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為《在政大不可不幹的八十件事》寫的書序。謹以此文獻給寫到一半的梅興珍寫作團隊，儘管實驗不成功，但情分永遠在。


我不得不承認，這件事從頭錯到尾。

首先，地下創作怎麼可能發生在政大呢？
政大沒有美術系、設計系，沒有藝術學院，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個重理論、重學術，疑似專門培育政治人才與EMBA的學校。還有，雖然位於台北，在社運和學運的脈絡裡，政大經常被視作邊陲不重鎮，距離風暴核心不遠也不近。儘管這些年來許多政大的社團、學系、學程和學院意圖靠近美學與創意，希望培養一群「喜歡想」跟「動手做」的學生，但大概沒什麼人知道，政大的學風比從前自由，老師們經常交換各種「怎麼想」和「怎麼做」的可能，但大概也沒什麼人相信。
兩年前，政大精品開始在書城裡設櫃。主修企管雙主修廣告的林函潔代表幾個同學來找我，彷彿把我當作設計公司負責人，生氣地質問：「為什麼政大精品不能交給學生設計？為什麼大學的紀念品只能把校徽印在T恤、帽子、雨傘跟馬克杯上，這麼做，每個大學不都一樣嗎？政大的特色在哪裡？」我無言以對，只好答應擔 任指導 老師，讓他們在廣告系第十六屆畢業展裡創作了一套「政大驚品」，這組作品的完成度普通，可行度也是，但的確展現了政大的特色（部分作品收錄為本書第12件不可不幹的事）--尤其是政大學生彪悍的作風。
幾個月之後，原班人馬又出現在我的電子信箱裡。這次發聲的叫做褚伊哲，新聞系畢業，正要退伍，還沒找到工作卻先丟了女友。大概是心情不好，他寫信給我：「明年是政大八十週年校慶。我在政大待了四年，對這個地方還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能不能做點什麼，例如列舉在政大不可不幹的事情，當作學生創作的地下版校慶特刊？」當時我很忙，但讀到「創作」、「地下」和「不可不幹」這些字眼時，隱約感覺自己毫無招架之力，不知道這次麻煩惹大了。
林函潔召集，褚伊哲執行，我聲援兼押陣，第一輪，團隊就我們三個。既然是集體創作，免不了招兵買馬，於是找來不同時期跟我一起工作過的學生，也在課堂上廣發英雄帖，第二輪，團隊約莫十來人。我們辦了一個學期的讀書會，每兩週見一面，一旦對某件不可不幹之事有了共識，就分頭觀察、採訪跟記錄，然後創作。我們也帶著這個實驗創作計畫往行政大樓、研究大樓跟校史館移動，向職員、老師跟校友溫情喊話，希望開發更多不可不看見的觀點。歷史系鄧心勝中途加入，透過網路跟廣播，在校園裡公開募集點子，向所有政大人提出不可不參與的邀請。半年之後，雪球越滾越大，創作團隊人數直逼三十。

