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ruary 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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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雖然是對政大歷史所上課方式的檢討，但這不代表政大歷史所較其他學校的其他系所為差，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作者所點出的問題，也絕對不是政大歷史所的上課方式所獨有的問題，因此，對於非屬該系所的大多數人而言，重點不應該放置在對於個別系所的批評與檢討。
看了這篇文章，一方面很慶幸自己的研究所討論課不是作者筆下不打斷學生報告的上課方式，而是不怕打斷同學們的報告指出其中的錯誤、乃至於不斷地丟出問題要同學們回答、對焦、爭辯；但在另一方面，我也必須很慚愧地承認，並沒有做到課前和負責報告的同學討論、進行事前的品質管制。
正如這篇文章所指出的，這涉及了制度、教師、學生等方面的問題。關於學生們的學習態度，我在去年的公開信裡已經有所觸及；關於制度，我也曾經幾次為文、參與座談、演講，說明現有的學術評鑑制度、教授升等制度如何迫使大學教師重研究、輕教學，追求量化的、帳面上的卓越，而把培養卓越的下一代這樣的使命犧牲掉。乃至於，還用錯誤的示範，揠苗助長地教壞一代又一代的年輕學子。
我常說，教育部高教司、國科會的官員們應該多去ptt的phd版逛逛，看看大學教授們為了所謂的追求卓越，如何剝削指導學生、如何為了利益交換、建立交情，強迫研究生在自己獨立完成的論文作者欄上掛了一大堆不相干的人名、以及如何要學生們代筆研究計畫申請書、結案報告。
這些問題，也都不能只是用制度殺人的理由，全部推卸給台灣現行的學術評鑑制度。個人的行動，不是完全不能改變或抗拒結構的，要以存活為由順應制度，也是個人的選擇。一個個的個人或許很脆弱，但大學教師也可以聯合起來，向扭曲人性的制度說不。（不過，像我自己所任教的政治大學這樣，既得利益時不批評現有評鑑制度的缺失，等到發現制度不利於自己時才來發出不平之鳴，恐怕已經太遲，也有損立論的正當性。）可悲的是，不只是我先前的公開信所批評的學生們，連我自己的社會學界同僚也不乏有人以鄉愿的說法、不行動來證明結構的無可改變、證明社會學對結構與行動的討論只是個謊言、或是說說而已。
其實，學生們跟老師們也未必總是相對立的，應該有很多機會可以聯合起來，對抗這個扭曲大學教育的體制。
只是，讓我更擔心的是，要是真的有教育部高教司或國科會的官員們真的願意去ptt的phd版看看，更可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捕破網，以更嚴密的制度設計，迫使更多的大學教師因過勞而死，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創造出更細緻的生存策略與剝削指導學生的手法。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主流的學者也開始說TSSCI裡所收錄的期刊未必是好期刊了，轉而主張國科會所推動的各學門期刊排序才是區辨期刊優劣的標準，但卻仍舊支持TSSCI資料庫嚴格的收錄標準，而不是讓TSSCI廣為收納期刊、回歸其資料庫本質。同時，我也聽說，接下來要推動的是，針對SCI、SSCI期刊開始分級。我想，這些沒有面對問題本質的短視措施，就如同五年五百億的頂尖大學計畫裡的某些量化、形式化評鑑標準一樣，都只是在戕害學者、戕害學術新生代而已。
【原文出處：http://regie-barras.ch/wp/nccu/2008/01/11/%e5%85%ac%e9%96%8b%e4%bf%a1/ 該文後續還有相關回應，請一併參考。】
