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點，程也來了。他事前已把字體的呎吋量好。天雨，沒有場地，我們只能躲在建築物的後面，攤開報紙，把紅布摺成橫向的四份，按比例用粉筆在布上畫四個大方格。程本來打算先把方格分成三十六個小格——比九宮格還多——再在上面劃字；當我們發現畫第一個大方格也花掉接近兩個小時的時候，就決定分成四格好了。某些時候，妥協並不羞恥。

彭和程商議好做法，有事先走了，然後程的女友盈到了。她拿起木呎，在紅布上逐少逐少地點出一行又一行的直線，比我們都細心。另一端，程和我劃的「直」線分別向內外兩邊傾斜。盈說：「你不是以上一條直線做標準嗎﹖」程說：「上一條也不見得準確……以整幅布闊四米來說，誤差在十公分之內也可以接受吧。」我們都笑了。盈說：「你開始把事情合理化了。」

畫了第一個，之後的三個就愈來愈快完成。盈說：「畫完第三個我要去吃下午茶。」之後，她又說：「乾脆畫完第四個才去吧﹗」方格每邊長兩米，我們當然沒有那麼長的呎。盈索性躺在布上：「我是一米六零。在我的腳底加四十公分好了。」盈帶了一瓶西瓜汁來，有滋有味地喝著，程只在旁邊垂涎，因為他在咳嗽。她另外拿出一個保暖杯：「喝這個吧，我媽媽煲的。」

我在旁邊看著他們，微笑不語。盈很適合讀哲學的程。

下午三時半，大家都不得不休息了。程和盈往食堂點補點補，我說我留下來看守物資。實情是我累得站不起；實情是，我在生氣。我莫名其妙地在生氣。

我伏在長桌上。雨雲經過的時候，陽光就會忽明忽暗地，在幾步之遙的空地上閃動；在我的視線範圍內，一切變得陰睛不定。我索性閉起眼睛，任由紛亂的感覺往上翻騰，像這個夏天的暑氣，像這年多以來自以為是、疲倦與失望。

彭回來了。我沒有作聲，依舊伏在那兒。他說了幾句我沒有回應的話後，靜默了一會，然後問：「為甚麼你讓我覺得你不忿呢﹖為動物發聲不是你的使命嗎﹖」我無言以對。

人齊了，我們又繼續。原先的方案是用磁漆把字油上去。彭聽了，想了一會，說：「似乎有點不妥。」於是他坐下來打電話給做裝修的朋友。我一邊工作，一邊聽到他對著電話的另一端打哈哈，寒喧，在適當的時候表示驚奇與佩服……於我，這些功夫的難度不下於向後翻騰兩周半與湯馬斯旋轉，也不禁想到有些人，包括自己，有時不屑(其實是不懂)圓滑；到了迫不得已時，就把責任推到另一些人身上，再裝出一個清高的樣子。彭掛上電話：「磁油至少要十個小時才乾，而且布不夠厚，可能會被天拿水蝕成小洞洞。」

我的腦袋已不太懂得運作。。彭又說：「可以用牆紙貼紙裁成一條條長條，當成筆劃砌上去。」見我們站在當地發呆，他動手收拾殘局：「走吧，到油麻地一帶問問。」沿途彭還是不斷打電話和打哈哈，終於趕在文具店關門前買到需要的物料。

花了一整天時間，我們就只畫了四個正方形，已經全身痠痛。橫額必須在七月一日前完工，明天工作必須繼續，我覺得必須慰勞自己。結果，晚飯時分，我花了四百多元，買了一條牛仔褲與一對紅鞋。鞋店的售貨員是個溫柔的男士，我本來試穿一對黑色的，他看看，說：「腳掌好像窄了一點，我換另一個碼給你。」然而三十九號的只有紅色了。曾幾何時，我喜歡紅鞋，紅色毛衣，紅色的一切；然後，又有一段頗長的時間，我沒穿紅。這一剎，我把紅鞋穿上，因為這一點點關於紅的回憶，因為售貨員的體貼與細心，三十秒內我買了這雙紅鞋子。