不過，大學生怎麼可能自動自發呢？
大概是卡債、轟趴的新聞看太多，朋友喜歡調侃我：「怎麼樣，現在的大學生很難教吧？」我多半含糊地回答：「嗯。」
大學生的確不好教，不過，原因跟一般人猜想的不一樣。
這群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晚上不睡覺，早上不起床，作業隨便寫，閱讀看不完，上課時還猛打瞌睡，滿臉不在乎的模樣，但是這種大學生其實很好教，他們的問題只是還沒找到知識跟自己的關連罷了，老師的工作也很單純（但有時得花點時間跟心思），就是耐心地導引每個學生用自己的步調找到知識與生命的連結，一旦有過一個有感的學習經驗，他們就會啟動內在那顆神奇的自動學習按鍵。難教的，反而是這群嘗過學習滋味的學生，他們花樣百出，每天纏著彼此纏著老師纏著學校纏著社會做這個試那個，譬如拖我下水寫這本書的，個個都是百分百的問題學生。
然而，並非每個問題學生都是憤怒青年，這種刻板印象無疑過份簡化了大學的樣貌。這個團隊裡有人KUSO，有人溫暖，有人嚴肅，有人脫線，有人寡言，有人多事……我們「地下」的目的不在對抗「地上」，因為我們不覺得主流有什麼了不起，非得靠著對抗才能確認自己的座標、證明自己的存在，我們的共通點其實是喜歡創作。
我重讀《破週報》試刊號的〈香蕉宣言〉：「我們自稱是『孽世代（generation next）』，因為我們『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思路求通達，但我們絕對不是大家所談的新新人類『X世代（generation X）』，因為我們不是虛無主義的一群混男混女。我們追求我們稱之為『非主流的』、『地下的』、『另類的』、『波西米亞的』青年文化。……我們要唱自己的歌，要卡車搖滾，要情慾自主，要游牧創作。」在楊弦和金韻獎的那個年代，青年唱了自己的歌，從墾丁一路吶喊到松山菸場，青年在卡車上下搖滾，世紀末社會運動現場裡外，青年夢想並實踐著情慾自主，現在，終於輪到游牧創作上場了。
有別於紀錄、報導、運動或者抱怨，創作這件事，對這個世代來說，是另外一種深化想法並且賦予事物意義的手段。我們創作的目的之一是經由文字和影像表達個人對於自己、對於大學和對於世界的真實感受，之二則是藉此呈現當代青年文化多樣、去中心化和具備主體性的樣貌。
一位心理醫生在Gomori的家庭雕塑工作坊裡抱怨台灣的教育：「在我成長的過程裡，老師只在乎鐘走得準不準，卻不在乎鐘是方的還是圓的。」開始的時候，這個創作團隊是一群方的、圓的和不規則的鐘，一起工作了近一年之後，我們仍然維持著自己的方、圓和不規則，只不過每座鐘都多了兩個黑眼圈。

可是，不成熟的創作究竟有什麼價值呢？
不久之前，《三十雜誌》以「美學作為一種能力」為主題，發現「不知不覺間，強調美感風格、溫柔感性的美學經濟，已經輕柔卻強悍地打敗鋼鐵紀律般的製造業經濟」，編輯提出一些數據，「根據104人力銀行外包網分析，2005年美術設計類新增案件較前一年同期成長25％，產品設計類、工業設計類成長36％」，結論是「心經濟來臨，『美力學』已是工作者的必修學分。」
美學越來越重要，風潮如是說。但是如果我們只是把梳妝台上的香奈兒No.5換成浴室裡的肯園No.23，櫥櫃裡的LV換成客廳裡的瑞典家具，美學就跟「樂活」、「慢活」、「壯遊」一樣，不過是這個時代一個漂亮的商業口號而已。
美學的意義，不應該只是在「這裡」消費（甚至消耗）「那裡」的北歐精品，而應該深入思考「那裡」的設計理念，然後依據「這裡」的特性試著發明與創新。簡單地說，我覺得美學不是現象，不是風潮，不是時代，而是運動；換言之，美學不是用來感受的，而是用來實踐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這一年，這群政大學生自發地開了一堂零學分美學課。他們多數在解嚴前後出生，見證了政權輪替，身處全球化的浪潮裡，試圖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做中學美，在美學中做。
創作團隊很認真，也很用心，但我們知道這樣還不夠。北歐精品在遠方招手，我們拼了命也只能做出現在的成績，這些參差的創作距離美學還很遠，只能勉強說結果靠自己很近，所以這個回合美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我們鼓起勇氣展現的，正是這個曲折但必要的between。