公開信，敬請批評指教
章衛（James Barras，目前就讀政大歷史研究所的碩二）
Written on January 11, 2008
所上的各位大家好：
自抵達台灣以來，身為外籍、學生的雙重身分下的我一方面盡量入境隨俗，一方面主動參與我們所上的生活，常常與大家分享對於所上的看法，提出優點也好，缺點也好。昨晚，一位同學覺得我沒能掌握週一（1/7）期末大會與各位所胞發表建議很可惜。不過，我認為期末大會只是其中的一個機會，且過去我曾藉其他管道與大家分享我的看法。但後來由於一些私人因素以及先前試圖的失敗，所以近來我傾向於沈默未前去一同開會。為了克服該缺乏，並給大家一個較全面的報告，我決定寫這封公開信。
也許一些人會覺得我的語言很嚴肅與嚴格只提到缺點，或有些人會覺得我無知，不夠了解台灣、政大、我們的研究所，不該進行分享以免丟臉。對於前者，我的回答是：我的語調與論述對我而言是對的，嚴肅或嚴格與否不是重點，身為團體的一員，當遇到問題的時候應該儘可能找辦法解決，在不超過權限的前提下，應當與大家分享，且不只在後面批評而已。如果這封公開信令人生氣或難過，我感到非常抱歉。至於後者，我的回答是：我不怕旁人的批評、臉上無光，相反的我只怕有一天因為意識到自己沒做該做的而感到痛苦遺憾。就算這麼做很危險也沒關係，危險反能使事情更顯意義，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不是嗎？
我要談論三個問題，討論課的課程進行，學習與教學環境與老師、學生與制度。為了說明我所發現的問題與看法，首先我要描述所上所謂討論課的課程如何進行（雖然大家必定知道普遍討論課的進行方式，不過這是為了稍後與跟另一做法作比較）。通常學期初的第一堂老師會將課綱發予大家，介紹課程內容與進度，並囑咐某位同學（往往是學弟或學妹）負責口頭報告的分配或在必要時協助蒐集資料、影印等行政任務。討論課環繞的題目往往是以某本書的其中幾個章節或專業的期刊作為基礎教材，每週大約二至五篇，每篇的份量數十頁不等。每位同學平均一學期負責一到三份報告，依序輪流進行。當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負責範圍後，口頭報告就可以開始了。在報告的開始，當次的報告人會把他花了很長時間打的演講文字版發給大家，接下來口語化的朗讀他的報告，然而，大部分的時候內容與報告的文字差不多，換句話說，我們的討論課僅是導讀課罷了。報告進行當中，包括老師在內，多數人幾乎都低著頭聆聽朗讀，盡量保持不無聊或清醒的參與狀態。一般學生每學期修四門課甚至更多，又一門課每週要看幾十頁的指定閱讀，不禁讓人懷疑是否有辦法深刻且完整地準備每門課？這樣的結果只是讓學生趨向於準備被分配到的責任範圍，或頂多與興趣專長相關的部份而已。口頭報告的文字版不過是成就感的滿足，讓人覺得有某種實質的獲得，這些文字的下場或是保留或是丟掉。就事實來說，這種做法很浪費時間，對於教學品質相當不理想，而在我看來這是「重視數量、輕視質量」的學習方式。造成口頭報告結束之後的討論非常短且膚淺，若是碰上有相關興趣或研究的同學或是有精彩講課的老師還好，一人獨白或少數幾人滔滔不絕的論辯交攻往往能使課程增色，但這樣的狀況卻也不常見。討論課進行到學期末，還被要求寫一篇萬字以上的學期報告，此報告的題目不僅往往與口頭報告無關，且與討論課程主體有時甚至超過老師的研究範圍。雖然這麼做出於老師們的好心，為了減輕學生的負擔，即讓學生們撰寫一個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期末報告。再者，學期報告內容與老師專長不符，老師實際能給予的幫助有限。
現在，我想以我在日內瓦大學受的訓練做個比較。討論課的開頭與我們很類似（但恐怕這是少數的共同點之一），即老師先介紹課程內容與進度。然後，由老師自己安排口頭報告的分配，因為這個行政任務也屬於教師工作的一部份，並提供課程的資料（蒐集、影印與將資料放在於圖書館專屬課程的一個地方）。老師同時負責教學及行政任務，學生則專心於課業。在下一次上課的時候，老師會發給大家一份詳細的上課進度表，載明每週的主題及其相關報告的負責人。
