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孫瑞穗

原發表於《The Re-imagined‧重組想像的》

從拒絕當「第二性」開始！ 


解嚴後的大學校園無非正是台灣社會力穿透與作用的一個小縮影。戰後嬰兒潮又被時下流行語稱為「五年級」的我們這一代，讀大學時恰好碰上了這個關鍵性的歷史轉型。   


這個校園戒嚴氛圍仔細分析起來，不但充斥國家暴力，也是相當蒼白權威的。我八六年進台大，一九八七年解嚴。雖然躊躇滿志上了台大，但駐校教官可以兼思想警察隨時審查你的大腦和校園刊物，教學的師長們腦子裡仍充斥著父權主義意識型態。社會是解嚴了，但當時的大學校園仍舊被校園特別權力關係層層戒嚴著。比如說，某系主任可以在迎新演說中大言不慚地說：「今年我們XX系招生狀況不佳，『女生』新生幾乎佔了一半以上！……」「阿？！」 


我想你跟我一樣，聽到這種話一定會覺得不可思議，彷彿女兒身的存在便是一種「錯誤」。很無奈地，這就是當年的性別現實。女學生在受教育的時候不被正面期待成為未來優秀的知識生產者或公眾領導者，而是知青與領導人的「賢內助」，一個被父權社會一路編派好的「第二性」角色。也正就是那暗藏在制度背後性別不平等意識造就了一個性別不均等發展的大學校園與心靈，因而女學生的求學之路比起男學生來有著更多內在與外在的掙扎。


我就是當年那個沒聽完系主任迎新訓話便默默地走出演講堂的憤怒女生。既然教室裡找不到自己的受教育主體，我便走向學生社團去找朋友。就這樣，大三的時候某天午后不小心走進了活動中心238室，遇見了一群跟我一樣憤怒不想當女生的「新女生」，也從此參加「女性研究社」（以下簡稱「女研社」）開始了我的校園婦運生涯。 


校園性別啟蒙運動：「台大女研社」的成立與經營 


當年台大女研社的正式成立在一九八八年，並由兩股不同的力量促成。一個來自社會上少數以女性主義意識型態為主要運動路線的婦女運動團體，主要就是一九八二年始成立的「婦女新知基金會」（以下簡稱「新知」）。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當年主要的婦運團體正是當年性別資源相當貧瘠的校園中重要人力和意識型態資源。另外一股力量其實是在學生運動中深刻體認到性別權力壓迫關係而出走的女學生。這幾路人馬匯流之後形成了當年早期女研社最主要的幹部成員。由於當年學生運動嚴重缺乏性別意識，即便是支持校園民主運動的愛人同志伴侶仍然複製著傳統性別權力關係，也因此女研社這個女學生團體的獨立存在，有著重要的性別啟蒙地標性作用，也是重要的校園性別運動基地。


Like a Feminist！— 女研社作為一種校園婦運的基地

文／女研社

上學期台大女研和友社北大女妍合辦了一場乏人問津的跨校女性影展，名喚「曇花影展」。「曇花影展」固然只有曇花一現，但令女研社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的事件卻也是影展──九五年在台大女宿巡迴放映的「Ａ片影展」，以「批判Ａ片中貶抑女體的男性目光，反省色情文化的性別區隔問題，堅持女學生知的權利，並期待能激起校園女生的身體自主，情慾自主對話。」為宗旨（《新女聲》第十三期）

七零年代英國影評莫薇（Laura Mulvey）首先提出「男性凝視」（male gaze）的概念，探討好萊塢電影如何將女性再現為情慾的客體，據以鞏固男性中心霸權；無論男女觀眾，皆不得不透過異性戀男性的目光觀看影像敘事。此後，男性凝視成為眾矢之的，大量應用在媒體研究、視覺藝術、女性電影評論等。

