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雲手札：Notes On Critical Pedagogy 沈阿昌的批判教育習作簿

在「以科學推動社會革命」（science for social revolution）的旗幟下，KSSP反對高耗能的重工業開發、核電廠興建、大型水利建設，而是藉由掃盲運動的組織工作，使科學家結合技術人員、教師、中學生、義工等等，有機地介入民眾的勞動生活：以民主的精神、集體學習的態度，共同研發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知識與技術，如小型水資源工程、社區電力網、醫療衛生、農業技術革新、社區經濟文化地圖……等等。

從「科學普及」到「人民的科學」，其差異不僅是科學教育的方式，而是進一步地反思追問：科技能夠引動的發展應走往何處？科技所帶動的利益最終造福於誰？科技知識的生產如何不成為少數人的「專利」？或者說，「科學」與「民主」如何能夠促成彼此的發展。

實際上，西方意義下的「科學」在進入中文語境的當時，就是跟「民主」的價值綁在一起的，二者同時成為五四運動的兩面大旗：賽先生與德先生。在西方「船堅砲利」壓迫的救亡圖存動力之下，五四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思索著如何「師夷技以制夷」，一方面則冀望透過全面學習科學方法與科學態度以「開化民智」，進而培養民主的精神與實作。

1949之後，作為「自由中國」的台灣，在國共內戰的背景與延續中華民族主義精神的動力下，五四的文人精神在戰後生長於台灣的知識份子身上仍然延續著。這尤其表現在《科學月刊第零期》的發刊辭上：「不僅要作為學生們的良好課外讀物，也要成為一項有效的社會公器；不但要普及科學，介紹新知，並且要啟發民智，培養科學態度，為健全的理想社會奠定基礎。」可見科學人在意的是作為「社會公器」之用的科學教育；而後來的中美斷交、保釣運動，從彼時的科學人紛紛投入愛國救國的行列中，更可見他們念茲在茲的是民族精神與民主價值。

如果說《科月》的發行與風行作為台灣科普教育的高潮，意思便是說，自此之後開始走下坡：科學教育與科技人才的培育開始專業化，五四以來的救國淑世精神沒有了，科教精神扣連上的是「全球競爭力下滑」的焦慮症：一方面透過科技教育使學生成為科技產品的消費者（如中學資訊教育長期獨重微軟系統），一方面則是希望透過科教所創造的勞動力市場能吸引全球金融資本的投資（如近幾年中學理化與生物的教育改革十分在意奈米技術與生物科技新知）；加上教育部對專利權、智財權等知識壟斷保護制度的強迫症似地宣傳，科教之路與民主精神已漸行漸遠。

如果論者以美牛進口、流感疫苗等「亂象」證實了科普教育的失敗，此失敗並非科教資源投入不足所導致。相反，此斷言本身卻證實了科教推廣者已背離了《科月》創刊的五四文人精神：作為「社會公器」的科學教育，以及，「為人民服務」的科學。

因為現在並不清楚「數位學生證」、「學生出入校園管理」到底要做什麼，學生也不清楚對於進出校園刷卡感應後，到底會發生什麼事，便查了一下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網頁。

在已經試辦學校的情況是，「學生進出校園，系統會自動發送簡訊至家長手機中，家長可以了解子弟進出學校之時間。」

而在「規劃推動項目」的說明中，其中竟然有一項：
校園設備管理：透過RFID貼在校園設備上，可透過電子地圖及讀取器追蹤校園設備位置及借還狀況。
所謂的RFID，就是悠遊卡、數位學生證所使用的系統。照這樣的說法，如果RFID可以透過讀取器追蹤校園設備的位置，是否也能夠用同樣的方式，追蹤學生身上RFID的位置？也就是說，在未來，除了能夠記錄學生進出校門的時間外，更能夠追蹤學生的實際位置？

資料來源：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06，＜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推動現況及未來展望＞，P.29～31。http://www.edunet.taipei.gov.tw/public/pub2_content.asp?SEQ=6258（上網日期：2007/3/2）。

報告書第29～31頁的說明、簡評如後：       

如果社會運動追求的是一種平等正義的理想，尋求一種更有尊嚴的生活方式，企盼一種人性得以自由發展的可能未來，社會運動便是一種結合愛、理想、與熱情的社會改造事業。有趣的是，「愛、理想、與熱情」，不正就是一位好老師所應具備的人格特質嗎......    

交代脈絡一下，這是一篇原本計畫投稿聯合民意論壇的失敗投書，因此寫作時假想的讀者，自然是聯合報的、關心教育的、或者剛好就是一個教師。如果是在不同的對話情境下寫出來，自然會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最後，文章收錄於《苦勞論壇》。    

「老師，我放棄了啦！」

「我啊，我實在已經拿她沒辦法了……之前中輟的時候也就算了。現在她會回來學校了，我只求她待在學校的時候不要給我惹事就好了！如果影響到班上其他同學，我真的很頭大……」

聽導師講到這裡，我實在談不下去了。傷心、又生氣！一股悶氣直卡在胸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