在正式報告之前，報告人必須至少與老師見面一到兩次以上。每次由學生提出一個草案，這個草案包含前言、參考資料目、起碼一項以上的一手史料、報告大綱（目錄）、年表、專有名詞定義等。師生共同倆討論該草案的價值以及可能的改進方向。老師這樣做的意義在於確認學生報告的走向與研究過程符合最基本質量的條件，同時也能讓報告者較有自信，不致有迷失之虞，也能使同上一門課的同學不必浪費時間在一個不值得聆聽的報告上。接下來，報告者要在報告的一週前將完整的草案發給大家，讓同學們依照上面所提供的資料在期限內準備下次上課的內容，而非花費時間在過多指定閱讀上。
時至報告當日，老師僅先簡短的介紹報告的題目背景，剩下的時間全交給報告者，由報告者擔任老師的角色。首先介紹上週發給大家的草案，但絕對不可以朗讀報告的內容，只能偶爾一瞥精簡的筆記作提示。如此老師才能確定學生扎實的消化了所有的報告內容，並能充分的回答問題、參與討論。報告時間約三十分鐘到一小時，期間除非產生一個巨大的錯誤，老師通常都不會打斷，而大家先做筆記以準備之後的課堂討論，對報告做出批判，諸如報告者的缺失、草案的正確性、論點是否錯誤、格式是否符合等等，但也會針對優點提出讚美，大約一共進行四十分鐘。討論時對象不限老師或學生，也沒有前後輩的倫理限制，討論很活潑。最後，基於討論的結果，報告者會慎重的修正其報告內容，將這份口頭報告作為期末報告的基礎。事實上，大部分的期末報告大約等於口頭報告的詳細文字版。在遞交作業後，老師一定會做出非常詳盡的評論並發還給學生，讓學生知道該從何增進自己的研究方法。
你們現在也許能想像我第上我們研究所的討論課是什麼感覺——驚訝、失望、挫敗。驚訝是因為與過去所學差異過大；失望是因為我自身的中文程度過低；挫敗則是因為時間久了，我發現其實原先的失望印象並不只是語言程度所造成的錯誤，而是課程本身。剛剛提到的是我在日內瓦大學與政治大學的經驗比較，然而，我必須承認，我們的研究所在一些方面比日內瓦大學要好得多。但是，我目前針對的對象是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因此暫先略過日內瓦大學的缺失。
萬一還是有人懷疑日內瓦大學制度何以比我們的研究所好，我會以一個問題來回應——日內瓦大學的學生為什麼四至五年內就能得到學士與碩士兩個學位，而所上的學生至少卻需要七至八年？我個人認為回答很簡單，我們的研究所在這方面效率不好。
除討論課程之外，我也注意到其他對於學習與教學環境不好的問題。首先，手機的使用。不單是學生，老師也會在課堂上接電話，忘記關機或調整到靜音模式，甚至在課堂中走出教室通話。教室是一個工作與學習的公共場所，所有使用教室的人需要專心討論或聆聽難懂的話題，不該被任何可以避免的煩惱打擾。同樣的，轉筆或轉筆落下的聲音或各種不必要的聲響都算是打斷人專心思考的行為，細聲的聊天也是。另外，遲到或不來上課的人許多，這我不太懂，如果是講座我還可以接受，因為老師一個人講話，被動的聽眾多不多不太重要，但討論課完全不一樣，老師、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很重要，老師不出席大家無法進行課程，報告者缺席也是如此，其他學生不在就破壞討論的機會。最後我想特別提及，我們所上最為擾人的專心的即是「八卦」。不但學生課餘愛八卦，而且有些老師上課時穿插很多八卦，與時事或學術或課程內容無關。我們都知道，老師和學生們的生活壓力都非常大，大家都很忙碌，我想這些壞習慣大概是眾人在不知不覺間養成，用來使輕鬆緩和氣氛，不過我仍不太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要如何改善我們的研究所呢？可以分為三部份，即老師、學生與制度。