廣義來說，女性電影泛指所有由女性執導、或以女性議題為主軸的電影。在西方資本主義電影工業的脈絡下，屈居末流的女性電影在商業片、劇情片的夾縫中，不得不轉而發展紀錄片、實驗片等邊緣類型求生存。六零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始終是以反思文學藝術作品中扭曲的女性形象出發，重新書寫女人的歷史；電影技術日臻成熟之際，女性創作者遂自己提起攝影機來說故事。

女性電影在台灣 

在台灣，九三年女性影展的前身「女性影像藝術展」揭幕前，當然也不乏女性電影存在。以八零年代新電影浪潮為分水嶺：前此，銀幕中的婦女形象往往與整體社會局勢遙相呼應，相對而言較缺乏個人色彩：六零年代初期的堅忍不拔，對應人民屈從統治者的姿態；六零年代晚期樂觀開朗的大地之母形象，則本於戰後國民政府各項經濟重建政策；七零年代國際局勢緊繃，逃避主義、虛無思想瀰漫，女性淪為軍教片中的花瓶，或文藝愛情片中的平板人物。

到了八零年代，鄉土文學及女作家的作品躍上銀幕，女性始以橫越領域、縱跨階級的樣貌出現，對應當時婦女參政率普遍提高，得以透過更有力的管道發聲。九零年代中期，國片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意外促使紀錄片生產狂飆；適時成立的女性影展、紀錄片雙年展、以及其他公家機關的獎勵制度連袂滋養女性影像，提供她們創作、發表的園地。

新電影蜚聲國際影壇的風光背後，本土女導演揮灑空間仍舊侷促，其中屬張艾嘉、王小棣、黃玉珊等人較為亮眼。一九九三年，以民間婦女新知基金會為班底的黑白屋電影工作室發起首屆「女性影像藝術展」，除引薦海外女影代表作品以供觀摩，也鼓勵本土女性電影創作行銷。今年以女同志電影《刺青》抱走柏林影展泰迪熊獎的導演周美玲，便曾在女性影展發表《私角落》、《艷光四射歌舞團》等作品。

在關注的議題方面，舉凡性別平權運動、婚姻與家庭關係、醫療疾病、多元性傾向、身分認同…，遠至歷史社會，邇至身體情慾，歷屆女性影展包羅萬象，應有盡有。就表現手法言，除前文所述紀錄片、實驗片，也不乏劇情乃至動畫類型，在在展現女性影展多元的內容與形式。

2007女性影展 

今年滿十四歲的女性影展，秉持一貫「以女性影像藝術進行心靈改革」、「推動『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等』」、「消弭城鄉資源差距」、「培植本土女性電影工作者」、「促進台灣與國際文化交流」理念，以「行動中的全球女性」（Global Women in Action）為主題，展現全球化浪潮席捲下，為了工作、家庭而進出台灣的亞洲女性，如何適應快速變遷的兩性關係？又為社會帶來怎樣的衝擊與貢獻？

影展日期台北場次為十月十二日至廿一日，預定假西門町新光影城舉辦。以往，大學生、高中生佔女影觀眾人數近半，學院中講授性別教育課程的教師又佔去百分之十三。因此，除了例行的國際電影觀摩、映後座談、女影講座、影像工作坊、全國巡迴放映之外，本屆更將鎖定北部數所大專院校舉辦「校園選片講座」。藉著同以社會議題為訴求的「社影展」場次之便，女性影展首度前進台大校園；一方面利於女影開拓新觀眾族群，一方面利於女研社取徑「女影經驗」。

女影與女研的邂逅 

女影與女研縱然只是萍水相逢，然而兩者間的前緣未始不可牽強附會一番：首先，女影與女研同樣發軔於解嚴後整體社會開明、求變的氛圍。其次，女性影展是女性電影在台灣發展至一定程度的產物；女研社也植基於八零年代的婦運土壤。再者，女性電影係有意識跳脫男性論述箝制的嘗試，而成立於八八年的女研社，同樣是女學生在校園內諸多場合被迫噤聲，憤而出走開創的「男賓止步」空間。（附帶一提，同年黃玉珊籌組黑白屋電影工作室，成為日後首屆女影的策展人與發起單位。）

