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的部落格 SHIAO'S BLOG

擺在學術領域來說，這樣的自我表白，毋寧地是對著韋伯所說之學術做為志業的說法的一種另類詮釋，也是一種另類的對話。在我所理解的架構裡，學術做為志業的說法，乃是企圖讓大學教授對其生涯的期待走出無奈而流俗地向體制無條件屈服之「職業」角色所設定的慣性，而有著更深厚根植之文化性的自我期許與肯定。按照韋伯的意思，這是一種倫理性的說法，有著恢宏的心志意圖與心理期待的，然而，卻剔透出一種謙虛的態度，因為他並不強調大學教授一向自許之作為知識分子的強烈「使命感」，甚至對它還是質疑著。依我個人的見解，以去除「使命感」、或謂以對「使命感」質疑的態度來確立學術倫理觀，基本上是強調具自我反思與自我節制的戒慎修養態度，是一種美學的轉折表現，於是乎，倫理與美學產生了交集。在今天這樣一個如 MacIntyre在其著《德行之後》中所意圖指出的倫理被個體化的時代裡，這樣的交集無疑地有著更為特殊的意義。對我個人而言，三十年來，這樣企圖在倫理與美學之間謀求某種的統一，更是一再實驗、也是嘗試證成的生命目標。
                                                                               
這也就是說，三十年來，我一直對自己所扮演之職業角色調整著自我期許的方向。已經有一段相當的時間，在態度上，我已是相當堅定地認為，不能以學術作為一種企圖創造歷史與改變社會之「使命感」職志的恢宏期待來看待自己在大學教書、寫作的工作。沒錯，承擔創造與改變時代的使命感，一向即是知識分子宣揚、也是肯定自己之社會角色的重要自我期許。然而，我總認為，處在這樣一個一切價值被懸擱而個體性高度膨脹的所謂「後現代」的歷史場景裡，這樣的期許，當然依舊令人感到偉大，也應當給予以尊敬，但是，我總覺得太過沈重，尤其，它有著一不小心就會造孽的風險，自認難以擔當。
                                                                               
對我個人來說，作為大學教授，尤其，處理有關人文與社會現象的教授，過多的知識分子的自我期許，就像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一文中對當時德國左派學者利用講堂來宣揚馬克思主義所意圖表達的，縱然其意圖是深具良意的，但是，在知識的傳遞過程中，對純潔白淨的下一代，容易產生危險的潛越影響。基本上，這容易冒失地扞格到「嚴守分際而不具煽動蠱惑作用」的基本倫理要求。三十年來，我一直以此引以為戒，期盼自己能夠克盡良知地把自己所知的知識忠實地傳遞給下一代，而不至於誤導。當然，我沒有把握我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不過，卻是小心翼翼地努力過。再說，作為一個教員，尤其是在大學任教的教員，我更是把這份工作當成是進行著一項藝術創作與表演來經營。我一直認為，一個教員就是一個演員，一上了講台就像一個演員上了舞台一樣，要儘可能的把這齣戲演好。對演員來說，重要的是透過戲碼、演技等等把自己的人生經驗表現出來，讓觀眾能夠分享著感受、開展著想像與醞釀著思想，或者，至少讓他們感動一下而對生命有著進一步的憧憬、啟發與感應。在演戲的過程中，任何以帶著濃郁而厚重的使命感企圖影響、乃至左右著觀眾（甚至其一生），尤其是成就社會的改革，當然是一項偉大的革命事業，只有自稱正統的左派知識分子才做這麼的打算，儘管這或許是西方近代知識傳統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尊敬的一個歷史成份。然而，這絕非一個強調美感的演員所必然期望的唯一作為，況且，在絕大部份的現實狀況裡，他也是做不到的。一句話：作為一個演員般的教員，我的自我期許不多、也不大。在我的眼中，戲劇原是屬於美學的，好看，就好了，看了，回味個兩、三天，可以，多了，反而不美，帶來過多的負擔，甚至是一種道德性的罪過。
                                                                               
接著，我要利用這個機會來表達的是，能夠以在大學教書與寫作做為一種職業，對我，毋寧是上蒼恩賜的幸運機緣安排，更是讓我得以有機會細細而安心領略生命脈動的特殊際遇，也有了條件經營一種自己屬意的特殊生命態度與生活方式。在以平民做為歷史主體的時代裡，讓自己能夠享受過去之貴族才有的悠閒生活，當然是一種殊遇。我不避諱地說，選擇這樣的一種自認較為安適的生活方式來安頓自己的生命，正是我所以選擇教書生涯最重要的工具理性考量因素。我求的只是有著可以對日常生活從事一種「閒人」形態之藝術經營的機會。這樣說，或許，褻瀆了大學教授這樣一種職業角色的神聖意涵，更有著知識分子不應當有之自私心的餘慮，但是，長期以來，這卻是我自己真實的感覺，更是對生命確立意義的一種自我定位。對此，我得感謝台灣大學、也感謝整個社會的體制，給了我這樣奢侈的機會，使得我能夠做了三十年的閒人，尤其，做了一些與治國濟世無關的閒事。
                                                                               
