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衛生署24日發布一則新聞稿，以未加註任何說明的「國際檢驗方法及香港標準」為
原由，將三聚氰胺檢測標準提升至2.5ppm。

                                                                               

我們並非不相信衛生署緊急召集之學者專家的判斷，只是在這樣人心惶惶的時刻，政府部
門應當與人民同一陣線，協助民眾獲得正確資訊，並且確保市面上流通產品的品質。然而
衛生署的政策不但十分含混不清，甚至還前後矛盾，讓民眾無所適從。衛生署網站中並未
詳細說明三聚氰胺對人體的危害情況，例如受影響甚大的嬰幼兒及孕婦，是否在可承受劑
量上與一般成年人有所差別？只告訴我們如果「誤食」，可以「多喝水」來降低對身體的
影響。最重要的，衛生署的網站上既已提及三聚氰胺「具毒性，不可添加於食品」，也非
生產過程中必然產生的化合物，只有「不肖廠商」為了提升蛋白質含量的「品級分類」才
會添加，那麼為何又突然允許廠商2.5ppm的容許值？對於任何非必要添加，又對人體有危
害之毒物，不應給予任何容許範圍，政府對三聚氰胺檢測標準的放寬，顯見將其它考量因
素置於全國人民健康之前，恐怕難以避免社會輿論指責其為圖利特定廠商。
                                                                               
政府部門最基本的職責，即是維護人民基本的生存權利。除了衛生署的矛盾說辭以外，理
應為消費者權益把關的消保會，至今未見任何積極有效的處理行動，社會上仍陸續傳出相
關上游食材皆含有毒化學物質，導致下游食物有廣泛而嚴重的食用危險。如此不僅難以維
持人民對政府危機處理能力的信心，更將為社會帶來全面性的恐慌。
                                                                               
我們認為，政府首先應該重新檢討2.5ppm的容許值，對三聚氰胺及其他各種傷害人體有毒
物質之添加，訂立更嚴格、完善的檢測標準。而針對三聚氰胺相關事件，所有有疑慮之產
品應全面下架以待檢驗，嚴格禁止市面流通。政府也應該重新檢視食品貿易安全的相關政
策，例如：各項產品應明確標示其原料、添加物的來源國家，製造加工國家，和轉口國家
，也就是說，消費者在購買一項商品之前，可以清楚知道它在全球經濟貿易體系的流轉過
程，這才能真正確保消費者的安全，讓黑心商品無所遁形。

在這裡，臺大濁水溪社強調三點訴求:
一、訂立比2.5ppm的容許值更嚴格、完善的檢測標準
二、有疑慮之產品應全面下架以待檢驗，嚴格禁止市面流通
三、各項產品應明確標示其原料、添加物的來源國家，製造加工國家，和轉口國家。

 

 一文，原文如下：

上週台大公衛大樓有名學生跳樓，身份不詳、動機不明，僅提供隔日 媒體報導以及後續緬甸僑生的第一手說法，讓大家瞭解媒體沒說出的真相， 以及泰緬在台僑生的無奈困境。           他們的祖父曾是中華民國的國軍，為國家流血打仗、流落異域；但他 們的後代，在21世紀、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今日，卻成了無國籍難民、國際 人球。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不要他們，泰國和緬甸政府更沒有義務讓他們 這些外人落地生根。          他們該何去何從？          誠心希望更多人能了解、幫忙他們。

 
  

 

   這個問題理應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歷史正義問題，緬甸僑生的困境與弱勢應該由誰來負責
？二是臺灣政府的東南亞政策問題。

    歷史正義問題，從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緬甸孤軍，在多方壓迫下的弱勢族群，這是人口安
全，應該可以稱他們為難民，造成政治難民現狀的始作俑者當然是中國國民黨。但是中國國
民黨的責任為甚麼要臺灣擔？只有中國國民黨虧欠臺灣，臺灣沒有虧欠中國國民黨。中國國
民黨理應要擔負起賠償緬甸孤軍後裔的歷史責任。

    國籍認同問題，緬甸華裔祖籍為中國，若是原鄉認同也在中國，現在的自我認同也是中國
，那就去中國。臺灣政府本身不需要負擔滯留緬甸之中國人的任何社會責任。但這又涉及國
際人道的問題，也就是鄰近國家的難民，應否該成為我國的救援對象？尤其鄰近國家的難民
問題也是區域問題，而臺灣在東亞區域是否願意主動處理與幫助？漠視難民與國際移民問題
是有可能同時發展為臺灣國內問題。

    因此不該無條件接納緬甸華裔人士來臺入籍或求學，但若他們願意在政治與公民層面認同
臺灣，申請臺灣國籍，政府不應特別設限這樣的申請。而來臺求學則也應該保有一定的彈性
，名義上可以不再以傳統華僑身份來捆綁緬甸華人，直接認定其為外籍學生，但是對東南亞
區域來的外籍學生，臺灣方面仍應該有所方便。歡迎東南亞學生來臺求學不是臺灣單方面的
付出，而是雙方均有互惠的。其互惠詳細狀況已有其他論者提過，按下不表。

    有關政府主動對東南亞尤其是緬甸華裔生制定友好政策，其原因有二，一是幫助處理鄰國
的難民問題就是在預防未來本國會面臨的移工（合法性）問題。二是在東亞區域（尤其是
東南亞）中逐漸被邊緣化的臺灣，本應加強對臺灣身處的區域的認識、瞭解與互動。不過這
個部份，應該要規定中國國民黨必須做出相當的配合，尤其是出資的部份。