我常常聽到，詹姆斯，你這麼做出於好心，但是你太單純，你是個有理想與原則的人，可是生活沒那麼簡單。說實在，我一點也不單純。我只是很極端而已。我上述已經說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我曾成功的改變了一些我認為不合理的事物（其中一個好玩的例子便是日內瓦大學的漢學系的名字1 ），原因不在於我比其他人聰明什麼的而是因為我願意賣力，為了獲得進步，而願意犧牲一些東西，重點就在於自己的優先順序。我個人認為我們面臨的制度是個惡性循環，老師因為發表的壓力、評鑑的威脅忙碌，所以無法好好指導我們，上課時候大家乖乖聽報告者朗讀，不用好好準備、進行深刻的討論，可以遞交與老師專長無關的期末報告，也沒有期望老師交還給學生一個完整書面的評論。老師無暇思考如何改善現況，學生也不會特別抱怨，因為一切都只是習慣使然，偶爾在背後批評與八卦一下，並不會真的做什麼。當有位特別勇敢的老師試圖打破這個惡劣的體系，叫學生獨立、思考、重視質量而不單重視數量，不習慣的學生會抵制他的課，形成「倒課」，另一方面，老師在經濟因素的考量下不得不與現實妥協，進而被制度規訓，被迫背對自己的良心，說服自己在既有的體制內繼續生存。然後老師培養學者，他傳授所知所學，教導學生們要作一位與他一樣的老師——一位很辛苦、被規訓、不擅於教學、 孤獨的學者——這就是我們的學術界。
那怎麼辦呢？很抱歉，這沒有簡單的解答。其實，我覺得有時候為了某個崇高的理想，為了要得到某個很了不起的結果（例如打破這個擾人的機制），不得不採用艱鉅的解決辦法。成果不是絕對，重點是眾人有沒有意願改進我們的課程？大家想不想幫助自己及往後的人們？你們想不想嘗試一個從未走過的路線？雖然不一定保證能開花結果，但對我而言，老師和與學生一同調整上課的態度是可以實現的，或許多少能仿效日內瓦大學，或一些老師具有國外留學經驗（德國、英國、美國等），應能提出較現有課程更為可行且更有效率的進行方式。因為不受學則或制度限制，只要抱持著積極的心，這部份潛在的進步空間很大，且在短時間內就能收到成效。以上所及，大家都應該共同討論。
至於制度，台灣雖是個民主國家，但我看來，到某種程度上民主仍未普遍，這是否來自於台灣直到1987年解嚴以來才真正享受民主有關，我不敢說，可是我們研究所的制度與機制的民主程度很低。換句話說，相對於瑞士與法國（其他國家我不曉得，所以不說）政大學生很少參加學校重要決定。如何改革呢？潛在的途徑頗多，首先我們先認清自身能發揮的空間，使所有不滿意的主動者，老師、學生、行政人員，都能獲得溝通。以討論課進行方式為例，這是大家可以在期初大會一併討論的問題，再設立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裡包括學生與老師，譬如三位老師代表，兩位學生代表，還有秘書，由其中一位擔任主席。甚至可以將委員會的的任務擴張，擴及於研究所與博碩士學位改革的大工程。這樣的想法跟去年四月在政大進行的「全國博碩士學位改革討論會」的方向類似，或可視為它的後續。我們的研究所有足夠的能力與資源改變自己的角色，當一個實際的主動者，作為眾人的先鋒。
最後個批判關乎近來我們的研究所試圖進行的改革，譬如三學分課程制、資格考變革等。我個人認為這兩個改革的進行的方式不很好，只是單向的改革而已，沒有學生們參與的空間，又速度很慢。我知道唐啟華主任與所上的老師們都很努力的討論這些問題，不過我還是希望我們表現得更好，上述僅是一些潛在方向的提議。另外，我也想強調，即使我指出了不少缺點，但我從不否定優點的存在。雖然現況讓我不滿意，但這不意味著我在歷史研究所的一年多來沒學到什麼或認為什麼都不好。我修過的課的老師︰周惠民老師、唐啟華老師、王德權老師、呂紹理老師、朱靜華老師、劉季倫老師、楊瑞松老師，與參加身體與中國文明讀書會如金仕起老師與劉祥光老師等，不僅教了我不少東西，而且大部分時很開放且樂意傾聽我囉唆的絮叨。