話說回來，在此將退休之際，我還是得針對自己作為大學教授的志業倫理，有著深切的反省與交代：簡單說，這三十多年來有沒有辜負了自己的職責，是否誤了人家的子弟。這各自我提問，反省起來，太大了，恐怕還是留給在座諸位來評斷，比較適當，在此，我就不再自我坦白、檢討與批判了。但是，在此臨別的時刻，至少對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歷屆的學生來說，有一件事我倒是不能不自我坦白、自我檢討，這是關於論文指導的事。
                                                                               
在座諸位當中，不少是我曾經教過的學生，有的更是所謂「跟我寫論文的」（特別是博士論文），而讓我也因此成為所謂的「指導教授」。對此，三十年下來，我總是一直耿耿於懷著，今天，藉此機會，做個表白吧！首先，我要說的是，很坦白地說，三十年下來，我所所謂「指導」過的論文，幾乎沒有一篇（也許只有台大社會系以後掛名指導教授的第一篇論文，也就是陳素櫻的論文是例外）是我真正用上了自己已修得的功力來「指導」的，因為我沒有這個能力，論文的內容總是超出我自己自認能夠有信心掌握的知識所及的範圍。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只是負責改改辭句與學生不小心寫下的錯別字，頂多，提供一點不痛不癢的小意見而已。若說這是放牛吃草，讓學生自行摸索，應當是不為過的。我甚明白，這樣的作為是相當不負責，乃有違背學術倫理之虞，但是，三十年來，我總是一再地被學生的興趣牽著走，絲毫沒有改善與自我糾正的實際作為。對此，我不只深以為遺憾，而且，也甚感愧疚。說真的，我不是不想改善，更不是沒有自我檢討，只是，現實的情況，特別是所謂具「結構」性的客觀條件，總是教我不得不如此的因循下去。這個「結構」性的基本條件是甚麼？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做點說明，但絕不是自我脫罪。

或許，今天的台灣不能再自稱是一個邊陲社會了，特別就經濟的角度來看，但是，就學術發展而言，我一直認為，我們還是一直讓自己處於邊陲的地帶，幾乎絲毫沒有力圖突破的跡象。大批學生留洋念學位，自不用細說，留在國內唸書的，所修習、熟悉、關心、感興趣的，也幾乎完全是西方的，不管它是來自美國、英國、或者歐陸。這樣的情形，三十年下來，基本上，並沒有明顯的改變，事實上，也沒有改變的有利條件。我們的學生與老師們談的與想的，依舊是一面倒地向著西方社會學的學術風潮傾斜、移轉，只是，由結構功能論相繼地變成韋伯研究、馬克思主義、世界體系論、批判理論、年鑑學派、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文化研究、而至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等等。或者，由統計量化的實證研究而至形形色色的所謂「質化」研究、網絡分析、制度分析等等。林林總總的改變之中，卻有一樣是不變的，那就是一切緊跟著西方流行的主流學風走。話說回來，對邊陲社會的學者來說，能夠緊跟著西方的潮流走，還算是上進、跟上「潮流」的「前進」作為的，不是嗎？
                                                                               
不過，在怎麼說，在這樣的學術潮流的推動下，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既無法有效累積，自然更沒有蔚成傳統的可能。顯而易見的，一旦一個學術體本身所經營出來的知識既無累積、且絲毫沒有形塑傳統之跡象的話，它自然說不上有何吸引人需要特別予以注意的道理。情形淪落至此，說來，都是幾十年下來之所有為師者的責任，錯不在於學生。相反的，在此情況下，西方具龐大、悠遠、細緻之傳統、且不時有所自我批判與創新的優勢知識體系，對我們的學生（尤其，好學敏思的學生），自然有著無比的吸引力，他們因此選擇與西方學者的思想或研究議題對話，自然也就可以理解與預期了。

總而言之，在我所經歷的歲月裡，三十多年來，台灣社會學的研究基本上沒有明顯之具有蔚成獨特知識傳統的累積成果，始終是處於「開創」期的階段。在我的觀念裡，對一個處於「開創」階段的學術領域，作為老師的，只是扮演著「過河卒子」的角色，基本任務乃在於鼓勵學生有著多元的領域發展、深厚紮實的學術底蘊，尤其是對居優勢之西方學術傳統有著一定深度與廣度的認識。就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三十年下來，對學生的論文寫作，我也就一直是扮演著簽字「背書」的角色。說真的，我並不喜歡這樣的角色，也深以這樣的作為而惴惴乎的，然而，現實上，我卻一直就這麼被牽引做著。不過，有一點我卻是相當受用的，那就是：從你們學生身上，我學了許多，這還得感謝在座諸位的。話說到此，我以為，經過三十多年來的發展，特別是自我反省，台灣的社會學界已慢慢有條件可以走出與西方學術亦步亦趨的現象，而走出自己的路子，在此，我以此勉勵在座諸位。這是我作為社會學者一輩子的心願，期盼在座年輕一代的諸位能夠代我完成。
                                                                               
