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ruary 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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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赫迪厄 2000 (1996) 《布赫迪厄論電視》。蔡筱穎（譯）。台北：麥田。
2000年7月的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新科院士剛出爐。在1982年的法國，有位大器晚成的社會學家當選法蘭西學院的院士，但就輩分來說，他其實是傅柯、德希達的同輩。他就是當代法國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布赫迪厄的院士就職演說主題就是「演講」，他以就職演說在制度上的儀式性意涵為起點，將其對制度與人之間關係的分析指向自己所處的學術體制、乃至於所從事的社會學研究自身。因此這場演講可說是在思考他自己和學術體制、社會學的關係，這充分體現布赫迪厄對反身社會學的堅持、與其深刻的自我反省。這場演講的記錄後來以「一場討論演講的演講」為名出版
同樣是2000年7月的台灣，《布赫迪厄論電視》的中譯出版。這本書實際上是電視節目的記錄，還原到節目播出的當時也可說是「一齣討論電視節目的電視節目」。顯然布赫迪厄又要演示他最擅長的反身性思辯，亦即他得時時考慮到，在此所提出的任何主張都適用於描述他現在的所作所為。因而當他一開始就主張電視節目的形式不利於對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探討時，他就得回答：那麼他自己又準備藉著電視節目來分析探討些什麼？這麼做又有何意義？於是，這位反身社會學的倡導人就從這個問題開始他對電視的分析探討。
布赫迪厄指出，電視節目的製作流程會使上節目的人失去自主性，包括討論的主題被指定、發言時間受限等，乃至於記者們也以獨家與新奇為尚，把自己的品味投射到觀眾身上，要求簡化的煽動性辯論，而非嚴格、深入的論證。恰好又有許多學者專家在意的是知名度，為了能夠上節目，隨時都準備接受各種指派、限制與妥協。當然這一切都是媒體商業化與市場導向、乃至於政治干預的結果。但布赫迪厄既然希望學者專家們能夠集體反抗這種傾向，那麼他是否也不應上電視呢？實際上，布赫迪厄一方面在這個節目的製作上為自己爭取到主題、時間、乃至於內容不受限制的條件，另一方面他甚至主張在有利的情況下，藉著上電視來挑戰電視節目的膚淺化趨勢是一種義務。問題的關鍵在於，學者專家們是否能夠時時悶心自問：我正在做什麼？
顯然布赫迪厄對電視節目的分析與學者專家們在本地叩應節目上的表現極為類似。但我們仍無須急著區辨哪些學者專家是為了打知名度而頻頻上媒體曝光，而又有哪些學者是自覺地試圖利用媒體來改變媒體。因為根據布赫迪厄的分析，每個人都想成為自己敵人的社會學家，以便把對方當成自己的研究對象。進而恣意地以表面上客觀的事實描述(description)，提出對他人的要求(prescription)，乃至於禁止(proscribe)他人侵犯自己的地盤。在布赫迪厄的象徵鬥爭觀點下，無論是學術研究或新聞報導，都經常操弄著大眾的知與不知，藉著其命名（貼標籤）、分類的象徵權力來決定我們該遺忘、忽略什麼，同時也左右一般人的關注焦點與對事實的認知。
只是布赫迪厄既然對學術體制多所批判，為何又接受學術體制的「收編」呢？或者對學術體制的批判是否也一定得從學術體制的內部進行，否則將輕易地被貼上未達學術研究的嚴謹要求，直接拋進學者們書桌旁的字紙簍裡？乃至於對學術體制的批判是否等同於全然否定學術研究的價值，因而也會反過來動搖布赫迪厄自己的學術權威、甚至他自己的主張呢？同理，在電視上進行對電視的批判是否只是既得利益者虛矯地故做姿態而已？抑或批判大眾傳播媒介是否非得依賴大眾傳播媒介不可，否則就無法發揮影響力？其實，無論是論演講的演講，還是論電視節目的電視節目，都是布赫迪厄反身社會學藉著自覺追求自主的具體展現，因而他對這些問題都分別有相當精彩的處理。倒是此刻正在媒體上曝光的我，也應該問問自己：我正在做什麼？
本書中譯本裡不知所云的生硬直譯隨處可見，例如，「播報員經常講到的、輕鬆的每個字彙」（頁五十六），「嚴肅寫作新聞媒體的典型曾經強化對可尊敬的憂慮」（頁五十一）；更不用說不勝枚舉的奇怪語法（頁四十八、五十二）。雖說布赫迪厄的思想、文字因其反身性思辯本就纏繞詰屈，但竟連譯者自己纂寫的譯序也常有難以理解的冗長語句（頁十八開頭）。不流暢的譯筆再加上時有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錯誤，乃至於出自同一位譯者之手的譯序和內文，對同一本書的譯名竟會不一致，可惜了布赫迪厄在台初次出版的這部精彩作品。其品質還遠不如大陸從英譯再轉一手的其他幾本著作中譯。編輯作業也相當草率，扉頁作者現職單位與譯序的中譯有所差異，導讀裡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的譯名未統一，更不用說作者原序第二頁有段落重複，以及全書許多人名未加註原文等。
總之，這本書的論點雖非全然發人所未見，但對當前國內電視台商業化或公共化，以及政府介入媒體人事的爭議仍深具啟發。更重要的是，其論證絕對可以用來管窺布赫迪厄的精彩反身性思辯方式。無奈中譯本卻是令人不忍卒讀。身為書評作者的我也不知是否該推薦各位讀者購買。