文章的末尾，感謝花費時間閱讀這封長信了解我所要表達的內容的人們，謝謝您。我希望所上的各位不會把我當作隨便批評的敵人，請瞭解，當我批評我們的研究所的時候就等於批評自己，因為我也是屬於研究所的一份子。為了更好的研究環境，請大家一起努力吧。
敬祝 安康
章衛上
二○○八年一月十一日
本文雖然是對政大歷史所上課方式的檢討，但這不代表政大歷史所較其他學校的其他系所為差，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作者所點出的問題，也絕對不是政大歷史所的上課方式所獨有的問題，因此，對於非屬該系所的大多數人而言，重點不應該放置在對於個別系所的批評與檢討。
看了這篇文章，一方面很慶幸自己的研究所討論課不是作者筆下不打斷學生報告的上課方式，而是不怕打斷同學們的報告指出其中的錯誤、乃至於不斷地丟出問題要同學們回答、對焦、爭辯；但在另一方面，我也必須很慚愧地承認，並沒有做到課前和負責報告的同學討論、進行事前的品質管制。
正如這篇文章所指出的，這涉及了制度、教師、學生等方面的問題。關於學生們的學習態度，我在去年的公開信裡已經有所觸及；關於制度，我也曾經幾次為文、參與座談、演講，說明現有的學術評鑑制度、教授升等制度如何迫使大學教師重研究、輕教學，追求量化的、帳面上的卓越，而把培養卓越的下一代這樣的使命犧牲掉。乃至於，還用錯誤的示範，揠苗助長地教壞一代又一代的年輕學子。
我常說，教育部高教司、國科會的官員們應該多去ptt的phd版逛逛，看看大學教授們為了所謂的追求卓越，如何剝削指導學生、如何為了利益交換、建立交情，強迫研究生在自己獨立完成的論文作者欄上掛了一大堆不相干的人名、以及如何要學生們代筆研究計畫申請書、結案報告。
這些問題，也都不能只是用制度殺人的理由，全部推卸給台灣現行的學術評鑑制度。個人的行動，不是完全不能改變或抗拒結構的，要以存活為由順應制度，也是個人的選擇。一個個的個人或許很脆弱，但大學教師也可以聯合起來，向扭曲人性的制度說不。（不過，像我自己所任教的政治大學這樣，既得利益時不批評現有評鑑制度的缺失，等到發現制度不利於自己時才來發出不平之鳴，恐怕已經太遲，也有損立論的正當性。）可悲的是，不只是我先前的公開信所批評的學生們，連我自己的社會學界同僚也不乏有人以鄉愿的說法、不行動來證明結構的無可改變、證明社會學對結構與行動的討論只是個謊言、或是說說而已。
其實，學生們跟老師們也未必總是相對立的，應該有很多機會可以聯合起來，對抗這個扭曲大學教育的體制。
只是，讓我更擔心的是，要是真的有教育部高教司或國科會的官員們真的願意去ptt的phd版看看，更可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捕破網，以更嚴密的制度設計，迫使更多的大學教師因過勞而死，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創造出更細緻的生存策略與剝削指導學生的手法。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主流的學者也開始說TSSCI裡所收錄的期刊未必是好期刊了，轉而主張國科會所推動的各學門期刊排序才是區辨期刊優劣的標準，但卻仍舊支持TSSCI資料庫嚴格的收錄標準，而不是讓TSSCI廣為收納期刊、回歸其資料庫本質。同時，我也聽說，接下來要推動的是，針對SCI、SSCI期刊開始分級。我想，這些沒有面對問題本質的短視措施，就如同五年五百億的頂尖大學計畫裡的某些量化、形式化評鑑標準一樣，都只是在戕害學者、戕害學術新生代而已。
【原文出處：http://regie-barras.ch/wp/nccu/2008/01/11/%e5%85%ac%e9%96%8b%e4%bf%a1/ 該文後續還有相關回應，請一併參考。】
公開信，敬請批評指教
章衛（James Barras，目前就讀政大歷史研究所的碩二）
Written on January 11, 2008
所上的各位大家好：
