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25, 2006
中國是世界的中間階級
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官員和知識份子經常得向各國同儕解釋中國的定位和理念。由於其他文明並不容易理解「和諧」、「大同」等「中國式」觀點的神髓,「解釋中國」成為一樁複雜困難的任務。愚見以為,「世界的中間階級」既是當前中國的現實,也是中國當前的價值觀基礎,同時還是中國的外交政策的理路所在。
我們可以從許多指標認識到中國在現實上已成為世界的「中間階級」(middle class)。例如世界銀行出版的2006年世界發展報告,計算了全球的貧富差距狀況,指出了相對性的貧富差距縮小的現象。此一「差距縮小」的觀點,乍看之下似乎與與許多強調世界的貧富差距仍在不斷擴大的「常識」有所不同,但無論從健康(預期壽命)、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齡),或者在較小的程度上,從收入(購買力評價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來計算,世界的不平等確實正在縮小。而其原因,則是由於中國和印度的發展,使得上述各項統計上貧富國家之間「雙峰」分佈,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逐漸轉變為「單峰」的連續分佈,世界的「中間層」於焉出現。
中國從赤貧的「貧下中農」轉變為「中間階級」,既得利於穩定且以發展為重的政治環境和政策取向,其結果也使中國更加傾向於和平與發展。1950到1970年代,中國是世界的「革命者」,以打倒「帝國主義」的剝削為使命,有些自命不凡,但讓地球村內的權貴們頗覺不安。1980年代,雖然逐漸開放,阮囊羞澀的國家處境,中國在心態上還有些「農民工」的浮躁。到了新世紀,中國已成為地球村裡的小工頭、小老闆,雖然與村內的地主權貴們還有一些差距,但身份地位都已和過去極為不同。顛覆「新秩序」的世界革命,對於逐漸成為秩序內成員的中國來說,已愈來愈不具有吸引力。就像英國「經濟學人」才在不久前引述了一項調查,已發現中國人超過美國人,是世界最主張市場經濟的民族。
然而,身為中間階級的現實,又使中國比起那些權貴之家,更主張世界的民主。與權貴階層坐享其成、盛氣凌人不同,中國的「世界觀」是中間階級的勤勞致富,因此就像各國的中間階級一樣,中國的「政治觀」更具有全球的平等意識。中國一方面有意願積極維持當前的「全球化」秩序,另方面也對國際弱勢更能感同身受,從而更願意將心比心底進行國際性「慈善事業」。所有這些,都既像是一個市場國家內部的中間階級的利益所在,也像是這種階級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
基於上述,我們可以用「中間階級」這種經濟語彙,來向人們回答「中國的價值觀」、「中國的企圖」或者「中國的定位」之類疑問。當人們對於中國的經濟地位、價值取向和國家政策有了基本的認識,瞭解到中國的「階級利益」包含著許多善意和合作的可能,再讓我們談些更大的題目,例如「世界大同」。
聯合早報,200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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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观察....
南谷社区
今天先谈一个问题.
鄙人以为见,
人类社会的发展建设方向,
对人类关系来说,建设的层次应是,
男女平等,
人人平等,
民族平等,
种族平等.
社会关系的建设层次应是,
小家,
大家,
国家,
天下一家.
实际上,前秦,是分国家的,之后,中国基本已经建立了天下一家的概念.
并设计了天下政治等级秩序.
当然比较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阶段性,其主要特点是等级性.
纳贡还礼,
实际上送得少,还得多,所以可以看作是一种经济援助.
后来西方人搞出个民族国家概念,某种程度上是方向性上的倒退,或体现了落后性,而现在的经济的一体化及交流的扩展,一些权力又转向了国际组织,说明是在向全球一体化过渡,
但是,无论是西式的英特纳雄纳尔制服,或者中式的世界大同大褂,
都没有天下一家的概念合适和温馨.
大同,同什么?容易产生歧义,而且和中国传统文化及语言也不衔接.
天下一家,
家庭成员和和气气,但各有不同,各有所长,各有不同.
和地球村的意思也相近.
而且继承弘扬了中华的传统文化.
世界这个单词,
来源于佛教,指现实的人间,也是西天取经取来的.
家庭成员和和气气,但各有不同,各有所长,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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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
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实际上,中山先生的另一句话更加可人,
天下为公.
以前,天下是某人的私有财产,
江山社稷,亦或红色江山,如同猴山,是属于美猴王的.
那只是仍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高度上,
而理性认识的高度,认为江山社稷,属于公共财产了.属于公民所有了.
公共事务,属于公民大家的事情.不过,其它财产仍属于私有所有.
(马克思认为,还可以推而广之,不仅江山社稷,而且江山社稷上面的所有个人和财富也应是共有的)
自然,不仅我们可以认为国家为公.而且我们也可认为世界为公.这是一个趋势.
目前美国有的洲正在实验政府公司化.
即,把洲政府看作是一个公共事务管理有限公司来运转.
政府和公司
美国总统是一个公务员而已。是纳税人或选民的雇工.
纳税人是可以在报纸上随便骂他的。因为选民是雇主.