但為什麼要以政大為題？又怎麼會是這八十件事呢？
學生跟我去出版社開會，編輯、美術和行銷不停地嘆氣，「我們很願意幫忙啊，可是，這個題目……實在太小眾了。」
創作團隊討論過這個困境，那是今天春天，距離截稿約莫還有兩個月的時候。有人問（廣告系畢業，任職於出版業）：「到底策略是什麼？這本書想說什麼？賣給誰？怎麼賣？」有人答（廣告系畢業，在紐約唸攝影）：「為什麼一定要有策略？市場很重要嗎？結果很重要嗎？」有人接嘴（企研所學生，剛從歐洲交換回來）：「其實市場可以分做兩群，一群是願意讀的人，一群是願意買的人。」我問大家，「你們願意買這本書嗎？」負責攝影的學生不解地說，「難道每個人不會拿到一本免費的書嗎？」我又問，「那你們願意讀這本書嗎？」現場一片沈寂。我們在靜默中宣布散會，隔了一週，文章和圖像的品質顯著進步，於是我繼續透過e-mail放狠話，「為了減輕出版社的負擔，我們應該認購三百本，也就是說，每個人至少要認購十本。」再見面時，作品的可讀性又提高許多，不過，題材還是繞著政大打轉，我們不肯離開這座象牙塔。
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個小眾的、自我中心的實驗創作計畫。這麼說不是因為太天真，只是決定不世故。我一直記得張作驥導演跟廣電系大四學生說，「做畢業製作，不要只想著那些經世濟民、又高又遠的題目，如果你不能用十分鐘的影像說清楚自己的媽媽，又如何能夠說清楚其他的事情呢？」這個團隊創作的初衷，就是不要等別人告訴我們或者為我們做決定，我們要自己動手打造政大的樣貌。
當然，校園裡正發生許多事，不是這八十件或者那八十件就可以定義的。換做另外一個團隊，可能會寫出完全不同的一本書，看見一個完全不同的政大。我畢業於輔大資管系，這些年來，經常因為走在政大校園裡不必忙著跟大學時代的師長打招呼而偷笑，但自從被捲進這個實驗創作計畫，突然有點懊惱自己沒有在政大過20歲生日。對我來說，一個模糊的認同，就是這本書的價值。
或許有個政大學生看了書以後上G板痛罵，或 許有個 老師看了書以後比較體諒打瞌睡的學生，或許有位研究助理看了書以後不再覺得自己跟這個學校毫無連結，或許有個媽媽看了書以後恍然大悟原來學費就是這樣浪費掉了，或許有個高中生看了書以後立志過一個更有意義的大學生活，或許每個大學生都會開始想哪些是我的學校不可不幹的事。對每個人來說，這本書會有不同的價值。

不管怎麼說，一開始就不應該答應褚伊哲。
這些日子以來，我上課時心不在焉，兩個月沒運動，逛書店扭到腳，過完年後就再沒見過住在林口養生文化村的爸爸，還兩次在路上跟他車輕微擦撞。
但是，教書廿年來，我一直牢牢記住《化名奧林匹亞》裡的一句話：「學校可以是澆熄慾望的理想場所，也可以是做夢的理想場所。」如果沒有跟學生一起做這個創作夢，就更大錯特錯了。

最後，本書目錄列出了八十件不可不幹的事，但偷偷在內文裡暗嵌了第八十一件，留給讀者自己揭開迷團。為此，我代表全體創作團隊認錯。

fortysomething告訴我一個故事：某天傍晚，傾盆大雨，溫佑君挺著大肚子，趕搭飛機去南部演講，天氣實在糟糕，心情也是，所以她自問究竟所為何來，這時她聞到一種熟悉的氣味，抬頭看，面前有株高大的玉蘭，在雨裡開著花，溫佑君對精油課的學生說，「是啊，就算我不在，花還是在，時間到了，玉蘭就要開花，這是它的天職，沒什麼好說的。」

我很被這個故事鼓舞，時間到了，我就教書，就寫字，就畫圖，這些是我的天職，是我最擅長以及最有熱情的開花的方式。

我用skype跟豬羅和花蓮分享這個感人的領悟，謙稱自己不像玉蘭，比較像嬌美的日日春，並期許自己轉型成為善理財的牡丹花，結果他們兩人異口同聲地說，「妳明明就是喇叭花！」氣死我了。

下課之前，老師要我們把當下內在的圖像畫出來，拿起蠟筆，我隨手就畫了一隻看起來像狗的狼和一隻看起來像老鼠的狐狸，這兩隻動物後來逐步演化為《找阿寶‧玩創意》的封面故事〈狐狼〉，我的「中年動物期」也隨之揭開序幕。