後來彭跟我說：「你難道不知道那只是表面功夫嗎﹖」我明白他的意思。然而那一刻我只是個膚淺的消費者。

第二天，我獨自拿著大包小包的工具，等候升降機。又是另一個雨天。外面是校園的平台，一個陌生的男人蹲在有蓋的地方，一邊避雨，一邊看報紙。我一直知道自己不是搞社運的人才。我怕人，怕集體活動，容易沮喪。可是我也知道，許多流浪貓狗想要的，也就是一個避雨的空間而已。可惜的是，在這個社會中，牠們並沒有靜靜地蹲著的權利。我本想為牠們吶喊，結果卻發現自身的軟弱。原來真正的堅強是無聲的，無所謂驕恣，像一頭靜靜地站在街角的貓，誰也不等待。

        知道老師病了的消息，是某一個黃昏，我在尖沙咀的馬路上走著，接到林幸謙師兄的電話。我對生老病死之類的事情一直有點反應遲鈍，當下心中並沒有很強烈的感覺。事實上，到了老師離世以後，我也沒有太大的情緒波動——直至三月十七日出殯那天早上，在靈堂上聽到和尚們頌經的聲音，我心想：「有甚麼好吟呢﹖老師還沒有死。」忽然我的腦袋中閃過一道白光；我醒悟過來，知道老師真的不在人世了。那時我才開始哭了，哭到不能坐直身體，哭到前排兩個學生模樣的少女不住轉過頭來看著我。 

        只是，過了數天，我再次覺得老師還活著。過去，每隔三數個月，我們就出來飯聚，一般就在旺角，接近老師住的地方。我總覺得，再過兩三個月，我就會搖電話到老師的家，聽到他帶笑呼喊我的名字，然後，出來吃晚飯。 

        我和老師相識於我進入中文大學之時。當時我不到十八歲，胖胖的，短頭髮，老是繃著臉，一副我行我素的模樣。現在想起來，我不明白為甚麼老師要忍受這個幼稚、無知、自以為是的傢伙——這樣的年輕人是每個年代、每所學校、每個學系都會有的，然而我和老師卻熟落起來了。我不喜歡用「緣份」這類含糊的字眼。是的，第一次相會，那是緣份；然而，之後的交往，必須彼此要付出時間與關心。那不是單單能以「緣份」這樣被動的說法能解釋的。 

        我想起我最後一次見他，那是在他的家。當時他的病情不大好，我給他送藥去。他說：「謝謝。」我說：「別謝了，我們相識十多年了…」說到這裡我就哭了。在我所愛的人面前，我不願意哭，於是轉身走出房間，孰料那就是我們之間最後的對話。老師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謝謝」。其實，他是我的老師，這句話應該由我來說。怎麼他以「謝謝」作為對我的遺言呢﹖我唯一想到的理由是：這個老師愛我。面對所愛的人，我們的習慣是懷著感激的心情道謝。 

        第一次見老師發病，應該是念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春天，杜鵑花紫紅了整個聯合書院的山頭，老師卻艱難地用一隻手的手臂夾著書本，另一手扶著扶手，吃力提著腳步，步上通往課室的那三級石級。老師一直這樣地瘦，是因為哮喘。他說，發病的時候，連坐起來喘氣的能力也沒有。自此以後，老師的講壇上有時就會多了一杯杏仁霜；又有時，我會和文珊買一些啤梨到老師的房間。老師身體不好，常常是我們來了，他才趕忙開空調。因此在我的印象中，老師的房間如同一個書籍組成的雨林，有一種溫熱。窗外的陽光照進老師的房間；老師背著光坐，因為我看不清他的臉，然而我知道他確實是笑著的。我們批啤梨，把軟的熟的留給老師，一邊和他玩無聊的心理測驗，問他喜歡甚麼水果。他說：奇異果吧，因為層次夠複雜。我說我喜歡西瓜，因為紅紅綠綠的，顏色好看。老師說我總是被色相所迷。到我不再是這樣的時候，老師自己先捨棄了諸色諸相。我念大學時，曾經歷一段情緒極度低落而激盪的日子。那時老師一直聽著我重複又重複的憶述、假設、與幻想。事後，一位同學對我說：老師是陪你一起衝向崖邊，然後把你拉回來。只是這一次，當我真的在崖邊站穩，能回首看看身旁時，才發現老師已經不見了。他消失於空氣當中；四週只得我幼長而昏暗的身影。 

