某些期刊合併、甚或關掉，以便讓稿源集中在少數幾個夠水準的刊物，解決這些優良期刊稿源不足的問題。

《台灣社會學》，正是呼應這個政策方向，由原來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台大社會學刊》，以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台灣社會學研究》合併而成。而《台灣社會學》後來也果然如願，在不到TSSCI辦法所規定的兩年期限內，提早和台灣社會學會的《台灣社會學刊》成為社會學界少數的TSSCI刊物。

其次，在前述政策的影響下，確實，《政大社會學刊》也以轉型為名義，幾近宣告停刊了。

但結果是，曾經有一期的《台灣社會學刊》只有一篇正式論文。如今，《台灣社會學》也拖刊了。

是不是台灣社會學界的數百位社會學家大多水準不足，以致於連半年生產出幾篇夠格的文章都無以為繼。還是應該要責怪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居然敢違逆既定政策，新創刊物《研究台灣》，再度分散稿源呢？（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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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雖然是對政大歷史所上課方式的檢討，但這不代表政大歷史所較其他學校的其他系所為差，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作者所點出的問題，也絕對不是政大歷史所的上課方式所獨有的問題，因此，對於非屬該系所的大多數人而言，重點不應該放置在對於個別系所的批評與檢討。

看了這篇文章，一方面很慶幸自己的研究所討論課不是作者筆下不打斷學生報告的上課方式，而是不怕打斷同學們的報告指出其中的錯誤、乃至於不斷地丟出問題要同學們回答、對焦、爭辯；但在另一方面，我也必須很慚愧地承認，並沒有做到課前和負責報告的同學討論、進行事前的品質管制。

正如這篇文章所指出的，這涉及了制度、教師、學生等方面的問題。關於學生們的學習態度，我在去年的公開信裡已經有所觸及；關於制度，我也曾經幾次為文、參與座談、演講，說明現有的學術評鑑制度、教授升等制度如何迫使大學教師重研究、輕教學，追求量化的、帳面上的卓越，而把培養卓越的下一代這樣的使命犧牲掉。乃至於，還用錯誤的示範，揠苗助長地教壞一代又一代的年輕學子。

我常說，教育部高教司、國科會的官員們應該多去ptt的phd版逛逛，看看大學教授們為了所謂的追求卓越，如何剝削指導學生、如何為了利益交換、建立交情，強迫研究生在自己獨立完成的論文作者欄上掛了一大堆不相干的人名、以及如何要學生們代筆研究計畫申請書、結案報告。

這些問題，也都不能只是用制度殺人的理由，全部推卸給台灣現行的學術評鑑制度。個人的行動，不是完全不能改變或抗拒結構的，要以存活為由順應制度，也是個人的選擇。一個個的個人或許很脆弱，但大學教師也可以聯合起來，向扭曲人性的制度說不。（不過，像我自己所任教的政治大學這樣，既得利益時不批評現有評鑑制度的缺失，等到發現制度不利於自己時才來發出不平之鳴，恐怕已經太遲，也有損立論的正當性。）可悲的是，不只是我先前的公開信所批評的學生們，連我自己的社會學界同僚也不乏有人以鄉愿的說法、不行動來證明結構的無可改變、證明社會學對結構與行動的討論只是個謊言、或是說說而已。

其實，學生們跟老師們也未必總是相對立的，應該有很多機會可以聯合起來，對抗這個扭曲大學教育的體制。

只是，讓我更擔心的是，要是真的有教育部高教司或國科會的官員們真的願意去ptt的phd版看看，更可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捕破網，以更嚴密的制度設計，迫使更多的大學教師因過勞而死，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創造出更細緻的生存策略與剝削指導學生的手法。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主流的學者也開始說TSSCI裡所收錄的期刊未必是好期刊了，轉而主張國科會所推動的各學門期刊排序才是區辨期刊優劣的標準，但卻仍舊支持TSSCI資料庫嚴格的收錄標準，而不是讓TSSCI廣為收納期刊、回歸其資料庫本質。同時，我也聽說，接下來要推動的是，針對SCI、SSCI期刊開始分級。我想，這些沒有面對問題本質的短視措施，就如同五年五百億的頂尖大學計畫裡的某些量化、形式化評鑑標準一樣，都只是在戕害學者、戕害學術新生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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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態之愛的流轉與凝固
──自由與安全的矛盾需求和修養社會學的態度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黃厚銘

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 (2008) 《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何定照、高瑟濡（譯）。台北：商周出版。