在過去的歲月裡，特別是透過台大社會學系這樣一個場域所賜予的緣份，我與在座諸位中的絕大多數，在生命旅程中有著交集，而讓我們分享著一些共同記憶，也經營出一些令人感受的情愫。儘管，這樣的情愫未必是如涂爾幹所說那在嘉年華會時人們所分享的「亢奮」樣態，也未必讓我們凝聚成為某種的特殊集體意識，然而，這樣既親近又遙遠、既曖昧、含糊、卻又彷彿實在的情愫，無疑是讓我們大家今天聚在一齊的基礎，至少是進行今天這樣一個具儀式意味之集體行為的基礎。

當然，我明白，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裡，渴求大家有著強烈的感應情愫，形塑著部落心理，是遠離著時代的氛圍，我個人不敢奢求，也不認為是需要的。但是，能夠看到大家集聚一堂，有的甚至是遠從外地專程而來，其中，某種的情感激素發酵著，應當是至為關鍵的因素。說來，這令我個人深深感動的深層心理構造，絕對不是資本主義體制所開展出來的社會理路。毋寧的，它是Mauss所強調人類在生命歷程中體現人與人互動過程之最原始、純真、不經修飾、值得珍惜的情愫。借用Simmel的說法，就是所謂的「社交性」。不過，我寧願使用Mauss的概念，說這是大家賜給我的一份珍貴而神聖的「禮物」。對大家這份的情誼，我萬分感謝，我會嘗試慢慢、細細而認真地去體會，在我往後的人生餘年中，它將會一直保留在我的感情記憶裡頭，是我生命旅程中最值得珍惜而彌貴的一個部份。
                                                                               
最後，讓我引用一些前人的詩句，來表達我此刻的心境與處境。十八世紀的德國詩人Schiller曾經寫過的一句話。他說：青年人揚起千帆航行在大海之上；老年人則乘著破船駛回海港。是的，從此，我將把這艘破船駛回港口，改搭著車回家，因為這該是休息的時候了。印度的泰戈爾在《頌歌集》中也曾寫下這樣的詩句：白日已盡，鳥兒不再歌唱，風已疲於飄颺，拉下那黑暗的厚幕，覆蓋在我的身上，就像在薄暮時用睡眠的柔衾裹住了大地，輕輕闔上那垂蓮的花瓣。…在這疲憊的夜裡，不須掙扎，把自己交給睡眠吧！也將自己的信賴寄託在上帝的身上。

是的，任何人都抗拒不了大自然的韻律：人老了，沒有令人興奮、憧憬的希望和期待，有的，頂多只有對過去的種種實現作為來個總盤點，並且劃上休止符，如此而已。
                                                                               
最後，讓我引用阿根廷的詩人波赫士(Jorge Lius Borges)的詩《雲團》中的片段來充當為自己在台大任教三十年的總結。詩文是這麼寫著的：
                                                                               
沒有甚麼東西不是過眼的煙雲。
就連大教堂也逃脫不了這樣的命運，
巨大的石頭和玻璃窗上的《聖經》故事，
到頭來都將被時光消磨殆盡。
《奧狄賽》也如不停變幻的大海，
每次翻開都會發現某些不同。
你的容顏在鏡子裡已經變了樣，
時光好似一座謎團密佈的迷宮。
我們全都不過是匆匆的過客，
在西天消散的濃密雲團，
就是我們最為真切的寫照。
玫瑰不停地變為另一枝玫瑰，
你卻一直只是雲彩、大海、與忘卻，
始終只是自己已失去的那一部分。
                                                                               
一句話：在人生的旅途裡，我永遠只是過客，來去都不需留下痕跡，況且，也未必留得下。對這個大時代的改變，我頂多只是曾經充當過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過河卒子，是一顆微不足道的踏腳石，期待的不多，只是讓後人踏著走過去，留得了痕跡與否，實非我個人能夠掌握，而事實上，也不應在意。明鏡本無塵，人生也終究是要走完的；再多的，帶不走，也得丟；更少的，卻是留不住，也不值得留。一切總是南柯一夢，有來，就有去；空來，更是空去。「我」終究也不會是我，當然，更不是你或他，一切只有隨緣，緣來緣去，一念之間，不好執著，甚至也不好拿捏。或許，這是人世間唯一可以肯定的普遍社會定律，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