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死亡與新生，標誌著歷史轉迭的潮起潮落。2001年
步入二十一世紀迄今，幾顆長年閃爍的文學星宿先後殞歿，豈止引出眾人傷感不捨的懷舊情緒。不久之後的新歷史雖然近在眼前卻渾沌未明，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台灣過去的文學世代正以某種猝不及防的姿態離我們遠去。
就民間習俗來看，人在度過七十天命之年以後，若一般非遭致意外、壽終正寢地亡故，非但不是件讓人沮喪的壞事，反倒應當要欣然以對。正如上述這些作家們的際遇，或許「時候到了」，帶著眾人滿滿的祝福與悼念離去，好歹也算是個結局不壞的歸宿吧。從編纂作品全集、邀集專人撰寫傳記回憶錄乃至畢生經典回顧式的研討會，他（她）們個人的死，乃促成了其筆下作品永存再生的完整性。
然而，有時這個世界的旅途並不總是坦然順遂。每個人在極其有限的生命裡頭，或許都會遇上那麼幾次與另一個世界擦身而過的偶然時機（因此，世界各地的許多民族往往都會有某些忌諱數字「四」或是避開「九」之類的禁忌）。在生與死的交叉口上，屢屢不乏稚嫩青年陰錯陽差地遁入了後者。
其中，尤其讓人諤然惋惜的，莫過於年輕天才「自我了斷」的驟逝。如果他（她）們在大去之前，又曾經遺留下些許信件或文稿的話，那麼無論如何-對出版商或讀者來說都是個足以聳動一時的驚爆話題。原本默默無聞的文壇新秀，總算有機會以「被遺忘的才子」之姿在大眾面前取得生前未能夠（或來不及）享有的注視與抬愛。而早已素有好評的知名寫手，更能藉由預知死亡的紀實性-將既有的創作成就推向另一高峰，不折不扣地成了絕對的遺書式寫作（比如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連命都不顧了，還有什麼放不開的」，我想，大概很少有人能夠完全克制窺伺他（她）們生前最後內在私語的好奇心吧？
在這文字符號氾濫得讓人耳目不瑕的資訊時代，一個人畢生唯一的一次-突來的死訊，竟成了已逝作者在庸俗市場習氣當中脫穎而出的最佳藉口（或契機）。雖然如此說法有點殘忍，但在這裡，「死亡」難道不也悄悄化身成了一種以「悼念」為名偷渡的文化消費嗎？
當放棄生存的主角們自願上演一齣付出生命以求解脫救贖的受難神話，其遺書（或遺作）無疑被賦予成為某種昇格的人間絕響，或是那永去不返的天鵝之歌。但若整起事件不只這般單純，且涉及人道不法作為，那可就演變成一場金錢、權力與情慾糾葛的羅生門了。在這當中，不僅出現「真遺書」，也可能有「假遺書」。距今七十餘年前，發生在彼岸上海的「阮玲玉事件」，可謂今日流傳於華人影視圈內頗具代表性的一宗遺書懸案。
1935年3月8日，一代影星阮玲玉在上海寓所服安眠藥自盡。消息傳出後，不僅上海市民自發為她送葬，前來瞻仰她的遺容的人成群結隊-其陣容浩大據說達10萬之眾，就連當時沉痾在身的小說家魯迅也化名「趙令儀」奮筆寫下了〈論人言可畏〉一文，深刻地揭示了阮玲玉悲劇的根源所在：「新聞之黑暗，司法之流弊，小市民的無聊心理，以及種種阿Q式的優越感，歸根到底那是個驅人於自殺之途的環境」。
就在她逝世不到1個月，其生前所在的聯華公司名下《聯華畫報》立即刊出了「阮玲玉紀念專號」，內容圖文資料彙整相當齊全-包括童年及家居照片、電影劇照、追悼會的告別畫面，以及-兩封署名阮玲玉親筆的「遺書」。奇妙的是，再過了約半個月之後，坊間另外一份名曰《思明商學報》的小雜誌又刊登了另外兩封不同版本-同樣也自稱是阮玲玉絕筆的遺書。於是乎，兩份遺書，多種說法，「到底誰殺了阮玲玉」的疑問就這麼輾轉流傳了好幾十年。