「濯足常流，舉足復入，已非前水。」
──Heracleitus

「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事物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冷靜地面對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和他們的相互關係。」
──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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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樂會互相干擾。請直接連結到這裡，關掉我的blog後再觀賞影片）

最最起碼，立委選舉的政黨票，請投給綠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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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募款的目標差距還很大，但時限卻很急迫，請大家多幫忙吧。謝謝。

（其實是很硬的學術著作。若是讀不下去，就請聽音樂、欣賞照片吧：ｐ）


葛芬柯(1967)《俗民方法學的研究》翻譯（初稿）

（引用請註明網址出處，並歡迎提供修正意見）


譯者：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黃厚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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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你沒有看錯，這不是土希埃。這是法國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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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Nemrut帝國的位置大約是在伊拉克北部，我記得是在底格里斯河流域。但人頭山則是在土耳其東南部接近敘利亞的地方。這應該是表示Nemrut帝國曾經延伸它的統治範圍到達這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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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牢記著旅遊書上說，前往Goreme的客運經常把遊客放鴿子在半路上。夜車上，怪怪的肌肉男隨車小弟一直打斷我的睡眠，來找我講一些我聽不懂的話，還遞上一張冒充是自己沙龍照的明星照片。破曉前，我昏昏沈沈地被叫醒下車。拖著行李都還不知自己置身何處的那一刻，從清晨的微光中看到自己面對一個地形有如外星景象般的Gor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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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Sanfranbolu千里迢迢地坐車、轉車到Amasra，其實只是為了要到黑海游泳，以實現我游遍世界各大海洋的夢想。也因為我忙著游泳，沒有時間拍多少照片。由於此地緯度較高，即使是在炎熱的夏天，黑海的水溫還是非常冰冷，我得花一段時間適應才敢下海。去過伊斯蘭國度的人可以猜猜，在街上都可能全身上下只露出眼睛的伊斯蘭婦女要如何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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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紅花城，以眾多的鄂圖曼民居建築而獲選為聯合國的世界文化遺產，同時也是因為盛產番紅花而得名的小城。清晨搭車抵達此地之前，我並沒有預定民宿，以為下了車就可以在街上尋覓住處，沒有想到下車的地點其實離古城區還有一大段距離。所幸陰錯陽差地搭上了某間民宿接客的車子，也就迷迷糊糊地住進了一棟三百年的古建築裡。那時雖是盛夏，但鄂圖曼建築的通風很好，房間裡有好幾扇窗，一點也不覺得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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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美國文化史家Jacques Barzun在其著《從黎明到衰頹：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生活》一書中曾經指出，在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其他各國都心悅誠服地自居化外之民，奉義大利為文化正朔。「這種心態其實並不是一種平衡的價值判斷，而是有一種汲汲鑽營者嫌棄自己出身，卻赴外取經，以養成正確高尚品味、言行的味道」(頁129)。我個人認為，把這段話運用在我們的學術界，從過去一直到現在，都可以說是相當地傳神，也甚為貼切。
長期以來，身處整個世界大體系的邊陲地帶，我們社會裡的許多人對西方中心（尤其美國）懷有著類似Barzun所形容之十四世紀的歐洲人的心態，說真的，並不足以令人感到訝異的。只是，假如我們沒有意識到、甚至是不願意承認這樣的心態的存在，那麼，這樣心態長期存在於人們的心靈底處，就容易形成為理所當然的慣性認知模式，而自己不自知。尤其，一旦它成為釐訂整個學術發展之制度化政策的主導潛在意識的時候，其影響所及更是不能不說是深遠的，而，依我個人意見，這恰恰是我們當前所面臨的處境。
首先，我要表明的是，我個人自認並不是一個不顧現實而矇著頭只從理念出發的理想主義者。毋寧的，我是一個知道顧及社會現實的「務實主義者」。這句話的意思是，針對當前台灣學術的發展趨勢， 我已深體認到進行評鑑是無以避免的潮流，它具有著「政治正確」之意涵的無形威力，沒有人敢違逆，也沒有人抗拒得了。對我來說，縱然我有百般的反對意見，但是，我深體認到，這是一個必須認清、也不得不接受的「現實」，用不著提出任何的說詞來為它辯護或予以駁斥的，況且，在此，我也沒有進行這樣之工作的任何動機。這麼一來，剩下的問題很明顯地只有一個：如何進行評鑑才合理，也才對整個台灣人文與社會學科界的發展具有建設性的助益？或者，換個角度來說，當前學術界領導階層所推動的評鑑政策是否合理，對提升和強化整個台灣人文與社會學科界的「素質」到底可能具有著怎樣的影響作用？這正是底下我要討論的重點。
這五十多年來，台灣社會產生了劇烈的變遷，套句大家常用的概念來說，整個社會由農業為主的形態邁進以科技為主導的工商業社會形態。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所謂經濟起飛是首先看得到的「成就」，而在這十多年來，政治的民主化（至少在體制形式上）更被世人認為是另外一項接著來的「奇蹟」性成就。在這兒，我不準備討論這些「成就」是否真的是一種成就的認定問題，而只想檢視一項我認為與此ㄧ「現代化」發展相伴而來的重要社會期待與要求–講求效益與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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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aiwan's academic circle, sociology is a late comer with a rather small size of population. Among all of the sociologists, American-trained Ph. D. holders occupy an overwhelming amount. As a result, influenced by positivism as the main trend of thought dominated in American sociology, American-trained Taiwanese sociologists, particularly those holding the positions in the major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stitutions, forms as a dominant power-holding ideological clique.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sociology through a mean by controlling the various institutionalized channels of opportunity. To a small-sized academic community just in the beginning stage of promotion like Taiwan sociology, such a power-centralized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tion will hazard to the future wellness of structure of the entire community if sociology is considered as a discipline desperatedly required to concern with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locality embedded in social phenomena investigated.