自抵達台灣以來，身為外籍、學生的雙重身分下的我一方面盡量入境隨俗，一方面主動參與我們所上的生活，常常與大家分享對於所上的看法，提出優點也好，缺點也好。昨晚，一位同學覺得我沒能掌握週一（1/7）期末大會與各位所胞發表建議很可惜。不過，我認為期末大會只是其中的一個機會，且過去我曾藉其他管道與大家分享我的看法。但後來由於一些私人因素以及先前試圖的失敗，所以近來我傾向於沈默未前去一同開會。為了克服該缺乏，並給大家一個較全面的報告，我決定寫這封公開信。
也許一些人會覺得我的語言很嚴肅與嚴格只提到缺點，或有些人會覺得我無知，不夠了解台灣、政大、我們的研究所，不該進行分享以免丟臉。對於前者，我的回答是：我的語調與論述對我而言是對的，嚴肅或嚴格與否不是重點，身為團體的一員，當遇到問題的時候應該儘可能找辦法解決，在不超過權限的前提下，應當與大家分享，且不只在後面批評而已。如果這封公開信令人生氣或難過，我感到非常抱歉。至於後者，我的回答是：我不怕旁人的批評、臉上無光，相反的我只怕有一天因為意識到自己沒做該做的而感到痛苦遺憾。就算這麼做很危險也沒關係，危險反能使事情更顯意義，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不是嗎？
我要談論三個問題，討論課的課程進行，學習與教學環境與老師、學生與制度。為了說明我所發現的問題與看法，首先我要描述所上所謂討論課的課程如何進行（雖然大家必定知道普遍討論課的進行方式，不過這是為了稍後與跟另一做法作比較）。通常學期初的第一堂老師會將課綱發予大家，介紹課程內容與進度，並囑咐某位同學（往往是學弟或學妹）負責口頭報告的分配或在必要時協助蒐集資料、影印等行政任務。討論課環繞的題目往往是以某本書的其中幾個章節或專業的期刊作為基礎教材，每週大約二至五篇，每篇的份量數十頁不等。每位同學平均一學期負責一到三份報告，依序輪流進行。當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負責範圍後，口頭報告就可以開始了。在報告的開始，當次的報告人會把他花了很長時間打的演講文字版發給大家，接下來口語化的朗讀他的報告，然而，大部分的時候內容與報告的文字差不多，換句話說，我們的討論課僅是導讀課罷了。報告進行當中，包括老師在內，多數人幾乎都低著頭聆聽朗讀，盡量保持不無聊或清醒的參與狀態。一般學生每學期修四門課甚至更多，又一門課每週要看幾十頁的指定閱讀，不禁讓人懷疑是否有辦法深刻且完整地準備每門課？這樣的結果只是讓學生趨向於準備被分配到的責任範圍，或頂多與興趣專長相關的部份而已。口頭報告的文字版不過是成就感的滿足，讓人覺得有某種實質的獲得，這些文字的下場或是保留或是丟掉。就事實來說，這種做法很浪費時間，對於教學品質相當不理想，而在我看來這是「重視數量、輕視質量」的學習方式。造成口頭報告結束之後的討論非常短且膚淺，若是碰上有相關興趣或研究的同學或是有精彩講課的老師還好，一人獨白或少數幾人滔滔不絕的論辯交攻往往能使課程增色，但這樣的狀況卻也不常見。討論課進行到學期末，還被要求寫一篇萬字以上的學期報告，此報告的題目不僅往往與口頭報告無關，且與討論課程主體有時甚至超過老師的研究範圍。雖然這麼做出於老師們的好心，為了減輕學生的負擔，即讓學生們撰寫一個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期末報告。再者，學期報告內容與老師專長不符，老師實際能給予的幫助有限。
現在，我想以我在日內瓦大學受的訓練做個比較。討論課的開頭與我們很類似（但恐怕這是少數的共同點之一），即老師先介紹課程內容與進度。然後，由老師自己安排口頭報告的分配，因為這個行政任務也屬於教師工作的一部份，並提供課程的資料（蒐集、影印與將資料放在於圖書館專屬課程的一個地方）。老師同時負責教學及行政任務，學生則專心於課業。在下一次上課的時候，老師會發給大家一份詳細的上課進度表，載明每週的主題及其相關報告的負責人。