死亡，是解構生命的最大力量，惟有死亡能解脫「生」的相對性。因此，深切執著於「死亡」的緊臨另一扇門，通常便是通往積極「求生」的直接捷徑。換句話說，死亡的逼近，經常是激發人們「生存」的最有效催化劑。記得以前看過一個關於日本幕府末年的劍客傳說，內容曾描述有一種流派，新的繼承者最後必須跟師父進行生死決鬥，然後從性命交關當中領悟劍道的生存奧義。這或許也跟中國俗諺所說：「置之死地而後生」有某些異曲同工之妙吧。
如此說來，有些遺書，字面上看來雖是求死，但若把它把放在整個歷史脈絡來看，卻是展現求生意志的最佳反證-例如十八世紀德國最偉大的音樂家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最著名的「海里根遺書」（Heligenstadt Statement）。這是在1802年，貝多芬的耳疾惡化終至喪失聽力-導致他興起了自殺念頭時，所留下的一封沒有寄出的遺書。所幸，在他逐漸告別有聲世界的這段灰暗期間，貝多芬不僅沒有依照遺書內容去自尋短見，也沒有把遺書裡的忿恨悲涼語氣投射於樂曲創作，反倒陸續寫下了樂觀明朗的第二號交響曲-以及從死寂之中奔流出氣貫長虹的第三號交響曲。史實證明，貝多芬最後以實際的「生之行動」克服了遺書裡頭的死亡陰霾。正由於這封遺書的存在，更加襯托了貝多芬主宰個人意志的神話地位。然而，假若當年沮喪沉落於谷底的貝多芬沒能過了這一關，不僅這封「海里根遺書」可能就只是一張平凡的生前告白，或許就連整個西方古典音樂史也都要跟著全盤改寫也說不定。
也許，我們不得不承認，商業市場對於各種「遺書」無所不在的操縱痕跡。然而，真正大張旗鼓掛著「昨日的我已死」之名，將「遺書」文本形式的消費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者，在台灣大概要算是搖滾歌手羅大佑於1988年自費出版的《昨日遺書》了。這是一本最深得遺書之味的遺書，同時也是一本最不像遺書的遺書。
我說，《昨日遺書》之所以最深得遺書之味，主要是看在它極其勁爆的自白內容-所有說出來會直接得罪人、平常罵不出口的尷尬話語，在這裡頭都找得到，十分具備了捨生之人「豁出去」的潑辣勁道。特別是他對於某位影劇版女記者指名道姓的強烈批判，或許更是台灣有史以來最為鄙夷仇視「記者」這一行業的指控文字。凡是看過的人，應該都忘不了這位被羅大佑「點名」抨擊的女記者全名。
相對地，《昨日遺書》之所以最不像遺書，乃在於它自始至終一再透過公開宣傳的手法-讓所有人都知道這是個完全沖著「羅大佑之名」的消費文本。二十年前，甫從印刷廠出爐的《昨日遺書》曾被批評「整本書像是內容粗糙的盜版品，除了封面尚可其餘一無可取」。而書中夾雜著大量看似用傻瓜相機任意拍攝的夜市小吃店、牛肉場海報、中正紀念堂打太極拳的老人身影、眷村老街、黨國標語、清道夫、飆車族等台北街景，也曾被當時的讀者抱怨：「胡亂拼湊的幾篇牢騷，居然可以混亂拼貼成一本書」。然而，二十年後，光陰的焠鍊卻讓我們對於這本書起了莫名的化學變化。如今看來，《昨日遺書》倒是相當貼切地呈現了諸多台灣八○年代的一種調調（或風貌）。
到了2002年，隨著羅大佑的音樂事業重心逐漸轉移至中國大陸，當地「現代出版社」特別為他發行了最新簡體增訂版的《昨日遺書》，並隨書附贈音樂ＣＤ。再次以略加花樣的消費手法，擄獲了彼岸歌迷讀者的心。
同樣的文本，在歷史變遷的映照下往往呈現出不同解讀意函，就連「遺書」亦不例外。
