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願景與草根運動－2006台灣和平國際研討會

以和平為普世價值看東亞安全與世界和平的關係

洪裕宏
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教授
21世紀憲改聯盟 總召集人
2006年10月21日

一、 前言
　　這個演講的題目是主辦單位給的。和平作為普遍價值是和平主義的一種說法。和平主義反對戰爭與暴力，絕對和平主義者反對所有形式的戰爭與暴力，相對和平主義者反對某些形式的戰爭與暴力。至於哪些戰爭是可被容許的，並無明確界線。絕對和平主義是一個理想，一個講究實際的和平主義可能較切合現實。我的主張是，雖然有些戰爭和暴力不可避免，我們有責任去實現和平。



　　1996年杭丁頓(Samuel P. Huntington)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在這本書裡，他提出一個解釋戰爭與暴力的說法。他認為，未來所有的衝突都將是文化與宗教的衝突。

　　近些年來，東亞成為世界最不穩定地區之一，北韓與台灣海峽無疑地是兩個最危險地區。雖然許多學者嚴厲的批判杭丁頓學說，我認為他的概念架構仍然可用來解釋東亞地區的不安定。這是本文將要討論的主題。


二、文明衝突
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人類歷史已到了終點，因為人類社會已發展出最好的自由民主政治架構。意識型態的革命已不再需要，自由民主的架構足以解決一切可能發生的種種問題。

杭丁頓多少接受福山的看法，世界將不再因為意識型態而戰爭，但是，他認為不同文明的文化與宗教差異將是未來戰爭衝突的主因。文明的衝突將成為戰爭與暴力的主要形式。「文明衝突將主導全球政治。不同文明之間的嫌隙，將是未來的主要戰線。」

根據杭丁頓的說法，世界有十個主要文明，包括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回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中國文明、非洲文明、佛教文明、日本文明、以及「落單」國家如依索匹亞和海地。我們見證西方與回教文明的衝突，美國入侵伊拉克與911悲劇是兩個最顯著的事件。西方與中國之間的緊張，也被認為是對西方文明的嚴重威脅。我們似可預測在未來西方與中國兩文明之衝突無可避免。如果這個衝突果真發生，日本可能會站在西方那一邊，依杭丁頓的說法，東亞地區對和平的潛在威脅，是西方、中國與日本三個文明之間衝突的結果。

三、北韓與台灣海峽：二個不穩定點
北韓剛做過核子試爆，並且引起舉世譴責，南北韓之間的緊張看起來只是地區性的衝突，然而仔細研究，可發現南北韓的衝突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型態衝突的延續。雖然杭丁頓說世界將不再有意識型態的衝突，南北韓的緊張也許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亦是型態之爭的殘餘物。但是，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南北韓的衝突，已經被轉型為新形式的文明衝突。北韓已成為中國的代理人。這個衝突實質上已變成中國與西方文明間的衝突。

同樣的，台灣海峽的緊張也經歷類似的轉型。近年來，中國已發生戲劇性的變化，中國接受自由市場並朝向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發展。因此，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意識型態衝突，已經轉型為另外一種形式的衝突。


四、撕裂的國家
杭丁頓的模型無法解釋許多地區的衝突，包括台灣海峽。台灣海峽的衝突依杭丁頓的學說而言，並非文明衝突。然而，如上所述，這個地區的衝突已經不再是意識型態的衝突，為了分析台灣海峽這個個案，我們必須引用杭丁頓的撕裂國家概念。杭丁頓的撕裂國家的例子是土耳其。土耳其的歷史與文化都是伊斯蘭教傳統。然而土耳其的菁英卻採用西方價值、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等。

就某一意義而言，台灣的統治菁英很努力地保存中華文化與價值，但是這個努力卻遭遇強力的抵抗。為了維持自我認同，許多台灣人希望維持在政治上與中國的分離狀態，這樣的政治分離需要相當程度的文化分離來支撐，但是因為中華文化構成台灣文化的一大部分，這個文化分離運動至今並不成功。可以公平的說，台灣與中國的衝突，目前已非意識型態的衝突，而是政治與文化的衝突。我們可以將之瞭解為在中國大文明傘下的次文明間的衝突。

中國文明並非一個同質性的整體，杭丁頓視韓國與越南文明為中國文明，卻視日本文化為另一個不同的文明。如果杭丁頓的觀點是對的，我們應可預測越南與中國關係良好。然而，真相卻是中國長期以來都是越南的主要敵人。所以，許多東亞地區的衝突不能用杭丁頓的學說來解釋，我們必須使用次文明的概念。

雖然杭丁頓的文明衝突概念不夠細緻，次文明的概念卻可用來解釋許多戰爭與暴力的發生。杭丁頓所區分的10種主要文明，都不是同質性的。這10個主要文明其實都由許多次文明所組成。什麼是文明呢？一個文明指其宗教、核心信念與價值以及生活方式。依據這樣的說法，台灣、越南與韓國文化，都是中國文明的次文明。這些次文明在共享核心文化內涵之時，同時保有自己的文化特徵。

在400多年的台灣歷史中，大部分時期台灣與中國在政治上都是分離的。即便是國民黨所統治的50年，也是與中國分離。台灣文化不同於中國文化是明顯的事實。根據民進黨最近一份民調，60％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只有20％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在沒有政治考慮下，大部分的台灣人會認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核心價值與信念，都與中國人有明顯的差異。光是政治，無法解釋何以有這麼高比例的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文化認同一定發揮某種作用。

如果以上分析是正確的，經過修改的杭丁頓架構，可以用來解釋台灣海峽的衝突。杭丁頓認為文明的衝突無可避免。這種悲觀論調，引來許多嚴厲批評。有些甚至譴責他，認為他的理論只會增加戰爭，而不會消除戰爭。我認為杭丁頓的學說有助於瞭解衝突的本質，如果我們對戰爭與暴力的原因有較佳的理解，應可獲致較有效的解決之道。


五、衝突可避免嗎？
伯曼(Paul Berman) 在他的書《恐怖與自由主義》(Terror and Liberalism ) 中主張，衝突的產生並非導因於文化或宗教認同，而是因為族群之間哲學信念的差異。這個反對意見並沒有抓到重點。如果文化認同是由一組核心信念與價值所構成，那麼，文化認同的概念和伯曼哲學信念的概念，就沒有什麼不同。畢竟，哲學信念也是文化的重要成分。

文明衝突可避免嗎？杭丁頓的立場是悲觀的。薩伊得(Edward Said) 在他的文章， 「無知的衝突」 (The Clashes of Ignorance)中主張，衝突來自對其他族群核心價值和信念的無知。他批評杭丁頓文明之間動態互動與相互依賴的可能性。如果薩依得是對的，衝突的解決知道就是族群之間的對話，或文明之間的對話。改善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瞭解，我們就有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六、再論和平主義
在本文開始我說，絕對和平主意是不實際的。這麼說並不意味戰爭可具有正當性。我相信沒有任何戰爭是正當的。有時我們必須有戰爭，那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即令如此，我還是主張所有戰爭都不具正當性。身為台灣人，我們處在東亞最危險的地區。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確的，我們應竭盡所能去瞭解敵對的文化或文明。我同意薩依得的觀點，文明之間的衝突常常肇因為無知，文明的對話相信是消除衝突的有效方法。和平是終極與普遍的價值。這樣的信念，我們必須恆記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