【本文於2000年七月二十四日刊載於聯合報讀書人週報】
（作者：黃厚銘，台大社會所博士候選人，世新大學兼任講師）
2000年7月的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新科院士剛出爐。在1982年的法國，有位大器晚成的社會學家當選法蘭西學院的院士，但就輩分來說，他其實是傅柯、德希達的同輩。他就是當代法國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布赫迪厄的院士就職演說主題就是「演講」，他以就職演說在制度上的儀式性意涵為起點，將其對制度與人之間關係的分析指向自己所處的學術體制、乃至於所從事的社會學研究自身。因此這場演講可說是在思考他自己和學術體制、社會學的關係，這充分體現布赫迪厄對反身社會學的堅持、與其深刻的自我反省。這場演講的記錄後來以「一場討論演講的演講」為名出版
同樣是2000年7月的台灣，《布赫迪厄論電視》的中譯出版。這本書實際上是電視節目的記錄，還原到節目播出的當時也可說是「一齣討論電視節目的電視節目」。顯然布赫迪厄又要演示他最擅長的反身性思辯，亦即他得時時考慮到，在此所提出的任何主張都適用於描述他現在的所作所為。因而當他一開始就主張電視節目的形式不利於對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探討時，他就得回答：那麼他自己又準備藉著電視節目來分析探討些什麼？這麼做又有何意義？於是，這位反身社會學的倡導人就從這個問題開始他對電視的分析探討。
布赫迪厄指出，電視節目的製作流程會使上節目的人失去自主性，包括討論的主題被指定、發言時間受限等，乃至於記者們也以獨家與新奇為尚，把自己的品味投射到觀眾身上，要求簡化的煽動性辯論，而非嚴格、深入的論證。恰好又有許多學者專家在意的是知名度，為了能夠上節目，隨時都準備接受各種指派、限制與妥協。當然這一切都是媒體商業化與市場導向、乃至於政治干預的結果。但布赫迪厄既然希望學者專家們能夠集體反抗這種傾向，那麼他是否也不應上電視呢？實際上，布赫迪厄一方面在這個節目的製作上為自己爭取到主題、時間、乃至於內容不受限制的條件，另一方面他甚至主張在有利的情況下，藉著上電視來挑戰電視節目的膚淺化趨勢是一種義務。問題的關鍵在於，學者專家們是否能夠時時悶心自問：我正在做什麼？
顯然布赫迪厄對電視節目的分析與學者專家們在本地叩應節目上的表現極為類似。但我們仍無須急著區辨哪些學者專家是為了打知名度而頻頻上媒體曝光，而又有哪些學者是自覺地試圖利用媒體來改變媒體。因為根據布赫迪厄的分析，每個人都想成為自己敵人的社會學家，以便把對方當成自己的研究對象。進而恣意地以表面上客觀的事實描述(description)，提出對他人的要求(prescription)，乃至於禁止(proscribe)他人侵犯自己的地盤。在布赫迪厄的象徵鬥爭觀點下，無論是學術研究或新聞報導，都經常操弄著大眾的知與不知，藉著其命名（貼標籤）、分類的象徵權力來決定我們該遺忘、忽略什麼，同時也左右一般人的關注焦點與對事實的認知。
只是布赫迪厄既然對學術體制多所批判，為何又接受學術體制的「收編」呢？或者對學術體制的批判是否也一定得從學術體制的內部進行，否則將輕易地被貼上未達學術研究的嚴謹要求，直接拋進學者們書桌旁的字紙簍裡？乃至於對學術體制的批判是否等同於全然否定學術研究的價值，因而也會反過來動搖布赫迪厄自己的學術權威、甚至他自己的主張呢？同理，在電視上進行對電視的批判是否只是既得利益者虛矯地故做姿態而已？抑或批判大眾傳播媒介是否非得依賴大眾傳播媒介不可，否則就無法發揮影響力？其實，無論是論演講的演講，還是論電視節目的電視節目，都是布赫迪厄反身社會學藉著自覺追求自主的具體展現，因而他對這些問題都分別有相當精彩的處理。倒是此刻正在媒體上曝光的我，也應該問問自己：我正在做什麼？
本書中譯本裡不知所云的生硬直譯隨處可見，例如，「播報員經常講到的、輕鬆的每個字彙」（頁五十六），「嚴肅寫作新聞媒體的典型曾經強化對可尊敬的憂慮」（頁五十一）；更不用說不勝枚舉的奇怪語法（頁四十八、五十二）。雖說布赫迪厄的思想、文字因其反身性思辯本就纏繞詰屈，但竟連譯者自己纂寫的譯序也常有難以理解的冗長語句（頁十八開頭）。不流暢的譯筆再加上時有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錯誤，乃至於出自同一位譯者之手的譯序和內文，對同一本書的譯名竟會不一致，可惜了布赫迪厄在台初次出版的這部精彩作品。其品質還遠不如大陸從英譯再轉一手的其他幾本著作中譯。編輯作業也相當草率，扉頁作者現職單位與譯序的中譯有所差異，導讀裡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的譯名未統一，更不用說作者原序第二頁有段落重複，以及全書許多人名未加註原文等。
總之，這本書的論點雖非全然發人所未見，但對當前國內電視台商業化或公共化，以及政府介入媒體人事的爭議仍深具啟發。更重要的是，其論證絕對可以用來管窺布赫迪厄的精彩反身性思辯方式。無奈中譯本卻是令人不忍卒讀。身為書評作者的我也不知是否該推薦各位讀者購買。
【本文於2000年七月二十四日刊載於聯合報讀書人週報】
（作者：黃厚銘，台大社會所博士候選人，世新大學兼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