在正式報告之前，報告人必須至少與老師見面一到兩次以上。每次由學生提出一個草案，這個草案包含前言、參考資料目、起碼一項以上的一手史料、報告大綱（目錄）、年表、專有名詞定義等。師生共同倆討論該草案的價值以及可能的改進方向。老師這樣做的意義在於確認學生報告的走向與研究過程符合最基本質量的條件，同時也能讓報告者較有自信，不致有迷失之虞，也能使同上一門課的同學不必浪費時間在一個不值得聆聽的報告上。接下來，報告者要在報告的一週前將完整的草案發給大家，讓同學們依照上面所提供的資料在期限內準備下次上課的內容，而非花費時間在過多指定閱讀上。
時至報告當日，老師僅先簡短的介紹報告的題目背景，剩下的時間全交給報告者，由報告者擔任老師的角色。首先介紹上週發給大家的草案，但絕對不可以朗讀報告的內容，只能偶爾一瞥精簡的筆記作提示。如此老師才能確定學生扎實的消化了所有的報告內容，並能充分的回答問題、參與討論。報告時間約三十分鐘到一小時，期間除非產生一個巨大的錯誤，老師通常都不會打斷，而大家先做筆記以準備之後的課堂討論，對報告做出批判，諸如報告者的缺失、草案的正確性、論點是否錯誤、格式是否符合等等，但也會針對優點提出讚美，大約一共進行四十分鐘。討論時對象不限老師或學生，也沒有前後輩的倫理限制，討論很活潑。最後，基於討論的結果，報告者會慎重的修正其報告內容，將這份口頭報告作為期末報告的基礎。事實上，大部分的期末報告大約等於口頭報告的詳細文字版。在遞交作業後，老師一定會做出非常詳盡的評論並發還給學生，讓學生知道該從何增進自己的研究方法。
你們現在也許能想像我第上我們研究所的討論課是什麼感覺——驚訝、失望、挫敗。驚訝是因為與過去所學差異過大；失望是因為我自身的中文程度過低；挫敗則是因為時間久了，我發現其實原先的失望印象並不只是語言程度所造成的錯誤，而是課程本身。剛剛提到的是我在日內瓦大學與政治大學的經驗比較，然而，我必須承認，我們的研究所在一些方面比日內瓦大學要好得多。但是，我目前針對的對象是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因此暫先略過日內瓦大學的缺失。
萬一還是有人懷疑日內瓦大學制度何以比我們的研究所好，我會以一個問題來回應——日內瓦大學的學生為什麼四至五年內就能得到學士與碩士兩個學位，而所上的學生至少卻需要七至八年？我個人認為回答很簡單，我們的研究所在這方面效率不好。
除討論課程之外，我也注意到其他對於學習與教學環境不好的問題。首先，手機的使用。不單是學生，老師也會在課堂上接電話，忘記關機或調整到靜音模式，甚至在課堂中走出教室通話。教室是一個工作與學習的公共場所，所有使用教室的人需要專心討論或聆聽難懂的話題，不該被任何可以避免的煩惱打擾。同樣的，轉筆或轉筆落下的聲音或各種不必要的聲響都算是打斷人專心思考的行為，細聲的聊天也是。另外，遲到或不來上課的人許多，這我不太懂，如果是講座我還可以接受，因為老師一個人講話，被動的聽眾多不多不太重要，但討論課完全不一樣，老師、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很重要，老師不出席大家無法進行課程，報告者缺席也是如此，其他學生不在就破壞討論的機會。最後我想特別提及，我們所上最為擾人的專心的即是「八卦」。不但學生課餘愛八卦，而且有些老師上課時穿插很多八卦，與時事或學術或課程內容無關。我們都知道，老師和學生們的生活壓力都非常大，大家都很忙碌，我想這些壞習慣大概是眾人在不知不覺間養成，用來使輕鬆緩和氣氛，不過我仍不太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要如何改善我們的研究所呢？可以分為三部份，即老師、學生與制度。我常常聽到，詹姆斯，你這麼做出於好心，但是你太單純，你是個有理想與原則的人，可是生活沒那麼簡單。說實在，我一點也不單純。我只是很極端而已。我上述已經說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我曾成功的改變了一些我認為不合理的事物（其中一個好玩的例子便是日內瓦大學的漢學系的名字1 ），原因不在於我比其他人聰明什麼的而是因為我願意賣力，為了獲得進步，而願意犧牲一些東西，重點就在於自己的優先順序。