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週前在阿力家一起看了日本電影「紀子，出租中」。用極端的手法來描述分崩離析的社會之結構單位「家庭」的毀壞。在這片殘破的廢墟中，人們為了滿足原始的需求，因此向仲介租用家庭成員尋求慰藉。片中的仲介組織招募出走自原生家庭的人們，以公式化的手段賣弄親情。真與假的界線既模糊又諷刺的呈現。（我還是不要說太多讓大家自己去看比較好）
看完這部片以後，我聯想到的是幾年前所看到同樣是日本電影「金絲雀カナリア」（鹽田明彥導演）。內容參考曾經震驚日本社會的「真理教」事件所改編。片中有相當多部分拍攝到關於在宗教組織內集體生活的方式。當時我看的感覺，只覺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議！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讓這些人願意拋下累積一生的一切，捐獻給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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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還看了村上春樹所寫的訪談集「約束的場所」。主要是採訪曾參加過真理教組織之成員的家人。企圖從較現實的線索來歸納出一些脈絡。不過即使如此，對於那個龐大的疑問我還是無法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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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紀子，出租中」後，我花了一週的時間讀了村上春樹所寫的另一本訪談集「地下鐵事件」。在距今1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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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驚訝的是，大部分的受訪者在遇害的當時，儘管身體上產生劇烈的不適，當下所想的居然是「要想辦法準時上班才行」！而在漫長的復原過程中，有不少人還是抱病工作，甚至加倍工作來表現，彷彿是為自己遇害而贖罪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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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可以替我長久以來的疑問找出一個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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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和日本是非常相似的國家，甚至可以說，台灣是追著日本的腳步在前進的。不管是好的一面或是壞的一面。好像前後兩班列車，必然會經過同樣的風景，或許朝向同樣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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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對於宗教團體迷惑人心的社會案件，多認為那是少部份教育水準偏低的人們才會有的情形。然而事實上，許多宗教團體逐漸走向「高層次」化經營。在真理教的情形中，相當多成員屬於社會高成就族群。在看完諸多訪談後，我甚至覺得這些參與真理教的人並不是愚昧的被矇騙，而是完全的放棄對於自我掌控的權利，將自己交付給組織。那是要經過何等慘烈的心理過程，才會走向這一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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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下鐵事件」一書中，精神科醫師中野幹三在說明沙林事件訪問中提到，人在受到創傷後，由於所受的恐怖感尚未能語言化，或是意識的迴路沒辦法處理，只好努力壓制下來，但不管如何努力壓抑身體還是會產生反應，因而產生身體化。此外還有整體性的迴避，為了忍受痛苦而耗盡精力，變成沒有身心餘裕去轉向其他行為，於是切斷了其他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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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指人在受到可見的創傷時所產生的現象。但如果所受到的創傷是「看不見的」，或者是「累積性」的，那是不是就會導向更嚴重的精神傷害，最後只能逃向一個放棄自我，把主權交到別人手中的地步。簡單說，就是把自己捨棄掉來拯救自己。但是，被捨棄的自己，還有可能被拯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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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中還提到日本古代社會中，凡接觸過災難的人會被隔離起來，以避免玷汙其他人。雖然這其中含有歧視的意味，但這樣的隔離，仍將這些人安置在社會的共體中照顧著。暫時不用參與工作，間接也給予機會慢慢痊癒。可是現在的社會，共同體的概念已經瓦解。因此看不見的累積性的精神創傷，漸漸讓這些人將自我隔離起來。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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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看著這些資料，我便越加覺得自己好像站在橋的邊緣往湖裡看去，有一股強大的力量要將我往下拉。一不小心，我們都有可能是參與組織的人。也或許，我們都曾用某種方式在過著那樣的生活。如果輕易的以為那只是單一的特殊事件，或是事情過去後就會好轉，那才是真正可怕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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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看過在生活中跌倒後又重新站起來的人，也曾看過受傷後便從此帶著那傷扭曲活著的人。我很幸運的度過了目前為止大部分的人生，得到很多人的關愛與照顧，這樣深深的溫暖到現在才徹底的湧現。最近的我經常在想，他者的人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不斷的閱讀與探問，企圖彌補那片被疑惑所佔據的廣大空白，同時還羞愧於自己的脆弱。即使我知道，多年後再回頭，必定會覺得如今面對的只是如此微不足道的迷惘。但是我不想就此別過頭。越是在這樣的迷霧中，我越想看清楚，睜大眼睛狠狠的看清楚，自己與世界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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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用了一個巧妙的比喻來談及真理教事件之於日本社會：「扣子到底是從什麼地方開始扣錯的呢？」這個比喻可擬大也可擬小。一次又一次的關卡中，哪一次是對的哪一次是錯的，我們完全無從計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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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等於沒有。」我們只會活一次，在走向「沒有」的結局中，除了連滾帶爬，我還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