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理想火光之路
「五四」在中國現代史上，無疑是一支雄壯的鳴奏曲，它以「新文化運動」和「救亡運動」的雙重旋律，展開了一場拯救國族歷史的鬥爭。從另一方面來看，它也可以被視為一群中國青年企圖從祖父輩手中，取回自我身體發言權的運動。因此「新青年」，在這場運動中成了一個被寄以厚望的現代性主體。如陳獨秀在創辦《新青年》時，就以「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以及「敏於自覺，勇於奮鬥」等語，期許一些接受新知識的「新青年」，能以自主獨立、健壯活潑、進取有為，以及頑強的生命意志和創造力，成為氣宇恢宏的中國新生代。唯有這樣，「新青年」才有可能從自主人格的追求裡，以人的解放、個性的解放和身體的解放做為一個起點，讓自己從父權的禮教鐵屋中解放出來；也唯有這樣，才能更進一步的，從帝國主義殖民裡尋求國族的大解放。
而「新青年」在「五四」的啟蒙運動裡，是被啟蒙的一代，同時也是啟蒙者。他們做為現代化企劃的推動者，是以「西學」知識做為傳播和啟蒙的導向，以指辨出未來的光明前景。這樣一個以「新青年」為主體的文化和政治啟蒙運動，就其終極目標，無非是想通過一系列的運動去改造社會，或建立一個有序的社會政治秩序。所以「新青年」一直以來，是被視為能引領中國走向一個理想現代化國家的最大推動者，並在新批判性視野中，被納入到一個文化和政治思潮裡，以突顯他們做為改革者的形象。
因此，不論是從1916年開始產生的思想運動，或1919年在北京發生的學生運動，明顯得可以窺見「新青年」的流動身影在其間穿梭的種種痕跡。「新青年」的被想像和被神話化，幾乎可以常在《新青年》與《新潮》雜誌各期文章中見到，如陳獨秀的〈新青年宣告〉、〈新青年〉，高語罕的〈青年與國家之前途〉、〈青年之敵〉，朱希祖的〈敬告新的青年〉、李大釗的〈青春〉和羅家倫的〈是青年自殺還是社會殺青年?〉等等，顯示出所有目光的焦聚點都落在「新青年」的身上。如魯迅，就曾經對「新青年」投下了無限的期盼和厚望：「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的說話，勇敢的進行，忘掉了一切厲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無聲的中國〉）故「新青年」被魯迅等人賦予一個承擔和拯救庸眾的大我責任與精神之悲壯角色；或如傅斯年等所自我比擬為「貓頭鷹」，以現代知識去喚醒昏睡的同胞，以及去啟動一個嶄新的時代。
而舒衡哲（Vera Schwarcz）也曾指出，當時北大的學生，充分瞭解師長輩對他們的期待，而他們又具有許多北大師長們所缺乏的凝聚意識（sense of cohesion）和共謀意識(sense of shared purpose)，使得他們最後成了點燃「五四運動」的火種，甚至有些還佔據著「五四運動」的領導地位。是以，這些以學生為主的「新青年」，他們吹響了一個時代的號角，特別是1919年5月4日，他們在反對巴黎和約的示威行動和遊行中，以身體抗拒（resistantce）做為身體解放的展演，通過一種集體狂歡的國族訴求，將身體和國體結合為一，展示了主體的神聖與不可侵犯。所以，這些學生(或「新青年」)，在當時，不但通過了種種西方知識去進行啟蒙的工作，而且也通過身體，去銘寫著一個新興時代的呼聲，並在自救自強，蹈厲奮發中，提倡著進步、自主、自由、求新、實利、科學、平等，而一步一步將中國帶向一個現代化的世界之中，這無疑突顯出了新青年對國家的重要性來。