我個人認為我們面臨的制度是個惡性循環，老師因為發表的壓力、評鑑的威脅忙碌，所以無法好好指導我們，上課時候大家乖乖聽報告者朗讀，不用好好準備、進行深刻的討論，可以遞交與老師專長無關的期末報告，也沒有期望老師交還給學生一個完整書面的評論。老師無暇思考如何改善現況，學生也不會特別抱怨，因為一切都只是習慣使然，偶爾在背後批評與八卦一下，並不會真的做什麼。當有位特別勇敢的老師試圖打破這個惡劣的體系，叫學生獨立、思考、重視質量而不單重視數量，不習慣的學生會抵制他的課，形成「倒課」，另一方面，老師在經濟因素的考量下不得不與現實妥協，進而被制度規訓，被迫背對自己的良心，說服自己在既有的體制內繼續生存。然後老師培養學者，他傳授所知所學，教導學生們要作一位與他一樣的老師——一位很辛苦、被規訓、不擅於教學、 孤獨的學者——這就是我們的學術界。
那怎麼辦呢？很抱歉，這沒有簡單的解答。其實，我覺得有時候為了某個崇高的理想，為了要得到某個很了不起的結果（例如打破這個擾人的機制），不得不採用艱鉅的解決辦法。成果不是絕對，重點是眾人有沒有意願改進我們的課程？大家想不想幫助自己及往後的人們？你們想不想嘗試一個從未走過的路線？雖然不一定保證能開花結果，但對我而言，老師和與學生一同調整上課的態度是可以實現的，或許多少能仿效日內瓦大學，或一些老師具有國外留學經驗（德國、英國、美國等），應能提出較現有課程更為可行且更有效率的進行方式。因為不受學則或制度限制，只要抱持著積極的心，這部份潛在的進步空間很大，且在短時間內就能收到成效。以上所及，大家都應該共同討論。
至於制度，台灣雖是個民主國家，但我看來，到某種程度上民主仍未普遍，這是否來自於台灣直到1987年解嚴以來才真正享受民主有關，我不敢說，可是我們研究所的制度與機制的民主程度很低。換句話說，相對於瑞士與法國（其他國家我不曉得，所以不說）政大學生很少參加學校重要決定。如何改革呢？潛在的途徑頗多，首先我們先認清自身能發揮的空間，使所有不滿意的主動者，老師、學生、行政人員，都能獲得溝通。以討論課進行方式為例，這是大家可以在期初大會一併討論的問題，再設立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裡包括學生與老師，譬如三位老師代表，兩位學生代表，還有秘書，由其中一位擔任主席。甚至可以將委員會的的任務擴張，擴及於研究所與博碩士學位改革的大工程。這樣的想法跟去年四月在政大進行的「全國博碩士學位改革討論會」的方向類似，或可視為它的後續。我們的研究所有足夠的能力與資源改變自己的角色，當一個實際的主動者，作為眾人的先鋒。
最後個批判關乎近來我們的研究所試圖進行的改革，譬如三學分課程制、資格考變革等。我個人認為這兩個改革的進行的方式不很好，只是單向的改革而已，沒有學生們參與的空間，又速度很慢。我知道唐啟華主任與所上的老師們都很努力的討論這些問題，不過我還是希望我們表現得更好，上述僅是一些潛在方向的提議。另外，我也想強調，即使我指出了不少缺點，但我從不否定優點的存在。雖然現況讓我不滿意，但這不意味著我在歷史研究所的一年多來沒學到什麼或認為什麼都不好。我修過的課的老師︰周惠民老師、唐啟華老師、王德權老師、呂紹理老師、朱靜華老師、劉季倫老師、楊瑞松老師，與參加身體與中國文明讀書會如金仕起老師與劉祥光老師等，不僅教了我不少東西，而且大部分時很開放且樂意傾聽我囉唆的絮叨。
文章的末尾，感謝花費時間閱讀這封長信了解我所要表達的內容的人們，謝謝您。我希望所上的各位不會把我當作隨便批評的敵人，請瞭解，當我批評我們的研究所的時候就等於批評自己，因為我也是屬於研究所的一份子。為了更好的研究環境，請大家一起努力吧。
敬祝 安康
章衛上
二○○八年一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