然而，女性主義醉姑之意不在敵視男性，在乎壓迫女性（也壓迫男性）的父權結構──女性影展除了關注女性導演鏡頭下的女性議題，也選映男性導演拍攝的女性議題、女性導演拍攝的男性議題。第三屆女影破天荒首度由男性策展；二○○五年設立「男導演‧女視角」單元；去年賀照緹導演的《炸神明》入選（並在上學期曇花影展北大場次放映），探討黑道兄弟的男子氣概與鐵漢柔情。同一時期，女研社的「男賓止步」條款也在近年不知不覺解禁，男性社員比例逐漸提升，並將觸角延伸至男性課題，益加開闊我們的視野。面對相同題材時，我們也學習從不同的觀點切入。就以「Ａ片」這樣男性凝視的極端來說：十餘年前女研社帶著批判的眼光去檢視，但在今年社員參加主題「色情無價」的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國際學術會議時，色情卻又成了具有顛覆父權力量的「無價之寶」。

很多議題上，女研社似乎失去了過去直接與社會對話的衝勁。一方面由於資訊流通便利──兩性教育課程增設、性別研究論著出版──社團空間不復是關心性別平權的學生僅有的窗口；另一方面，既有體制開放到一定程度後，改革運動頓失著力點，社會議題也不再是社團唯一關心的對象。在「後」女性主義（？）的數位時代，年輕的女性主義者未必只能手持大聲公，反覆頌唱「解放」、「平權」等高蹈冷肅的政治口號。雷厲風行的法條政令之下，更深一層潛移默化的力量，其實就蘊藏在你我身邊俯拾即是的文本影像當中。何妨開發屬於這個世代的、文化產業的、五光十色的女性主義？女性影展的英文名稱──Women Make Waves──旨在取其澎湃的「興風作浪」意象。假使你無意興風作浪，也歡迎你參加女性影展校園選片講座，或直接在十月期間走進新光影城大啖爆米花；哪怕只是讓動人的女性影像，吹縐你心頭一池春水，便已足矣！

參考資料 

有關台灣女性影史，見黃玉珊，＜女性影像在台灣──台灣女性電影發展簡史＞。《女性‧影像‧書──從女性影展看女性影像之再現》。社團法人台灣女性影像學會主編。台北：書林，2006。235-261。

2007女性影展小檔案  台北影展日期：10月12日至10月21日 全省巡迴日期：10月24日至12月23日 活動地點：台北市新光影城暨全國各縣市 主辦單位：台灣女性影像學會 理事長：王慰慈 weitsy@hotmail.com 策展人：林書怡 program@wmw.com.tw 連絡人：黃艾倫 event@wmw.com.tw 官方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womenfestival/

　　「我們不相信不打破男女兩性的階級，真正的民主主義能夠存在；我們不相信社會上一半是壓迫人，一半是被壓迫的人間，會有真正的自由平等的幸福」

        －五四時期．女權同盟會


女大學生須自我覺醒

        在台灣，即使大學生也號稱自己是社會的良心，但從白色恐怖時期、保釣時期到85年以降學生運動的蜂擁展開以來，敢於堅持理想、投入反對陣營的，終究是少數。其中，敢於向自我兼向體制挑戰的女大學生，更是絕無僅有。過去兩年，變動中的台灣衝破了三十多年戒嚴政治下的沉悶氣氛，各種社會運動漸次登場，校園內的學生運動亦不斷伸出觸角，企圖與社會的脈動有更緊密的結合。而正如婦運在社會運動中僅佔邊陲地位的狀況一樣，為數眾多的大學女生，在意識的覺醒和運動的參與上都停留在比五四時代還落後數倍的保守狀態。也許少數女生因緣際會的加入了學運隊伍，但對婦運而言，校園內的大學女生向來是毫無貢獻，甚至毫無知覺的。

