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香港作家梁文道的文字，以下文章為 6/12 他在台灣的談話。
梁文道：
今天像是一個互相擁抱互相安慰的大會，香港人說我們以台灣為標準，台灣人說香港人對我們多好。我在台灣長大，小時候甚至從來沒想像過自己不是台灣人；在離開台灣之前，我沒想像過原來我是香港人。但自從我回到香港之後，必須很抱歉的說一句，今天你再問我是什麼人，我會說我是香港人。除了剛才詹先生講的自由之外，有一點是今天的香港比台灣和大陸都還自由的地方：我在大陸從沒見過任何一個文化人或公眾人物出來說「我不愛中國、我討厭中國」，我也很難想像今天有一位台灣作家可以公開宣稱「我不愛台灣、我恨台灣」。而香港是唯一一個公開說我討厭香港還能活得很快樂而仍然沒有人理你的地方——關鍵就在沒有人理你。這種冷漠正是某種香港的特質，這種特質是我離開台灣後得到的很重要的啟蒙洗禮。
香港人做久了，會感覺到台灣與大陸相似的地方，包括某種有時候難免氾濫的情感、熱情，香港沒有這個。我不知道如何形容香港骨子裡的冷。我是70年代在台灣成長的年輕人，與外公外婆住。外公是老國民黨，還做過青幫的老大，小時候家裡會有一些很古怪的人來拜年，做一些古怪的動作。出去中華商場外省人餐館吃飯，會看到遠遠的一群人，領頭的便叫後面的年輕人「叫大哥！」我小學受的是標準的忠黨愛國的教育，蔣介石死的時候我痛哭流涕。各位可以想像，我15歲回到香港時的震撼——滿街沒有人叫蔣中正，都叫蔣介石；除了《金陵春夢》以外，還有一大堆古怪的報紙雜誌；最重要的是以前我在台灣只看過名字、從來沒辦法接觸的人都一個個出現了，比如魯迅、茅盾、巴金、老舍、沈從文、周作人。我赫然發現，我在台灣接觸的是中國文學只是半部中國文學，我所接觸的中國史是半部中國歷史。那麼是不是表示另外半部就是真的呢？當然不是。
我在香港學到的最大教育是，大家都在說謊，並不是兩邊的謊言加起來就是真相，兩邊的半部真相拼湊起來仍然不是完整的，中間還有太多遺漏和缺陷。好像我只有到了殖民地，才認識一個完整的現代華人世界。這個華人世界包括了大陸、台灣還有南洋。香港從來就是南洋的一部份，台灣人都知道鄭家的艦隊是南洋裡最龐大的艦隊，鄭家王朝覆滅之後，就變成最大的海盜集團。王家衛的《花樣年華》，最後梁朝偉對張曼玉說「明天我要去新加坡了」，像是要去隔壁某個地方，完全不覺得是要出國。這是60年代香港的感覺，香港人說明天要去新加坡，就像台北人說明天要去宜蘭一樣那麼容易、那麼簡單，因為本來這就是一個世界，一個南洋世界。
我還在香港了解到，這裡不只是孫中山經歷過的地方，不只是周恩來逃命的地方，它還是越南共產黨第一次開黨大會的地方，是馬來西亞共產黨後期很重要的基地，菲律賓的反政府游擊隊常常來香港開會。它簡直是東亞的一個反動基地、東亞流亡者的俱樂部。我在香港還認識到更多的流亡者。幾年前我在香港開二樓書店的朋友收到一批遺稿，過去大陸有個異端托派份子（托洛斯基主義者）晚年住在香港，年紀大眼睛不好，兒子都把他當傻子，不知道他每天關在房間裡幹嘛。原來他每天都在寫字，寫一部關於他心目中中國未來革命發展的方向，他仍然相信這一套，那是1990年，還在寫自己幻想的革命綱領，用毛筆在宣紙上寫。最後還沒寫完就去世了，他孫子把稿子當廢紙拿去丟，被收破爛的人收到了，賣給我朋友。那批稿子在書店只放了部分，但全部堆起來可以比人還高。那是個很怪異的事情，有這樣一個托派，在這個城市的某個地方，被人當瘋子看待。
我又想起，有位歷史學家左舜生。49年時，有一部份跑到香港的大陸文人知識分子，有些是對大陸和台灣兩邊都不滿的人，包括這位左舜生。他在大陸是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在香港教書，教到晚年窮途潦倒，在鑽石山某個木屋破巷裡開家雜貨店賣糖果給小孩，偶爾有學生去看他，他就繼續在那裡講中國現代史。
各位或許比較熟悉的新雅書院，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記得我到新雅書院去看牟先生時，他夏天穿了一件白色唐裝，拿著一根拐杖，很遠就聽到那根拐杖的聲音。我同學在新雅書院附設中學上學，老師特別交代，你們下課玩耍，看到穿白色唐裝的那個老人家，不要把他撞死喔，他是國寶。新雅書院從某個角度看，外面的人會以為這是一群瘋子。錢穆、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這幾個人，在一個破爛房子的二樓開個學校，說要處理中華文化花果飄零的問題。香港就是這樣，也沒人理你，就有一些人散在這個冷漠的城市裡，一些奇怪的人，各自不知道要做什麼。