這些年來，內在一直是我教學和創作的動力，既然腦袋裡和身體裡住了那麼多動物，加上小學同學曹先紹長大成為一位動物學博士，任職於台北市立動物園多年，2006年，我開始有計畫地帶學生去動物園，想知道同在文山區的「政大」跟「動物園」可以衝撞出什麼。

紀念品區

我跟盧非易合開的「基礎創意寫作」是一門跨媒材創作學程的入門課，修課的多半是傳院大一、大二的學生，還沒有足夠的創作資源、工具跟經驗。他們的任務是經由觀察和體驗找出insight，並據此設計一套專屬於台北市立動物園的紀念品。班級很大，分成十組，我挑選了其中六組作品放在這裡。

擁抱缺乏症候群     慢活‧懶猴       小三的故事

你一口我一口         環保餐具組       跑跑跑

廣告稿區
「廣告文案」是一堂進階創意寫作課，前半段邀請廣告系第五屆畢業生，目前在靈智廣告擔任創意總監的 樂君凱來解釋what to say和how to say，後半段則分組針對台北市立動物園提幾套形象廣告。班級不大，分成七組，作品待補。

另外一間辦公室在廣告公司裡，面積更大一些，燈火通明，擺了幾張辦公桌，還有一扇落地大窗。夢裡我是這家公司的兼職顧問，但顯然也很久沒來了，我跟隔壁房間裡穿著俐落的女生吐個舌頭，打算當場就把東西搬回家。我站在窗前，戶外黝黑一片，突然理解這是夢，想試試電影裡衝破玻璃跳出去的感覺，於是往落地窗撞過去，結果我緩緩地穿透了玻璃，漂浮在城市上方，低頭，所有的房舍都沒有光，心想，來點燈吧，於是疏疏落落幾點黃光就從不同的角落亮起來。

要解這個夢，得回到前幾天的夢。那個夢也分成兩段。

Lillian帶我們去找一位夢大師，一進門我就被護士抓去做量表，分數落在左上和右下兩個象限。一位很像醫生的中年男子拉開座椅要我躺在地毯上，他為我把脈，看出我有頭痛跟過敏的毛病。他說可以開藥給我，但今天不說夢，下次報名收費才開課。我想爭取免費上課的機會，就說我博覽夢的書，但他在我耳邊輕語：「我就是夢精靈本人！」我感覺自己所學沒有價值，打算付費報名上課，但他暗示要吃我的豆腐，還給我一個用來練手臂肌肉的器材，我走出門，留下器材，也沒報名，手上拿著一根枯萎的電動按摩棒。 

坐進計程車，發現自己在駕駛座上，但前方沒有方向盤。我往右邊看，坐著兩個吵鬧的小孩，再往後座看，右後方有個煩躁無比的母親在開車。我擔心她會分心，但其實她開得又快又好。某個瞬間，我覺得車子在倒退，但定神看，才發現是以飛快的速度向前。有人攔下車子，跟後座的司機商量包車事宜，他需要穿越一個無菌真空的區塊，彷彿只有那個母親才有技術和能力可以做到。

舊的夢，講的是內在「陽剛」和「陰柔」的消長，新的夢，說的則是對應之道：該關掉「外面」或者「對外」的辦公室了。

過去這半年，心情起伏極大。豬羅不在，在台北有種失根的落寞。花蓮的生活很開心，卻擔心太開心會不會帶來不開心的後果。剛寫完兩本書，還來不及鬆一口氣，就又開始焦慮接下來要幹嘛。在帶工作坊或者演講時，常常冒出想當村姑的念頭，但至今我還是把大部分的時間交給了「台北的工作」，那些種花、做菜和彈吉他的夢想仍停留在夢想階段，形成了另外一種焦慮。

所以真的該關掉「外面」或者「對外」的辦公室，好好地做一次內在的大掃除了。我第一個想關掉的，就是這個部落格，但真正想關掉的，「應該」就是各種自己想出來的「應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