        事實上，相較於千百萬普普通通的婦女，大學女生的確自成一特殊的階級。以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台灣而言，平移自1940年代在大陸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宣示了中華民國境內無分種族、階級、性別一律平等，使得婦女在基本公民權上受限不大，尤其在強調公平競爭的聯考中，優秀的女學生能不斷脫穎而出。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斷發展，階級的分化日益明顯，中上階級掌握社會資源、操縱遊戲規則的現象亦日益顯著。與大批年輕少女在國小、國中畢業後就加入勞動市場賺錢貼補家用並資助其兄弟升學的同時，愈來愈多中產階級家庭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培養其原本是賠錢貨的女兒在升學競爭中一路將別人淘汰，成為驕貴的大學女生。而女學生在長時間的學校生活中，習慣於男女同等教育及同等待遇，對社會上兩性差異的情況無從感覺，所謂「婦女受壓迫」的字眼是十分遙遠的。

        事實上，這些受到高等教育的女孩，仍受著傳統觀念的各種影響。既有的父權體制透過意識形態早已操縱了每個女孩成長歷程中所受的教育，亦塑造了她們的各種觀念。在學科分化上，她們承繼著傳統女性在家庭中感性或管理的角色，大多集中在文法商科。在生涯的選擇上，社會對她們獻身家庭的鼓勵遠大過於要她們開創事業。在思考能力上，她們在理性思辨上所受的訓練自小就少於男性，以致很難產生突破性的批判，僅管知識提供了女大學生自我改造和提昇的機會、僅管一些奮進自強的女子樣樣不輸男性，但女大學生正由於自身的優越感，往往在女性意識上顯得盲目、掩飾，甚至故意抗拒。她們對女性人生道路的認識不足，更不能了解千千萬萬非大學生的婦女過得怎樣的生活。

 資本社會的發展與婦運

        從歷史上來看，農業社會中的廣大婦女勞動力，除了直接參與農地生產外，主要的任務是照顧家庭，負起家庭為社會提供再生產勞動力的責任。但她們被認為離開了社會生產和社會進步，失去了參與社會事務、決定社會資源分配的權力。資本主義來臨後，工業革命持續地、革命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產能力，亦改變了數以萬計婦女的生活環境。它把婦女帶出農村和家庭，並轉入產業勞動市場去，開創了使婦女解放成為可實現其目標的物質基礎，婦女的社會及政治的眼界因而大大拓寬。

        當然，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於不同社會地位的婦女造就了不同的意涵。那些困在孤獨的家庭裡、被排除了參加戶外生產勞動的中產階級婦女，因資本主義的興起而在數量上增加了。這些婦女有時間和有財富去教育自己和擴大自己的知識面，但她們發覺婦女受教育的機會被極端限制。誠然，否定婦女有平等教育的權利其實是對她們最惡劣有害的歧視，因為教育是能夠得到職業和可達到經濟獨立的起點。這些資產階級婦女很清楚地看見了與她們同階級男人的偽善：拒絕將資產階級革命許諾的權利給予她們。於是，她們開始要求「人」的合法概念應擴展至婦女，包括人權和基本公民權。這場由最有特權的婦女的鬥爭，其重要性不容低估。因為統治階級的婦女已開始向這個階級社會中一些最重要的意識形態挑戰。那些贏得的權利——諸如開放教育機會、投票權、財產自主權等——把所有婦女的束縛放鬆了，同時也激勵她們進行鬥爭。

        與此同時，在社會的另一面，資本主義為廣大低階層婦女帶來的，卻是前所未有、最壞的壓迫和剝削。資本家運用著以婦女被壓抑為基礎的社會分工，輕易得到廣大而廉價的婦女勞動力，也壓低了男工的工資水平。為了對抗婦女在得到工作後所可能培養的獨立觀念，資本社會必須不斷強調家庭制度的正當性，維持「女性的正常位置只有在家庭」的神話，以便於各個家庭仍能有效地提供勞動力的再生產。資本家一方面可免去對社會問題的責任，一方面又可隨意運用廉價的婦女勞動力做為調節勞力市場的後備隊。乃至工人家庭中的女性往往必須在工廠與家庭間疲於奔命，無可喘息。