    臺灣若認真面對自我在東亞區域中介於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交會之地之事實，並在追求主體
性、本土認同的前提之下，應該更加強自身的「東南亞化」，重視臺灣本身東南亞籍人士
（公民、居民、雇員、配偶、第二代），並且利用以上人士與東南亞區域的連結，為臺灣
自身的「東南亞化」作出進一步的貢獻。

    總歸而論，中國國民黨必須要擔負歷史正義的責任，具體作法就是運用其黨營事業與資金
，以賠償之名義補助緬甸華裔人士（學生），臺灣政府方面則需要正視其為外籍人士（非
華僑），但將自身融入東南亞區域的努力給予其方便。至於在「中國崛起」的趨勢下，認
同中國並欲歸化中國的緬甸華人，臺灣政府理應給予其一定的同情並祝福他們，當然，援
助與方便就免了。

    第二層次的思考就是，他們需要我們嗎？

    需要嗎？若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亞洲霸權之一，而且北京奧運只剩下不到三個月就會展開，
該有的物資不會缺，至於人力則是中國最高產值的資本，絕不怕不夠人去幫忙搬開瓦礫與
進行災後重建工作。那他們到底需不需要我們的幫助？也許在地震的救災經驗中國人很不
足，但是災區救援的資源分配與管理的這種「救難管理學」，要靠的還是在地政府（local authority）
或單位自身的能力，外來的和尚就算比較會唸經，也不能幫忙本地的師公主持法會的。

所以答案是，他們不太需要我們。

    
    第三層次的思考是，那我們到底為甚麼在討論應不應該去救災呢？

    陳文茜龍應台之流的人士，會告訴你因為中國人民的「觀感」很重要，我們要做一個模範
生，要讓中國人感受到來自臺灣真正的善心與愛，愛可以融化仇恨。但是，我親愛的陪審團
，這是不對的。中國人並不會因為臺灣人在四川震災中表現出的溫情而改變對歷史的認識或
對臺灣在地緣政治中對中國發展所造成的障礙的認知有所動搖。只參與幫助了涉及到幾萬人
的災難，就要中國人改變，那是緣木求魚。再者，臺灣到中國救災的作為，並不一定能如願
被全體中國人切實地得知，四川的災情本身都絕對會在中國的媒體環境下出現各種不同程度
的報導，更不用說臺灣到底做了甚麼。

    簡單說就是臺灣做了甚麼除了災區以外的剩下的整個中國也不會知道，那他們的「觀感」
要怎麼改變？他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但是「觀感」是很重要，「觀感」就是「誠意」。「誠意」（good will）做為一種姿態的表達是勝過言語，甚至勝過條文的。

    臺灣前往中國救災，所表達出來的「誠意」，不是要給中國人看，而是要給國際社會看的
，讓國際社會看看臺灣多麼不是「麻煩製造者」，在永遠爭執與對立的美國在臺海政策上
的兩個立場即是：「中國」是臺海戰爭危機的始作俑者，亦或是「臺灣」才是引發戰爭的
發起者。

    中國說臺灣若不整天說自己是獨立國家，我自然沒有甚麼好打的。

    臺灣說，你憑甚麼以武力來限制別人對自己命運選擇的自由。我追求自己的國際人格
是為了自我的生存，你要打壓臺灣卻是為了你的發展。生存與發展之間，當然生存是最當
下，最實存的問題。

    所以臺灣對中國派遣出救難隊伍，是不落人口實，向國際社會證明我根本就對中國沒有敵
意，下次若中國出言恐嚇臺灣，你們就應該更清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一直要殺人，
誰好心到願意救殺自己的兇手一命。

    國際關係與外交就是這樣，充滿了形式主義，所以到頭來，臺灣應該要派遣救難人員前往
協助，在大家都要經過到以上幾種層次的思考後，皺著眉頭，心裡暗譙中國，但面對災民
與國際人士時強擠出苦笑，然後，送他們出國去四川救災。

    搶救國文教育與搶救「古」文雖只有一字之差，但所代表的意涵卻天差地遠。該聯盟反對白話文與文言文各佔五十五％與四十五％的課程比率，並動輒以「去中國化」的汙詞將九八課綱予以汙名化，卻無法解釋為何文言文就比白話文更能代表中國、更能夠可以蘊涵「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原來白話文不是「中」文）？

    
    事實上，余光中本人的作品近年來早已藉著課程安排、教學與測驗等模式，成為臺灣新文學的經典作品。我們從全教會於二○○七年提出余光中作品在近五年大學學測與指考題目中總計入題五次，也就是百分之百的超高比率，建議考題能否更多樣化的新聞中發現：「國、高中的國語課程是一個國家的文學教育能否向下扎根的最重要關鍵。」

    
    於是，我們發現：作為新文學典律創作者卻反過頭來壓縮、打壓新文學的成長空間，以文化的理由來遮蓋自己再明顯不過的意識形態（守舊）、政治（統一）立場。捍衛古典文學的余光中，實際上不外乎也在鞏固自己在新文學中的霸權。因為一旦古典文學從過去便被建構出來的「優越位置」沒有被打破的一天，其新文學典律的地位也自然沒有遭受到挑戰的任何可能。利人也利己，何樂而不為？（作者為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