是故，我們今天回顧「五四」，不能不重新審思當時那些「新青年」的精神趨向，他們的覺悟、自主、奮發、充滿理想性和勇於批判的精神，無疑為下一代，甚至後世留下了一個可以借鑑的身姿。歷史或許不可能重來，但是在歷史中發出光亮的某些精神意志，還是可以讓人從中得到很大的啟發，甚至延續與發展。而「五四」的「新青年」，其之最可貴之處，是在於為他們的那個時代指出了一個理想，或一個夢，並跨出了腳步去加以實踐之。然而，在九十年後，當我們轉身回頭顧望，處在「五四」這一盞歷史燈光的照耀下，我們到底能夠從這歷史的幽光裡觀照出怎樣的情景？或在這些「新青年」身上，又能學習到甚麼？
或許有人會質疑，處在今時今日的台灣，重提「五四」，言說「五四」青年精神的繼承和發揚，是否有其必要？會不會形成一種歷史意識的錯位和認知？也或許有人會認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所面對的政治、文化、教育和歷史情境完全不同，回應也有所不同，故沒此必要一再召喚「五四」的亡靈，重提「五四」的老調；而應該是到了告別「五四」的時刻了。
然而當我們把歷史的眼光拉到八十年代的台灣，一系列台灣的學生運動，以及台灣新生代的自我追尋，無疑凸顯出了台灣大學青年勇於反省、批判、追求自主和理想的精神，如自1982年開始的「台大學生主權運動」、1985年的「五一一台大學生遊行日」、1987年「大革會」的成立和遊行、1990年以野百合為象徵的三月和五月學運，以及各大學學生社團地下刊物的出版等等，都體現著台灣青年在政治尚未自由化之前的一種覺醒認知，一種自主的理想意志，一種尋求自由民主的精神，以及帶著啟蒙的思想，企圖為當時的社會提供一個改革和改造的新思維。他們以實際的行動，走入社會實踐的運動中，以流動的身體，展示了一種追求自覺解放和反抗專制強權的美學來。在這方面，我們隱隱似乎可以窺見「新青年」的精神，在廣場的呼聲裡，被延續了下去。
也許企圖將「五四運動」連結到台灣來，可能會產生歷史情境脈絡上的錯置；畢竟在政治、文化和教育的認知層面，或不論是在時間和空間上，以及所面對的歷史事件和衝擊等，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然而做為一個歷史借鏡，「五四」的精神，特別是「五四新青年」所堅持的理想意志，以入世的態度，理性的批判，不畏強權、關心國是，參與社會實踐等等精神，無疑是值得參考、延續和發展的。就如九十年前，傅斯年在回答魯迅的一篇文章所說的：「別人都不肯叫，只好我們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們的功勞。有人說我們是貓頭鷹，其實貓頭鷹也是好的；晚上別的叫聲都沉靜了，樂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況且貓頭鷹可以叫醒公雞，公雞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答魯迅〉）。是的，叫一叫，天明就好了。這其實就是知識份子的責任。
而近十多年來，台灣政治長期深陷於統╱獨、本省╱外省人二元意識鬥爭的泥沼中，以及被極端本土保守主義挾持之下所形成的孤島文化心態，其實是有必要被打破的。然而，在此時此刻，誰願意來當貓頭鷹呢？以一個反省和批判的精神，一個入世使命的價值觀，或改造意志，甚至理想的目光，來革除這島國上執迷於開倒車的蒙昧主義？
今天，五四時期那些「新青年」的身影，已然成了一個個神話，或象徵符號；然而，他們所表現的意志和精神，卻仍然像爍亮的火光，照亮了一片歷史，並穿透了時間，來到我們的身前，而我們是否能夠借著這一點光亮，在這島國之上，繼續走出一條更寬廣的民主、理性、自由和平等的大路來呢?
是的，火光不滅，我們仍有前路待行。
("文訊"月刊(第283期,2009.5)"懷想五四，定位五四:綜觀五四思潮與影想"專題約稿)
("文訊"月刊(第283期,2009.5)"懷想五四，定位五四:綜觀五四思潮與影想"專題約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