Keywords: Taiwan sociology, clique of power-holder, divergent problem, convergent problem

摘要

台灣社會學是一個起步較晚、從業人口迷你短小的學術社群，其中的成員以留學美國、且具有博士學位的居多數。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社會學中居主流地位的實證主義傳統，不自主地移植到台灣，成為社會學界潛藏的主流意識，並因而形塑出一個潛在的權力集團。尤其，在近年來，國內學術界提出「學術研究國際化以追求卓越」的口號，在政府中之學術行政單位極力的配合與鼓動下，台灣地區學術研究更形被「建置化」，這更加有利於各個學門中之權力集團的形成與進行操縱。對學術人口迷你短小的社會學社群而言，尤其，考量到其研究乃針對著人的「散發性」存在意義，這樣一眛地向「國際」傾斜的發展模式，不免有「揠苗助長」之虞。

關鍵詞：台彎社會學、權力集團、派閥、散發性問題、聚合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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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十多年，到台灣最南邊的社會系執教也已近十年了。從大四到博士班，上了許多門老師的課，課堂上桀傲不遜，高談闊論，也有許多時候與同學一起暢飲長聊，然而時空的距離似乎將這一切拉的很遙遠了。在老師的學生中，有許多人跟老師有更貼近，更持續的互動，而今讓我來寫老師兩三事，回憶除了是回憶之外，還能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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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旅途中，有著許多的偶然，有的偶然是純粹的機遇，一過，就雲消霧散，消失無縱，人們也遺忘掉了。然而，有的偶然卻是一種機緣，留住，甚至影響左右著人們的一輩子。三十年前到這個學系任職，就是這樣的一種機緣在偶然之間促成的。這既不是我原先規劃的，更不是我以高度的意志努力爭取來的，純然是在因緣際會的安排下順著情勢進來，況且，當時幾乎已決定遠赴新加坡大學任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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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飛機上看著越來越接近、清晰的陸地。想到這是我兩個月土、希、埃之旅的開端，而這趟自助旅行是在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歷史名城展開的，我心中充滿了感動。但是，當旅社的接駁車逐漸駛進市中心時，混亂的蘇丹阿美區、狹小的街道與顏色黃黃、灰灰的清真寺，都讓我有些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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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不知道該為我2007年的倫敦印象寫些什麼。對我而言，進入冬天，尤其是到了2007年以後，白天變得更短了。過了三、四點，戶外就變得又冷、又暗。而我也更習慣倫敦的生活、更像個居民，生活中也就更少因為新奇而帶來的驚喜。不過，因為自己已經獨立幫2007年的倫敦設了一個set，也只有讓這個set的description一直空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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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倫敦生活，我已經不再像是個遊客。因為是在生活，所以，出門總是為了某件事、為了要去某個地方。因此，也只會一心一意地朝向目的地前進。以致於喪失了欣賞沿途的美景與路旁一草一木的心情與敏銳。但無論如何，倫敦是個很美的都市，尤其是街道旁的建築立面、隨處可見的綠地、以及多變的氣候。走在倫敦的街道上，我常常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在這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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