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部落化

（其實是很硬的學術著作。若是讀不下去，就請聽音樂、欣賞照片吧：ｐ）


葛芬柯(1967)《俗民方法學的研究》翻譯（初稿）

（引用請註明網址出處，並歡迎提供修正意見）


譯者：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黃厚銘
序言

無論是常民或是專家，當人們在做社會學時(doing sociology)，他們所涉及的「真實世界」(“real world”)都是日常生活有組織的活動，即使所涉及的是物理與生物的事件也是如此[1]。藉此，相對於涂爾幹的某些說法，認為社會事實的客觀真實，是社會學的基本原則，（譯者按：本書的）主旨(lesson)與研究方針則是：對於做社會學的社會成員而言，基本的現象是，社會事實的客觀真實被視為是，社會成員以既尋常(ordinary)而又富有技巧性(artful)的方法來認知、使用、和把日常生活協調活動(concerted activities)的持續完成(ongoing accomplishment)視為理所當然，並以這些方法達成日常生活協調活動的持續完成。因為這是實作社會學的基本現象，同時也以它成為實作社會學的基本現象的方式[2]，前述的持續完成及其方法就成為了俗民方法學研究的主題。俗民方法學研究分析日常生活的活動時，是將這些活動視為社會成員使同樣的這些活動在所有實作目的上成為明顯地合乎理性與可表述的(visibly-rational-and-reportable-for-all- practical-purpose)──也就是「可解明的」(“accountable”)──的方法。同時，也是將這些活動當作普通 (commonplace)日常活動的組織來加以分析[3]。此一現象所具有的反身性(reflexivity)是實作行動、實作情況 (circumstances)、對社會結構的常識性認知、以及實作社會學推理(practical sociological reasoning)等等的獨特特徵[4]。而此一現象的反身性也使得我們得以定位與檢視實作行動、實作情況、對社會結構的常識性認知、以及實作社會學推理的發生，進而建立對這些活動的研究。

對這些活動的研究是朝向於下述任務：（譯者按：首先，）了解社會成員的實際、日常活動是如何由一些讓實作行動、實作情況、對社會結構的常識性認知、以及實作社會學推理變得可被分析的方法所構成[5]；（譯者按：其次，）從實際場景「內部」(“from within” actual settings)，把普通的實作常識行動(commonplace, practical common sense actions)的形式性質當作是這些場景的持續完成，以便發現此一形式性質。此一形式性質不從其他來源與方式得到其保證[6]。也因此，本研究任務無法藉由自由發明(free invention)、建構式分析理論化(constructive analytic theorizing)、建構模型(mock-ups)、或是文獻回顧(book reviews)而得到完成，故而，我們對自由發明、建構式分析理論化、建構模型、文獻回顧等等沒有特殊的興趣，除了將他們視作實作推理的有組織地情境化的方法之多樣性而被投注以關注之外[7]。類似地，有關實作社會學推理，並沒有什麼好爭論或是可以被糾正的。隨之，由於專業社會學探問從頭到尾、徹徹底底都是實作的，除了將從事專業探問的人與從事俗民方法學的人之間的爭議當作俗民方法學研究的現象而對之感到興趣的情況以外，這些爭議並不需要加以認真對待。

俗民方法學研究並不指向形塑或爭辯（譯者按：所謂的）正途(correctives)。當俗民方法學研究被當作諷刺(ironies)[8]來執行時，它們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雖然它們是指向為社會學方法手冊預作準備，但這些方法絕非是「標準」程序的補充，而是完全有別於這些程序。俗民方法學研究並不形塑對實作行動的矯正，有如它們發現實作行動在過去是比這些實作行動如今通常被搞砸(cracked up)的樣態更好或更不好。俗民方法學研究也不尋求人文主義[9]的論點，亦不致力於或鼓勵對理論漫無邊際的討論。

（以下由計畫助理翻譯）

在過去的十年間，為數漸增的一群人開始將俗民方法學研究視為是日常所關注的焦點，包括了Egon Bittner、Aaron V. Cicourel、Lindsey Churchill、Craig MacAndrew、Michael Moerman、Edward Rose、Harvey Sacks、Emmanuel Schegloff、David Sudnow、D. Lawrence Wieder、以及Don Zimmerman等人。其中，Harvey Sacks佔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因為他出色的著作與教學已經成為俗民方法學研究的重要資源。

藉由上述學者們的研究，俗民方法學的方法已成了為人所熟知的一種研究取徑，同時，這樣的情形也促成了一個社會學現象領域，在這個領域中，我們將常識活動所具有的形式特質，看作是實作層面上的、有組織的完成。今天，有相當數量的早期研究成果已經出版或是發表。本書就是這些早期研究的部分內容。同時，也有相當大量晚近尚未出版的資料現在正被人們所傳閱著。如今，人們對於俗民方法學研究的發現與方法已經越來越熟悉了，因此，人們絕對有理由去相信，一個迄今尚未為人所知的廣大的社會現象領域已然成形。