而公司老板是不可以随便骂的,除非你不想做了。因为你是雇工.
这叫雇佣(雇主和雇工)关系。
纳税人出资开办了公共事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你的权益资格叫选票。
聘用一位叫布什的做总经理(总裁),管理公司的日常工作。
这位总经理做得好不好,当然有关出资人(纳税人,选民)的年终分红收益。
所以,出资人(纳税人,选民)对他的工作进行评头论足,或者解聘他,那是太天经地义了。
再比如说,出资人出资雇佣公安公司管理院子外的安全。
对比一下,
股东出资开办了XXX股份有限公司。你的权益资格叫股票。
聘用一位叫XX的做总经理(总裁),管理公司的日常工作。
这位总经理做得好不好,当然有关出资人(股东,股民)的年终分红收益。
所以,出资人(股东,股民)对他的工作进行评头论足,或者解聘他,那是太天经地义了。
再比如说,出资人出资雇佣保安公司管理院子内的安全。
实际上,孔老夫子的话几乎都是很朴素的,毕竟还是人类在几千年前的认识高度的东西.当然对孔老夫子也不必苛刻,但现代人要注意,脑子要清醒.
比如说,和谐,
我们可以进一步地问,怎样才算和谐?
一,有问题大家蒙着,宁可草根树皮,勒紧裤带,也不解决问题?
二,或者有了问题,大家努力沟通解决?尽管这可能在形式上有吵架的味道.
西方人考虑问题似乎更深入一点,
归纳出了几个文化概念,
比如说,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显然,听听子曰,孔老夫子的和谐,更多地是停留在,
精神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一位的东西的和谐.自然用现在的眼光看,就经不起推敲了.
另外,和谐不和谐,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也得让别人赶到和谐.
不是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我看下面的例子,孔子很不和谐,也不礼貌.更不尊重别人.
连自己也做不到,却要别人做到,那不是在自欺欺人,就是伪善地在愚弄别人而已.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荀子宥坐篇:“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则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案:孔子诛少正卯事,始详于此,而尹文子大道下、说苑指武篇、家语始诛篇俱本之为说,
淮南子氾论篇:“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
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高诱淮南子注云:“少正,官名,卯其名也,鲁之谄人。”寻周书尝麦篇有大正之官,则少正官名之说有本矣,或则通谓之鲁大夫耳。
就像英國「經濟學人」才在不久前引述了一項調查,已發現中國人超過美國人,是世界最主張市場經濟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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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工人联合起来罢工要求涨工资的逻辑,理解上脑子有点不好用.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情况各不相同的.
每个人作为个人法人,和公司法人签订了经济合同,规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也包括劳动报酬.
如果你不满意,可以和公司法人谈的.
如同结婚离婚,好合好散.两相情愿的事情.
公司法人可以炒你鱿鱼,你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
何必要和别人绑在一起呢?这样不是变成讹诈和恐吓别人了吗?
当然,劳动安全保障等问题,是可以一起谈的.
显然,对公平的定义和理解,大家有不同的尺度标准.
劳动力作为一个生产要素,价格应按市场供求关系,进行买卖和浮动,并寻求最优配置方式来自由流动.
当然这可能带来微观经济上的工作的不稳定性.
但是在宏观经济上,显然可以获得更大的就业机会的稳定性概率.
世界需要中国的激励
2006年09月13日 08:22:35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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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世界的发展需要来自中国的激励。如果中国在其外交中体现出虽然还不成熟但却能激励世界的一种中国式的领导模式,让外界认识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只是依赖于美国和西方,中国是世界新的和平缔造者与维护者,那么中国就能自己主导外界关于中国崛起的辩论的主题。这一主题将不再是“中国崛起是和平的吗”,而是“中国将带来什么新的机遇”
21世纪世界的发展需要来自中国的激励
迄今为止,中国在回应西方对其发展前景的猜疑时,还是集中在试图向它们表明自己的和平意图,说服所有人中国不是威胁。但这样做是否有效,还是一个疑问。虽然西方广泛接受并欢迎中国的经济崛起,但似乎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崛起对它们来说也是一个机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分歧不可调和。中国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显示它与西方的差异是互补和互利的。如果中国的对外政策、信誉、经验与外交哲学被看作是解决当前共同的全球问题的资产,而不是潜在的障碍,它就可以在坚持自己外交原则的情况下使自己与西方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目前,西方的缺乏想象力,以及中国在扮演与其地位和实力相称的领导者角色上有时显得好像犹豫不决,使双方关系难以取得突破。但在未来,中国可能需要调整现在这种有些谨慎的外交政策。如果中国勇于塑造一种可以与西方互补的领导角色,那就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福音,对发达国家也将是巨大的激励。因为当前的现实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帮助,西方国家也无力单独解决一系列国际问题。实际上,当今世界的和平亟需有助于稳定的新生力量的注入和有别于西方的新领导模式的涌现。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争端与冲突,从伊朗核问题到黎以冲突,都从某种程度上暴露了近年来西方战略的失败。人们期盼世界和平的新的希望,并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崛起的中国。21世纪世界的发展需要来自中国的激励。
中国可以怎么做
那么,中国怎样才能使西方认识到它不仅是个经济机遇同时也是难得的政治机遇,并为世界和平带来新的希望呢?