        正如鄧仕樑老師所說，老師最受歡迎，也最讓他掛心的，就是莊子的課。那一年的導修，我穿著一件白色男裝汗衣，一條破破的牛仔褲，就這樣面對著同學侃侃而談。老師的評語是「有點靈機，有點附會。」然而他當時的笑容令我不禁有點飄飄然。有小聰明的人，總是不願下功夫的。事情過了關，就算了——所以，當同學說起我的論文時，老師就說：「雖然如此，她不是寫論文的人。」現在，每當有朋友問我會否再念一個學位時，我就會想起這句話。 

可是，我知道，我暗地裡也有另一種想法。即使寫完一篇、十篇、一百篇博士論文，又怎樣﹖這個世界不會好起來。所以，我常常覺得，老師的死，不單是他個人的事，而是代表著整個時代的結束——最後一代懷抱著人文主義的知識份子的王朝的結束。老師曾經告訴我，念大學時，曾經和同學討論存在主義，從尖沙咀走到樂富，走了一個晚上，邊談邊走。他們那一代，幾乎是需要命運特殊的恩賜，方能跨進大學的門檻。或許，當時的老師，和老師的伙伴，都相信知識能夠改變世界；他們或多或少帶著一種報恩的心情來追求學問。然而，在香港教育制度底下，知識份子真的變成只有「知識」，再沒有質素上的培養——只要掏出信用咭，一切就會很美好，有甚麼需要改變﹖ 

老師過身之後，我們到老師的家中探望師母，聽她說起一些老師的事情。她說，老師對學生寬鬆，其實對自己是很苛刻的。治學也好，從事創作也好，刻苦是必然的，而且必須忍受寂寞——因為群眾與掌聲都在身後。現在我彷彿看見彼岸的老師在茶色的迷霧中漸漸笑著遠去。他的背向著我們。 

所以，用師母的字眼，老師是「大寂寞」的。那是他自己的選擇。後來文珊對我說，看你怎樣待你的祖母，我覺得你對自己也是苛刻的。只是，我一心想著的，是怎樣衝出個寂寞的籠牢。 

現在，有點諷剌地，我自己也當上了別人的老師。許多我現在不能忍受的事情，例如發脾氣時用腳踢老師的桌子，又或是坐在他的辦公室三小時賴著不走等，我都曾對老師做過了。我記得我曾打過一條毛冷頸巾給老師，並且看見過他帶著。十多年後的今天，師母告訴我，其實老師有哮喘，是不能帶頸巾的。他只是帶給我看而已。 

        前兩天，我與師母通電話，她坦言對老師的思念，以及念及往後日子時的彷徨。我變得想多聽師母的聲音，多與她談天，因為在她身上有老師的身影；而我們都在想念著同一個人。在無眠的晚上，我會想起許多我愛的和愛我的人；在過去一年，他們彷彿約好了似的，幾乎在同一時間全部離我而去。我應該找老師談談——然而他卻是離開我的當中的一人。我一直稱呼老師為「黃生」；然而，在老師過身後，我和其餘學長同學談起老師時，我才發現大家都是喊他作「老師」的。於我，「黃生」是可親的，「老師」是可敬的。在我的心中，老師一直是「可親」超越了「可敬」。現在，隔著茫茫生死兩岸，我彷彿這才看到了老師的高大；我感到他與我們同在，甚至，在各人身上，看到他遙遠的延續不斷的未來。 

        以前，我總愛說，生命是荒謬的。可是我最近看了一本書，作者剛經歷喪妻之痛，他說：不，生命不是荒謬的，苦難才是荒謬。是的。不過是一場疾病，一次意外的遭遇而已。那並不改老師活在我們心中的生命；也不改老師本人面對這個世界時的姿態——從知道患病的那一天起，他早已跨過生命的這場災刦。以前上文學批評課，談到老莊的文藝觀，老師打了一個比喻，說：彈了宮，就沒有商、角、子、宇。現在，隨著老師的離開，他的一切反而更毫無遺漏地在我的腦海中浮現。我愛我的老師。那愛並不因著分離而減少。這愛令我和他一起跨過今天的苦難，必然也能令我跨過將來的不可期的波折。 

10/5/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