收錄在本書中的研究是我過去十二年以來寫就的。我對於這個選集所呈現出來的某種統一性感到遺憾，因為這是在種種考量下重新安排文本後的結果。而我之所以對此感到難過，是因為藉由這樣的方式，它雖然讓這本選集整體看起來「頗有見地」，但這也將必然會犧牲掉某些訊息。這些文章是我對於Talcott Parsons、Alfred Schutz、Aron Gurwitsch以及Edmund Husserl等人著作的研究成果。二十年來，他們的著作一直不斷地導引著我去探究日常生活行動的世界。特別是Parsons的作品，至今依然是令人敬畏不已；因為在探討社會秩序及其如何可能的問題上，其著作所展現出來的實踐社會學推理，具有著敏銳的深度以及恆常的精確性。

(以上譯者為家榮)

本研究的完成，實質上應該歸功於下列研究補助和獎助金的協助：在探討例行基礎（routine grounds）、紀錄方法（the documentary method）、以及表露（passing）的論文中所引用的研究，是由美國公共衛生部門（U.S. Public Health Service）所提供的資深研究獎助金（Senior Research Fellowship），即SF-81獎助金所支助；針對常識理解（common understanding）以及編碼實作（coding practices）所進行的調查，是由SF-81獎助金、加州政府精神衛生部（California State Department of Mental Hygiene）所提供的Q-2研究補助、以及空軍科學研究處行為科學部門（the Behavioral Sciences Division of the Air Forc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的Af-AFOSR-757-65計劃所支助。

書中討論理性的論文是由另一篇文章所改寫而成，該文的寫作肇始於作者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組織行為學計劃成員時，並在美國公共衛生部門提供的SF-81資深研究獎助金的支助下完成。作者要感謝1958年夏天於新墨西哥大學開設的行為科學跨學科課程，該課程屬於空軍研發司令部（ARDC, Ai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and）轄下空軍科學研究處行為科學部門的AF49(638)-33計劃，同時也屬於人文生態學調查學會（Society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Ecology）。

我有幸於1963-1964學年度在洛杉磯自殺防治中心（Los Angeles Suicide Prevention Center）的自殺科學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Suicide）擔任研究員。我要感謝Edwin S. Shneidman博士、Norman L. Farberow博士、以及Robert E. Litman博士的熱忱款待。

針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神經精神醫學院（U.C.L.A. Neuropsychiatric Institute）精神科門診工作的研究，是由加州政府精神衛生部研究部門提供的A-7及Q-2研究補助，以及美國公共衛生部門提供的SF-81資深研究獎助金所支助。

針對醫療人員使用診所資料夾的研究，是由加州政府精神衛生部研究部門提供的Q-2研究補助、獎助資深學者的美國公共衛生部門SF-81資深研究獎助金、以及空軍科學研究處行為科學部門AF-AFOSR-278-62計劃下的俗民方法學學術會議所支助。Harry R. Brickman醫學博士，以及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神經精神醫學院院長Eugene Pumpian-Mindlin醫學博士，對本研究提供了極大的幫助。Leon Epstein博士與Robert Ross博士對診所研究給予支持鼓勵，並協助提供了加州政府精神衛生部研究部門的A-7及Q-2研究補助。

(以上譯者為意仁)

特別感謝空軍科學研究處行為科學部門主任Charles E. Hutchinson博士，他的部門提供我和Edward Rose研究補助AF-AFOSR-278-62，以贊助俗民方法學學術會議，另外，提供我和Harvey Sacks、Lindsey Churchill的研究補助AF-AFOSR-757-65及AF-AFOSR-757-66，亦贊助了對「常識選擇情境中的決策」(Studies on Decision Making in Common Sense Situations of Choice)所做的研究。

在方法論的適切性研究上，許多重要的面向都獲益於Richard J. Hill博士、Elliot G. Mishler博士、Eleanor B. Sheldon博士，以及Stanton Wheeler博士的批評。同時也感謝Egon Bittner在擔任我的研究助理的期間，協助將個案進行編碼，以及Michael R. Mend在計算工作上的協助。本篇論文亦受益於哈佛大學統計學系Charles F. Mosteller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衛生學院Wilfred J. Dixon教授的建議與創見。Dixon教授設計了一個方法，能夠以卡方檢定來估計包含有條件機率的資料。獲得他的允許，我將這個方法收錄於附錄一。而這篇論文所有的缺點都是我個人的責任。