当前的中国具有发展中国家与未来发达国家的双重身份,它正处于由发展中国家崛起为发达国家的过渡阶段。这一双重身份,为中国同时赢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信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有能力为世界提供一种中国式的领导模式,特别是在下面提到的三个领域里。在每一个领域,中国现在都受到西方的指责,但只要中国外交做适当的扩展,中国就能呈现给西方一个崭新的形象。
一、 中国作为新的全球中间人。
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美国总是想着“政权更迭”,欧洲总是没有实力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并经常被认为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心,而其他国家根本没有发挥重大作用的实力。中国则很不同。它既具备足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能赢得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因为长期以来具备的发展中国家意识能使它对这些国家的处境感同身受。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无所不能,但中国确实能扮演一个全新的角色——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资助、政治保护、外交斡旋,并帮助制定在它们看来公正的国际政治规则。这不是异想天开——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角色可能是中国在21世纪发挥全球中间人作用的预演。
现在,西方某些人批评中国“庇护麻烦政权”,作为全球中间人的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你们没法与这些国家建立信任关系,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成为公正的中间人。所以,你们不应该再给我们压力,要求我们改变与某个国家的关系,因为这样做会破坏我们的信誉,而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的信誉是解决当前很多问题不可多得的资产,至少你们自己没法提供这种资产。
二、 中国作为世界上支持第三世界发展的主要力量。
虽然欧美给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经济援助,并派遣一批又一批的经济学家去重新“设计”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但奇怪的是,很多得到这些“帮助”的国家却反而变得落后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受外界左右,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奇迹。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极具针对性和借鉴意义的,但它现在却受到一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关于其“剥削非洲”的指责。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又能借助自己的经验与技巧创造出强有力的外交信誉。发达国家的“慷慨”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的问题,发展只能通过经济上自主、主权上独立的国家参与全球贸易而实现;这些国家出现问题不是因为它们在全球化中受到了剥削,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完全参与全球化。中国有能力帮助它们融入全球化,并把它们看作未来的市场而不是需要“无私帮助”的“问题国家”。
中国当前在非洲扮演的角色,也许会成为支持第三世界发展的一种模式:全面更新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当地设立经济特区;推动非洲经济中被西方忽视的领域的发展;鼓励中国公司在高风险的地区投资(西方公司是不想在这些地方冒险的);相信非洲国家的能力,支持它们自己制定发展战略而不是听从西方的指挥。
三、 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缔造者。
关于中国的最后一个毫无意义的辩论是“中国的崛起会是和平的吗?”现在,对一些西方国家来说,中国崛起的最好前景只是不引发战争而已。但在这一点上,中国也可以通过塑造一个变革性的角色,使自己成为有助于世界和平的积极力量。上面提到的“全球中间人”只是中国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的一个层面,它指的是中国作为国际和地区争端的调解者。这一角色应该得到延伸:中国不仅是和平的维护者,还是和平的缔造者,同时也是冲突预防的主要参与者。
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最近发表的2006年度《全球和平行动年度评估》报告指出,想要发挥与其国际地位相称的维和作用,中国还需提供几千人的维和人员。笔者认为,中国不仅有能力填补这几千人的缺口,甚至有成为世界维和大国的潜力。联合国最近成立了维和委员会,现在还处于发展初期,中国的影响、参与及对国际维和活动的认识与建议能给其未来的性质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另外,中国反对使用武力的立场,不仅不是像西方所说的那样阻碍了冲突的解决,而是一种真正的解决冲突的途径。如果什么都需要用武力来解决,那么冲突来临之前西方国家又到哪儿去了?它们真的只会打仗,不会预防了吗?
停止说服,开始激励
实现上面提到的三个角色转变,当然需要时间,也需要相应的公共外交来配合。但只要中国尝试塑造这些角色,就能让世界感觉到未来中国令人耳目一新的发展轨迹。它告诉世界,中国将会用一种对全世界都有利的方式,在保障其重大利益的同时又不放弃它一直以来坚持的外交原则。这样做当然不会使所有人放心——那些希望把它看作一种中国的霸权战略或者那些仍然认为美国霸权是国际政治的样板的人是不会被它感动的。但中国的目标更多的应该是国际社会的“摇摆选民”,即那些愿意相信中国是政治机遇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对现在美国的领导模式失去了信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相信中国是世界政治中一个潜在的积极力量。
如果中国只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的领导,那么它还会陷入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利弊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中国是无法控制这类争论的。但如果中国在其外交中体现出虽然还不成熟但却能激励世界的一种中国式的领导模式,让外界认识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只是依赖于美国和西方,中国是世界新的和平缔造者与维护者,那么中国就能自己主导外界关于中国崛起的辩论的主题。这一主题将不再是“中国崛起是和平的吗”,而是“中国将带来什么新的机遇”。(司马安洲[英] 作者是英国外交政策中心研究员,本文由张锋翻译。)
所見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