        婦女，做為被奴役的人類，她的反抗是和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同時開始且攜手並進的。工人階級反抗資本剝削，被壓迫民族反抗殖民統治，而婦女的反抗，卻是面對整個父權社會在社會、文化、政治各領域的全面挑戰。面對這場目標過於廣泛，但卻對人類存在方式有巨大影響的革命，位於壓迫底層的勞動婦女，負有重大的歷史任務。

台灣的婦運

        現在回到台灣來看，日據時代末期，在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影響下，1925～27年之間曾有一些婦女團體成立，但在日本當局的高壓手段下，並沒有發生具體的影響。1949國民政府遷台後，在此開始一黨獨大的威權統治，婦運亦隨著其他反對運動的被壓制，而遲遲無法開展。在官方的婦聯會、婦工會擔負著國民黨對婦女方面的控管工作，宣傳齊家報國、肯定傳統女性角色。對婦運完全是反動的、牽制的。但是，在國民黨選擇外銷導向的勞力密集工業帶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台灣婦女的命運正一步步被改變。在此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傳統中國女性溫馴、柔順、顧家的性格，被資本家和國家機器妥為運用，訓練出一批資本家夢寐以求的，既刻苦、勤勞又不會反抗的廉價女工，從而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而這些為台灣貢獻良多女性姊妹們，卻深受資本主義與傳統父權的雙重壓迫，絲毫沒有分享到經濟成長的利益。

        70年代初，呂秀蓮嘗試在低迷的政治氣氛中與政治反對運動結合來推展婦運。雖然效果不彰，但台灣的女性知識份子自此開始了對新女性主義的思考。呂因美麗島事件被捕入獄後，婦運在此重大打擊下，暫時平息。有些人去國遠走，有些人直接投身工運，另外一些，則在考慮現實環境的情況後，於82年在李元貞主導下成立了婦女新知，以喚醒婦女、支持婦女、建立兩性平等新社會為宗旨，開始一點一滴在新女性觀念上的啟蒙工作。六年來，這種對男女意識形態做釐清的工作，以其溫和理性的面貌進行著，組織了一批在女性意識上有相同自覺的中產階級女性知識份子，而且在最近兩年一波波由婦女新知向外擴大，形成了許多不同性質的婦女團體，如主婦聯盟、婦女救援會、進步婦盟等。但這些中產階級色彩鮮明的團體，始終無法與廣大的勞動婦女產生互動，以由下而上的運動方針組織出有力的婦運團體，也無法成為社會運動中的主流。

女研的出發

        事實上，大學女生畢業後終究是要進入社會的。離開了校園的特殊情境與學生身份的保護，各種現實的衝擊就迎面而來。而那往往是令優越的大學女生迷惑不解的，由性別引發的一些壓力。那絕不是些女強人神話或家庭至上神話所能解決的。遍佈在每個角落、每個女人的個別困境，其實是來自一個共同的性別壓迫的機制──父權文化。

        婦運的出路是值得討論的。但身為女性知識份子，若是無法跳出自己的階級，審視自身所受的結構性限制，就永遠無法了解所有女性所面臨的真實困境，也無法在個別的、孤單的男女意識形態鬥爭上得到成果。因此，投向不同領域的勞動婦女，結合所有受到父權制度與資本主義雙重壓迫的中下階層女性，是突破婦運困境的唯一道路。

　　女研社將嘗試在校園內中尋找對婦運具有相同共識的夥伴，並在不斷的相互批判和訓練中結合成一工作團體，嘗試為台灣的婦運一同努力。

轉載自＜新女聲／創刊號／1988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