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某個意義是對的，或許裡面有很多寶石，但連不成大片的土壤。它會出現像剛剛詹先生提到的梁儂剛，他是華人世界第一個談拉崗的人；有一個人是專門在電台做健康節目、跟婦女講生孩子要注意什麼問題的人，他是華文世界第一個出書專門講婦科（不是傅柯）的人。「裝置藝術」這4個字是香港人首先使用的、「同志」是林奕華首先翻譯的，第一個畫實驗漫畫的也是香港人，榮念曾；香港的進念二十面體實驗劇團早年曾經對台灣造成很大影響；吳宇森早年是拍實驗電影的。他們自己搞自己的，自己很快樂，但社會也不會給你掌聲，也不關心你。
我的朋友董啟章，跟駱以軍是同一年出生的，我覺得他們是這一代華文世界裡最優秀的作者，但董啟章在香港從不會得到駱以軍在台灣得到的尊重、承認。比如香港書展從來就不會找董啟章出來做一場演講。
我有個朋友最近出詩集，是近20年香港最好的詩集，大家都向他道賀，說這詩寫得太好了，詩集也非常暢銷——賣了500本。過去我們出詩集是印1000本，賣100本，900本留給自己。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最近北島在香港中文大學當教授，他說只有在香港才發現，在香港作一個詩人才是真正的詩人。我想他的意思就是這樣，因為沒有人理你，沒有人注意你。
台灣雖然不自由，但文化氣氛很濃厚，香港跟它差很遠，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回到了這樣的環境，覺得很舒服。沒有人逼我愛香港，沒有人逼我對香港要負有什麼責任感；沒有人理你，你愛做就做，不愛做就不要做，你做你自己的事就好了。旺角的二樓書店已經都不在二樓了，因為租金很貴，它們都搬到7樓、12 樓。那些書店又窄又小，穿過狹窄的樓梯，樓梯上可能坐個妓女。在香港不能期望誠品這麼有讀書氛圍的書店。香港藏龍臥虎，但是在一種冷漠的環境下，兩者奇異的撞在一起。那種冷漠是我一到香港就感覺到的，那種冷漠是表面的斯文跟尊重，同時你又覺得他們好像很沒文化。
我在台灣考完高中聯考就走了，因為考不上（笑）。回到香港上高中，上學第一天就嚇一跳。老師上課叫我，竟然叫Mr. Leung。老師稱我們先生或小姐，我好像忽然闖入一個怪異的、不是中國人的社會，身邊大家都不大互相關心，但一有需要的時候就會發瘋，比如六四時有 150萬人上街，前幾天有20幾萬人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今天香港對大陸發揮的作用，有點像當年對台灣發揮的作用，只是今天的香港根本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境內唯一一個可以幾十萬人坐在廣場說要平反六四的地方。大陸的時事評論家來到香港，在香港聽到20萬人說一些很正常的話，覺得是超現實。
香港的寬容、包容多元，並不是因為它很熱情在擁抱世界，渴望與世界接觸，而是不帶感情不加管理不禁止，底下就會有人自己幹自己的事。而這些人要嘛不幹，要做就是很堅持的——我寫最多的一種文章是雜誌的發刊詞，數量加起來快要能獨立成一本書了。
各位如果到香港書展，會發現今天香港還是這樣一個地方。你會看到83萬人像趕集一樣在擠來擠去，但你也會發現很意外的人物和作品出現。我的好朋友李智海，他哥哥出了一本英文小說，而且是和一位俄國女作家合寫。弟弟出了漫畫，是像歐陸的地下漫畫，很有卡夫卡的味道。他的漫畫是直接在法國出法文版、在義大利出義大利文版，在歐洲紅得一塌糊塗，但香港沒幾個人知道他是誰。
你會遇到一連串這種人，納悶他們是哪來的？怎麼會有這種人？他們怎麼還活得下去？政府也不理你，甚至覺得藝術家活該搞藝術餓死就算了。我到上海北京圖書館演講，他們一給就是幾千塊人民幣；但是在香港，我去20年的圖書館演講，講完後他們會給你一面錦旗，彷彿知識分子都是靠吃錦旗維生的。
剛剛我和張大春一出電梯，就有人說「張大春耶」。在香港，可能後面一個師奶拿個雨傘撞過來說：走開哪，不要擋路！（笑）
各位有空到香港，也許會發現我剛剛說的一些跡象，你也許可以感受一下，這麼熱鬧擁擠的場面裡，有多少很荒涼但又很有趣的一些沙漠植物在這裡生長。
（本文摘自 2009.7.13 中時開卷部落格〈多元與創意：香港書展20年座談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