感謝我的學生Michael R. Mend以及Patricia Allen在診所與信度的研究上所提供的協助，以及Peter McHugh在還是加州大學研究生的其間，協助我進行「諮商」(conseling)實驗。David Sudnow盡其耐心為本書作潤稿。感謝Robert J. Stoller、Egon Bittner，以及Saul Mendlovitz在和我共同發表的研究中的合作。我和Mendlovitz參與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陪審員計畫時所做的面訪，則為關於陪審員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我還要特別感謝以下這些人：我的朋友兼編輯，James H. Clark，以及我的老朋友們：William C. Beckwith、Joseph Bensman、Heinz Ellersieck、Ruth Ellersieck、Erving Goffman、Evelyn Hooker、Duncan MacRae、Jr. Saul Mendlovitz、Elliot G. Mishler、Henry W. Riecken、Jr. William S. Robinson、Edward Rose、Edwin S. Shneidman、Melvin Seeman，以及Eleanor B. Sheldon。

感謝我親愛的妻子在寫作過程中的陪伴。

(以上翻譯者為秉儒)


註釋：

[1] 亦即，即使涉及了物理與生物等自然現象，卻都是社會現象，是日常生活中被組織化的活動。在此，Garfinkel打破了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區分，即使是自然現象也有其社會建構的成份。其次，Garfinkel在本書開頭，很不尋常地指出常民跟學者都是在「做社會學」。此處所謂的「做社會學」，其實就是把日常生活實作活動視為是有組織的(organized)，並以此為預設來加以理解和參與。

[2] 亦即，日常生活協調活動的持續完成與其間社會成員所使用的方法，就是Garfinkel所謂的實作。

[3] 此句，Garfinkel所要說的是，社會成員所參與的日常生活活動，恰恰也是使這些活動變得可以理解的方法，而這些活動也是日常生活活動本身組織的構成部份。換言之，這些社會成員在參與日常生活活動的過程中，也藉著此一參與讓所參與的日常生活活動變得可理解與有組織。顯然地，這意味著日常生活活動是使其自身的理路得以浮現的方法。所以，Garfinkel才會隨後指出此一現象所蘊含的反身性(reflexivity)。

[4] 又一次地，Garfinkel將常民的日常生活實作活動與學者的學術研究活動相提並論。

[5] 詳見註3有關反身性的說明。

[6] 換言之，尋常的實作常識行動構成了場景，但其形式特質卻又由場景得到其保證。行動與場景之間有著相互構成的內在關係。

[7] 也就是說，實作社會學也可能將學術研究的方法視為實作或實作推理的一種。其實，這又蘊含了另一個層次的反身性，那就是實作社會學可以拿社會學研究本身當作其研究對象，而不只是高高在上地研究別人、研究常民。此一想法當然是延伸自前述將學者的學術研究活動與常民的日常生活實作活動相提並論的想法。

[8] 這裡所指的也是俗民方法學無意嘲諷別人的對錯。

[9] 指俗民方法學並非出於同情弱者、常民。


誌謝

第一章（部分）、第二章、第三章與第八章在先前曾經出版。第一章包含了〈實作社會學推理：洛杉磯自殺防治中心工作的特質〉（ “Practical Sociological Reasoniing: Some Features in the Work of the Los Angeles Suicide Prevention Center”），曾收錄於《自我解組論文集》（Essay in Self Destruction）由Edwin S. Shneidman編輯，International Science Press於1967年所出版。第二章是修訂版的再版，曾刊登於《社會問題》（Social Problem）1964年冬季號第11卷，第三篇頁225-250。第三章獲得Macmillan公司許可再版，曾收錄於《心智的理論》（Theories of the Mind），由Jordan M. Scher編輯，紐約Free Press of Glencoe出版，頁689-712。第八章於1960年首度刊登於《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一月份第五卷，第一篇頁72-83。亦曾於1962年刊登於《決策、價值與團體》（Decision, Values, and Groups）第二卷頁304-324，由Norman F. Washburne編輯，紐約Pergamon Press出版。感謝這些單位允許這次的再版，我同時要感謝RAND公司允許我再版Olaf Helmer和Nicholas Rescher在他們的專題論文《不精確科學的認識論》（On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Inexact Science）中，所作的詳細摘錄，此書於1958年10月13日P-1513 Santa Monica加州RAND公司出版，摘錄收於頁8-14。

第七章〈對精神病門診病人臨床實驗的選擇標準和選擇實作所作的量化研究，其方法論的適當性〉（ “Methodological Adequacy in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Selection Criteria and Selection Practices in Psychiatric Outpatient Clinics”）於1960年三月時擬寫。所列出的研究都是在1960年三月之後就未做更新，因此顯然缺少許多研究，例如Elliot Mishler和Nancy E. Waxler的研究：〈精神病患進入醫療體系的決策過程〉（Decision Processes in Psychiatric Hospitalization），1963年刊登於《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28卷第四號八月，頁576-587；以及Anita Bahn及她的研究同仁在心理健康國際中心（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所作的長期研究。最初對於研究所作的回顧是為了要發現在問題選擇當中的「參數」（parameters）以及擴充他們的討論。在寫作論文的時候，對這些關於精神病學臨床實驗的研究發現所作的報告並非首要任務，現在則已經是無關緊要。

(以上譯者為佳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